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的南京城，防空警报声如裂帛。炮火轰鸣间，一间狭窄的牢房里，年过花甲的陈独秀躲在一张木桌下劫后余生。灰尘未散，他第一句话却是询问门外值守的潘兰珍是否安然。这一刻，外界的枪炮与内心的牵挂竟成了鲜明对照，也为他此后五年跌宕的晚景埋下伏笔。
时钟拨回12年前。1930年初夏，陈独秀隐居上海静安小弄堂，邻居家年仅二十出头的女工潘兰珍每天忙于纱厂三班倒。那一年，她还不知道，这位戴圆框眼镜、步履匆匆的安徽老先生，曾是《新青年》的灵魂，也是风云激荡的五四“总指挥”。两人因一面萍水之交而渐生来往，贫寒出身的姑娘从这位学术泰斗身上学会拼写古汉字，而他在她质朴的眼神里重拾平生未有的宁静。
两年相依，他们悄然成家。为了弥补无法生育的遗憾，夫妻领养了一个女婴，取名“潘小妹”。家中布衣粗食，夹杂书卷清香与锅巴焦味。街坊茶余饭后常议论：那位“大学问家”竟自在弄堂口排队赊米，可转身却把朋友送来的润笔费折成纸鹤塞进书页，哪怕翻来覆去也不肯动那只旧皮箱。
1932年，一纸逮捕令打破平静。陈独秀被押解南京，身份完全暴露。有人劝潘兰珍脱身远走，她摇头只说十个字：“既嫁从夫，生死自不离。”监狱外，她租下低矮棚屋，每日打短工，攒几个铜板为夫君送饭、送书。典狱长感其坚守，默许两人隔窗促膝。陈独秀得以在囚室里整理文字学札记，《韵略》《说文训诂》稿本皆出于那段铁窗时光。
1937年底，两人随大批难民西赴重庆，再转江津。江津石墙院三间青瓦房，竹篱间种着番薯与土豆。通货膨胀如脱缰野马，银元日日贬值，昨日能买半斗米，今日只剩一撮糠。陈独秀把仅余的稿费摊开数数，“还是不能动”，他喃喃自语。那是国民政府教育部早年预付的两万元稿酬，他坚持不改《小学识字课本》书名，因而拒收尾款，也拒绝动用这笔钱。名声二字，他看得比温饱还重。
1940年前后，一捆又一捆朋友寄来的布票、米票帮他们渡过寒冬。柏文蔚脱下的灰鼠袍，朱蕴善背来的两只瘦鸭，都让这对清寒夫妇心生温暖。可盗贼半夜撬窗，连同几件棉衣把那方“独秀山民”印章与珍藏手稿一并洗劫而去。陈独秀伏在床沿，拍案长叹，嘴里仍是文人骨气：“字可以再写，气节不能再失。”
高血压、胃疾、风湿轮番缠身。为了省药费，他常以玉米须、蚕豆花煮水疗病。1942年5月，一个闷热的午后，他多吃了几口四季豆烧肉，肠胃剧痛彻夜。25日拂晓，他叫来潘兰珍与子女，声音低却清晰：“兰珍，这两万不能动，它代表我做人底线。倘若有人对你好，改嫁即可。”短短一句遗嘱，道尽一生坚守。
外人奇怪：囊中尚有巨款，为何宁肯向邻家借米？答案并不复杂。对陈独秀而言，那两万是讨价还价的筹码，更是自证清白的凭据。只要它静静躺在箱底，世人便知他没同任何政治势力做交易；一旦花掉，难免被讥“卖字求荣”。在旧时代，文人的气节往往细若游丝，却又刚似寒铁。
陈独秀在江津长眠，身后萋萋荒草。潘兰珍遵嘱，从未打开那只皮箱。直到1952年，北大来人整理遗存，才在破旧木柜底板发现一摞发霉的银元兑换券。纸面已斑驳，但“教育部字第×号”依稀可辨，人们这才恍悟：一段风雨，一份骨气，一处封存。
回看陈独秀后半生，荣辱交织。曾经领风气之先，却也尝尽世态炎凉；曾经喊出“德先生”“赛先生”，终落得借米度日。有人说他性格执拗，有人说他识时务不够，然而正是这种不肯弯腰的倔强，让时代留下一个关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坐标。若无此坐标，中国近现代史的底色恐怕要黯淡几分。
潘兰珍此后再未改嫁，靠缝补与开小卖部度日。乡邻问她为何不把那笔钱换米换油，她笑而不答。那口风化的旧木箱，始终放在屋角，用布盖着。凡是到访者，皆能看见箱盖上新添的香灰——那是她每日焚香为亡夫默祷时留下的痕迹。倔强与守护，在这一对相差三十二岁的伴侣身上，化作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