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可以立法从源头狠治电诈，我们为什么不能？

当泰国一部“狠辣”的反电信诈骗法律在国内网络刷屏时，无数被骚扰电话折磨得不胜其烦的国人，心中都涌起同一个尖锐的追问：泰国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难道是没想到这一招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在电信技术、风控能力早已跻身世界前列的今天，治理骚扰电话与电信诈骗，技术上已不存在任何障碍。真正让人无奈又失望的是，我们缺失的从来不是技术，而是直面问题的勇气、厘清责任的逻辑，以及让强势方担责的决心。

前段时间，美国对我国骚扰电话问题发出最后通牒，我们看似“躲过一劫”，但骚扰电话依旧如附骨之疽，从贷款推销、房产中介到诈骗陷阱，无孔不入地侵占着每个人的生活空间。

泰国的立法行动像一面照妖镜，照出了我们在治理此类问题上的思维惰性与责任错位，更照出了普通民众在系统性漏洞面前的无助与卑微。

这场治理困局的背后，是一场长期上演的、对弱者苛责、对强者纵容的逻辑闹剧，而短期内，这场闹剧似乎看不到收场的迹象。

泰国这次出台的反电信诈骗法律，之所以能引发国内舆论的强烈共鸣，不在于条文的严苛程度，而在于它第一次把一个长期被回避、被模糊的核心问题，堂而皇之地摆上了台面——

电信诈骗从来不是受害者单方面的“愚蠢事故”，而是相关机构失职失责导致的系统性失守。

按照这部新法律的核心精神，只要民众遭遇电信诈骗，不仅可以追究骗子的刑事责任，更有权向提供通信服务的电信运营商、提供资金流转通道的银行提出索赔。

这一规定看似“简单粗暴”，却精准地戳中了电信诈骗治理的要害：诈骗行为的实施，离不开通信通道的支撑、个人信息的泄露以及资金流转的便利，而这些关键环节，恰恰掌握在运营商、银行等拥有强大技术、资源和话语权的机构手中。

泰国法律用明确的责任界定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谁掌握着关键资源，谁就该承担相应的义务；谁为诈骗行为提供了便利，谁就该为损失买单。

反观我们身边的情况，这样的逻辑却显得格格不入。每当有电信诈骗案件曝光，网络评论区的画风几乎从未让人“失望”：“这么低级的骗局也能信，活该！”“贪小便宜吃大亏，怪谁呢？”“验证码是你自己给的，怨不得别人！”“反诈APP你怎么不下载？”

受害者刚刚经历财产损失的痛苦，紧接着就要承受来自全网的“二次审判”。

我们的社会似乎早已习惯了一种简单粗暴的道德清算：把所有责任精准地压在最弱势的个体身上，用一句“你自己不小心”就轻松完成了对问题的“闭环处理”，然后心安理得地离场。

可只要稍微动用一点逻辑思维就会发现，在电信诈骗的链条中，有三个更关键、更核心的问题，始终被集体忽略、集体回避：

其一，骗子手中那些精准到令人恐怖的个人信息——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家庭住址、消费记录甚至出行信息，到底是谁泄露的？是电商平台、快递公司，还是银行、运营商，抑或是某些手握公共数据的机构？

其二，那些显示为“未知号码”“境外号码”的高风险虚拟号码，为何能长期、稳定、批量地通过运营商的基站拨出，畅通无阻地骚扰亿万用户？运营商作为通信服务的提供者，难道真的无法识别、无法拦截？

其三，那些被诈骗的资金，往往能在秒级内被拆分、转移，最终流向境外，而银行号称“全球领先”的风控系统，为何一次次形同虚设，连基本的资金流向追踪都做不到？

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出现在那些义愤填膺的骂声中。运营商和银行在这套叙事体系里，被巧妙地塑造成了“无辜的旁观者”——

就像一个卖刀的人，一边把刀磨得锃亮，批量销售赚取丰厚利润，一边眼睁睁看着凶手持刀伤人，事后却理直气壮地辩解：“杀人是凶手的事，跟我卖刀的没关系。”

更荒诞的是，我们的社会居然普遍接受了这种强盗逻辑。

我们不去要求掌握数据、通道、技术和规则的强势机构承担应有的责任，反而逼着每一个普通民众练出一双“火眼金睛”，去对抗一个由信息泄露、技术优势和制度漏洞共同构成的庞大诈骗系统。这哪里是反诈，分明是赤裸裸的甩锅！

泰国的立法之所以能引发我们的集体羡慕，本质上是因为它遵循了现代法治社会最基本的责任分配原则：

在一个理性的社会里，掌握更大能力、更多资源、更强技术的一方，理应承担更高的义务。这不是情绪化的判断，而是基于逻辑和公平的必然要求。

强者之所以能成为强者，不仅因为其自身的能力，更因为其占据了更多的社会资源和公共话语权，相应地，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也理应更大。

可为什么这样的逻辑在我们的社会中却如此稀缺？答案或许早已写进了我们的成长路径和社会文化里。

从小到大，我们接受的教育，更擅长训练记忆，而不是训练思考；人文学科靠标准答案定优劣，理科强调结果正确与否，却很少有人教我们如何清晰地定义问题、梳理因果链条、划分责任边界。

我们的日常语言中，充满了模糊、暧昧、可进可退的话术，那些试图追问逻辑、厘清边界的人，往往会被贴上“钻牛角尖”“太较真”“不懂变通”的标签；相反，那些擅长模糊概念、偷换因果、绕开问题本质的人，却常常被夸“会说话”“情商高”。

久而久之，我们的社会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共识：较真是有成本的，听话是最安全的。

于是，逻辑思维成了一种被系统性冷落的能力，甚至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特质。

当逻辑缺席，我们就看不清诈骗背后的结构性责任，只能把怒火发泄在最弱势的受害者身上；

当逻辑缺席，我们就拆不穿那些看似有理、实则荒谬的话术陷阱，只能被动接受那些“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解释；

当逻辑缺席，我们甚至意识不到责任分配的错位，反而觉得“受害者活该”的论调天经地义。

这样的逻辑缺失，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随处可见。“为了你的安全，所以外面很危险”，这句话听起来关怀备至，可一旦用逻辑推演就会瞬间崩塌——

安全的核心是风险管理，而不是封闭自我、限制自由；“出口受阻，所以要拉动内需”，看似因果自洽，却刻意回避了“内需如何真正被激活”的关键前提——普通民众没有稳定的收入预期、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如何敢放心消费？

这些话术之所以能反复奏效，之所以能成为某些机构推卸责任的借口，本质上就是因为逻辑在很多人的思维里早已成了摆设。

更危险的是，当逻辑缺席，“辩证思维”就被滥用成了不讲道理的挡箭牌。

成功了，就是“战略正确”；失败了，就是“前进中的曲折”；无论结果如何，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而责任却永远模糊不清。

你跟他要证据，他跟你谈态度；你跟他谈规则，他跟你讲大局；你跟他谈逻辑，他跟你讲立场。

在这样的语境下，没有真相，只有立场；没有标准，只有话语权。强势方永远可以用“大局”“态度”“立场”等模糊的概念，回避自己应尽的责任，而弱势方只能在话术的裹挟下，默默承受损失。

而形式逻辑，恰恰是这种语言游戏的天然克星。它不允许偷换概念，不接受模糊因果，不承认因人而异，它是现代科学、法律和制度运行的底层骨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就将逻辑学列为仅次于数学的第二重要基础学科，因为它直接决定了一个社会整体的认知质量。

有人说过一句极为精辟的话：“如果知识是房间里的宝藏，那么逻辑就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没有钥匙，知识只是堆积；有了钥匙，思考才真正开始。”

遗憾的是，在我们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中，这把“钥匙”被长期遗忘了。大多数人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逻辑学，也不具备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

于是，面对电信诈骗，我们只能骂受害者“愚蠢”；面对机构的失职，我们只能接受“已加强监管”的空洞承诺；面对责任的错位，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哪里出了问题。

这不是个人的愚钝，而是整个社会长期忽视逻辑教育、漠视逻辑思维的必然代价。正如逻辑学家殷海光所说：“唯有大力发展逻辑学，国人的认知水平才能得到根本性提升。”

而认知水平的缺失，恰恰是我们治理骚扰电话、电信诈骗等社会顽疾的最大障碍。

回到最初的追问：泰国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其实答案早已清晰：不是做不到，而是不想做，或者说，是不愿意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和责任分配模式。

运营商靠短信、电话推送广告获取巨额利润，靠虚拟号码服务赚取额外收益；

银行靠资金流转业务盈利，风控系统的升级改造需要投入大量成本；

某些手握公共数据的机构，对数据泄露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存在内部人员与诈骗分子勾结的可能。

在这样的利益格局下，要求这些机构主动承担责任、切断诈骗链条，无异于与虎谋皮。

我们并非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电信条例》《个人信息保护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等一系列法律条文早已出台，可为什么骚扰电话和电信诈骗依然猖獗？关键就在于执法力度不足、责任追究不到位。

对于运营商和银行的失职行为，往往只是象征性地罚款了事，罚款金额与它们的违法收益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根本起不到震慑作用。

更重要的是，这些法律法规并没有像泰国的法律那样，明确赋予受害者向运营商、银行索赔的权利，也没有建立起便捷、高效的索赔机制。

受害者想要维权，往往要面对漫长的诉讼流程、高昂的维权成本，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前段时间，美国对我国骚扰电话问题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要对相关运营商实施制裁，我们的相关部门迅速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骚扰电话的数量一度有所下降，看似“躲过一劫”。

但这种“被动应对”的治理模式，注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一旦外部压力消失，骚扰电话就会卷土重来，因为产生骚扰电话的土壤依然存在——利益驱动没有消除，责任机制没有建立，逻辑缺失没有改善。

作为一个普通民众，我们能做什么？下载反诈APP、拒绝陌生来电、不轻易泄露个人信息、提高警惕……这些都是我们被反复告知的“自保措施”。

可即便我们做到了这一切，依然无法完全避免骚扰电话的侵扰，依然无法保证自己的个人信息不被泄露。

当一个社会把治理社会顽疾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每个个体的“自保能力”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我们不得不无奈地承认：短期内，骚扰电话问题根本无法杜绝。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需要重建责任分配逻辑，需要加强逻辑教育提升全民认知水平，而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

我们可以羡慕泰国的“狠法”，可以批判国内的责任甩锅，但最终，或许只能在一次次的骚扰电话铃声中，无奈地按下拒接键，继续在“自保”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这种妥协，不是因为我们愿意，而是因为我们别无选择。

泰国的立法行动，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不是要制定多么严苛的法律条文，而是要重建一种基于逻辑和公平的责任分配机制，让责任回到该承担的人身上。

骚扰电话和电信诈骗的治理，从来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逻辑问题、一个责任问题、一个制度问题。

如果我们不能打破“苛责弱者、纵容强者”的病态逻辑，如果我们不能让运营商、银行等强势机构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如果我们不能用法律的武器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如果我们依然忽视逻辑教育、任由模糊话术横行，那么再多的“反诈宣传”、再严的“紧急措施”，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

骚扰电话依然会猖獗，电信诈骗依然会频发，普通民众依然会在系统性的风险面前无助又无奈。

逻辑学家殷海光曾说：“逻辑是人类理性的基石，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标尺。”

一个社会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上，更体现在认知水平的提升和逻辑思维的普及上。

当我们的社会能够清晰地定义问题、厘清因果、划分责任，当我们的法律能够让强者担责、让弱者免责，当我们的民众能够用逻辑识破话术、用理性维护权益，那么骚扰电话这样的社会顽疾，自然会迎刃而解。

可惜的是，这一天的到来，还很遥远。

在那之前，我们或许只能继续在骚扰电话的铃声中，忍受着无奈、失望与妥协，一边羡慕着泰国的“狠法”，一边追问着那个无解的问题：泰国能做到，我们为什么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