1938年11月13日，火光染红了湘江两岸。三天三夜的烈焰把千年古城长沙几乎夷为平地，“文夕大火”自此写入史册。站在湘江边默默流泪的，不只有城里逃出的百姓，还有远在东安老家，听到消息后长叹不已的唐生智。这位久别政坛的湘系元老，自此把“火烧长沙”四个字记在心底，难以释怀。
二十多年后，1964年12月，北京阴冷的夜色中灯火通明，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筹备已进入尾声。湖南代表团下榻的招待所里，却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牌桌议政”。程潜“颂公”请来了三位故交——唐生智、陈明仁、周世钊——说是要凑一桌“红桃A”，其实另有深意。
扑克牌刚发完第一轮，程潜放下手中花色，像闲聊一样抛出一句：“听说大会准备推张治中当人大副委员长，各位怎么看？”屋子里烟雾缭绕，陈明仁与周世钊相视一笑，并未表态。唐生智手一抖，方块K甩在桌面，“我反对！”声音压得低，却透着倔劲。
他举的理由没有新意，却句句扎心——“当年长沙一把火，十万湘民颠沛流离，谁忘得了？张治中是罪魁，凭什么进常委？！”长沙土话带着火药味，连门外的警卫都听得真切。
气氛一下凝固。程潜慢慢合上牌，端起茶碗润了润嗓子，才开口：“孟公，别急，听我说几句。”这一声“孟公”，是对唐生智的尊称，也透露出多年战友情谊。程潜清楚好友的痛点，可他更明白中央统战的深意。
往事不必讳言。1937年，张治中率军血战淞沪；1944年，他奉命出任新疆督办，平息马仲英旧部叛乱，暗中庇护了大批被囚的共产党人。1949年春，蒋介石命令枪决在新疆的两百余名中共干部，张治中却机关算尽，将名单一分为二，先行暗示看守“拖延”，终保全部生还。程潜缓缓道：“若论罪，火烧长沙是过；可若论功，保住那许多人命，也是大功。过能抵功，这不正应了党说的‘立功赎罪’吗？”
“有意思的是，”程潜再把话锋一转，“咱们几个谁敢说两手干净？南京失守，我担了责；你在东安既有功劳，也有旧账；陈司令当年长沙一役，可也和解放军拼过刺刀。可共产党照样让咱们干事——全是看重咱们肯为老百姓出力的心。”
唐生智沉默了。他想起1949年夏，藏在自家稻草垛里，白崇禧派兵围屋搜捕的情景；也想起解放后重回长沙街头，百姓拍着他的肩说：“孟潇老总，老长沙多亏你替我们说话。”军装换成了灰布长衫，可那份“为乡梓尽力”的执念没变。
“张治中若不该用，中央不会提名。”周世钊把手中“一条龙”轻轻放下，语气平和却笃定，“这几年，他在全国政协跑前跑后，为新疆、为少数民族自治没少出力。这份账也得算进去。”陈明仁点头，“是啊，咱们打过仗，最知道止战有多难。和平将军，名不虚传。”
牌局继续，谁输谁赢已无人计较。夜深，窗外北风拂过梧桐，纸牌翻动的声响像鼓点。同样的节奏，在二十五年前也曾敲在三湘大地上——那时，程潜主政湖南，陈明仁坐镇长沙，唐生智则在乡间组织“自救会”，一南一北唱和，配合解放军南下。省城易帜后，湖南得以免于大兵团决战，这桩功劳，三人都记账，却都轻描淡写。历史对功过自有衡量，他们更看重的是后来几十年中不再听见枪炮声。
“行了。”程潜把最后一张牌扣在桌面，“明天散会时，大家可别忘了投票。有人赞成也好，反对也行，可得想清楚是哪头更符合大局。”说罢，他抬眼望向唐生智。老人沉吟半晌，终于点头，“颂公说得有理，这票我投赞成。”
1965年1月4日，人民大会堂内，张治中以高得票率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会场上灯火辉煌，掌声里掺着岁月沉淀的许多故事。外人或许只看到“和平将军”再登庙堂，知情者却知道，那背后既有中央深思熟虑的统战谋划，也有湘中老将们在牌桌上一番推心置腹。
张治中对此并不知情。会后，他只是悄悄拜访了唐生智。两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相对无言良久，张治中先开口：“长沙那场劫难，我愧对乡亲。”唐生智摆手：“过去的事，总要向前看。你好好干，别让我们老乡再失望。”两人对视，满目沧桑，各自心里都卸下了一块沉甸甸的石头。
这一幕并非传奇，而是那代人的真实写照：败过，悔过，更在国难时并肩。正因为看够了烽火，他们在共和国的新篇章里，格外珍惜每一次携手。把个人恩怨放在国家大局之下，大概正是程潜所说的“看得远”的涵义。几十年风云翻覆，如今回望那场小小牌局，不禁发现，湖南老兵们的胜负手，从来不在桌上，而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