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伊朗那边很闹挺，有很多人都在关心相关的消息。那么关注伊朗局势的人心里可能会产生出一个疑问…………先说结论，我相信这个日期不会太遥远。
不过，这个所谓的巨大变化不会马上发生，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变换过程。因为国情不一样，国民性不一样，这就造成整个的变化它的节奏是不同的。
所以，现在是一个要变不变、以拖代变、百年大变的局面。这样的历史变化过程，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改朝换代。不用怀疑，改朝换代就是历史，就像一辆列车驶离上一个站点后必然会停靠下一个站点，只是这段行程所需时间长短罢了。
那么为什么有的列车走这段路时间长，有的列车时间短呢？今天，我就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开门见山地说，伊朗的这个制度是一个衰落特别快、腐朽特别快的制度。我个人把这个特征称之为“熵增”。熵增速率特别快，它包含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腐败程度，第二个方面是制度效率。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展开今天的话题。
“熵”我们知道它原本用在物理学，用来衡量系统当中的无序度、随机性或者是能量分散程度。而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在孤立系统当中，事物总是自发地从有序走向无序，混乱程度会不断增大。这个概念也经常被使用在社会学的相关研究当中。
一个社会如果不能够设计一套制度来减缓熵的增加，或者对外吸收新能量，那么这个社会很快就会失去秩序，从内部瓦解。根据这样的基本规律就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历史发展的观念——任何国家和政府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和崩溃。
但是，如果制度设计不合理的话，国家政治系统的熵增速度会特别快，造成国家会比正常情况更快速地衰落，并且改朝换代，类似于“未老先衰”的状况。
国家秩序的熵增现象，外在表现有两个：第一是官僚机构的腐败程度，第二是制度本身的效率高低。两者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腐败程度越高，制度的效率自然就越低，反之亦然。通过这两个方面，可以直接观察到一个国家的兴衰周期以及政权所在的具体阶段。
实际上已经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比如中国学者杨德才，在《中国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这本书当中，就采取了这个思路，并且结合美国的制度经济学来分析中国古代王朝的衰落规律。
如果用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腐败会直接影响制度的效率，它主要表现在交易费用不断增高。而交易费用不停增加的结果，就是人们倾向于不再交易，经济从自由贸易转变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这个时候，帝国的财政实力和各方面实力就会大幅衰弱。再加上官僚系统贪腐成风、各部门行政效率低下，此时只要出现天灾、农民起义、外族入侵等等重大风险事件，王朝就会很快覆灭。
这本书中有一张坐标图，直观地说明了我想表达的问题：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国家的制度效率。国家从建立到崛起，代表从A点到B点的运动，也就是左侧周期——这个时候制度效率比较高，国力不断积累。但很快，国家制度效率开始下降，国力随之衰弱，也就是从B点到C点的运动。
当信息系统无法将真实消息传递到决策中心时，整个政体已然瘫痪。这就像人类神经坏死——身体疼痛却传不到大脑。身体一点点坏死，大脑仍以为健康，却实已病入膏肓。
C点之后，就会发生改朝换代。实际上，这个坐标是动态的：如果一个国家制度设计不合理，那么制度效率的衰落会非常迅速，造成右侧的曲线特别陡峭，改朝换代会提前到来，发生在C1的位置。相反，如果制度设计更合理，右侧衰落曲线会更加平滑，改朝换代会在更远的C2点发生，也就是推迟——通俗来说，这代表国运会延续得更长。
以清朝这样的集权专制王朝为例，虽然清朝还不算特别专制，因为其保留了基本的民间自治、保留了农村的乡绅体系和宗族治理体制。但即便如此，清朝制度效率的衰退和腐败程度，仍然是非常惊人的。
清朝官员的腐败首先来自于对政府工程款项的贪污，这种问题在晚清时非常严重。比如中央政府拨款治理水灾，这些资金大部分都会被官员贪污收入个人金库。根据《清史纪事本末》第45卷记载，十九世纪咸丰皇帝时期，南河税费五六百万金，而真正用于工程者“十不及一”，其余皆供官吏挥霍。河帅宴客一席，所需“恒毙三四驼五十余豚，鹅掌猴脑无数，食一豆腐亦须费数百金”，可见其奢靡。
如此骄奢淫逸，工程方略无人讲究，必然造成全国豆腐渣工程遍地，公共产品与服务几乎等于零。官员也对政府赈灾拨款大肆贪污。《清德宗实录》卷168记载，1882年安徽省大水，灾民遍地。当时直隶候补道周金章领赈灾银两17万两赴安徽，但最终只拿出2万多两用于赈灾，其余统统中饱私囊，而灾民只能自生自灭。
后世历史学者统计，清朝官员的官方固定收入并不高，但各种额外灰色收入约为固定收入的19倍，可谓极为可观。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拨款几乎成了官员的提款机。表面上看政府在不断建设国家，实际上效果为零，民众自然不会真心支持这样的政府。
专制王朝的腐败风气，尤其集中体现在军队上，极大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使王朝更易覆灭，最典型的例子是满洲八旗军。八旗军原本是最有战斗力的军队，建国后天下太平、物质充裕，渐渐腐化，八旗兵从军人变成游手好闲之徒，结果清朝防御与治安只能依靠汉人绿营军。
到太平天国战争时，连绿营也靠不住，只能动用曾国藩湘军与地方武装。政府军的实力一落千丈。到19世纪末甲午战争前夕，军队腐败更深：军费总额800多万两，约700万被挪用。
北洋水师号称亚洲第一，却早已堕落——训练敷衍，军官常嫖赌无度，甚至用军舰运输走私货牟利。每逢上司视察，就“临时抱佛脚”搞形式演习。《盛宣怀档案资料选集中日甲午战争一册》记载：“北洋水师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是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简单说，就是演习只打固定靶，不讲实战，只求表演效果。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这种迅速腐败、效率迅速降低的制度，其背后是否有规律？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原点——理解专制制度的特征。
专制社会的重要特点是封闭，包括两个方向：对内封闭、对外封闭。这种双重封闭导致体制迅速腐败。
历史上凡集权专制国家，基本都遵循同一个悖论：随着集权确立，经济发展、人口增加，税基扩大——按理说国家应更富更强。但事实上，当天下太平、经济繁荣时，体制内腐败反而滋生，财政资源大量被腐败吞噬，政府掌控的实质财富反而减少。
也就是说，经济扩张并不会增强专制政府的国力，反而会促生腐败，加速衰落。
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学者孙传炜在《规模与王朝衰落——中华帝国晚期的委托代理问题》一文中论述了这一机制：专制体制下皇权集中，地方无实权。皇帝需设代理人传达、执行政策，这些代理人即官僚。经济产出越大，税基扩大，官僚越可能滥权寻租。
他们常与地方豪强家族勾结，暗中减免税收，让小民负担更多；或官商勾连，为商业行为开后门等等，在此不一一赘述。结果是：经济越扩张，贪污越严重，政府财力流失越多。典型的例子就是清政府在18世纪经济扩张后，十九世纪财政反而减弱，这预示晚清乱局的到来。原因正是官僚（代理人）集体腐败，使国家管理体系形同虚设。
可以说，专制国家搞经济发展，实质后果往往是助长腐败，加速自灭。因为专制制度天生熵增速率高，越反越腐，效率越低。
新加坡学者孙传炜所说的代理人问题，本质是“信息传递”。官僚应当上传下达，帮助统治者决策。但一旦官僚为了私利而造假，政府便陷入信息错乱。
自由开放社会有多重信息渠道，可相互印证，提高决策正确性。而专制社会恰恰封锁信息渠道；官僚体系垄断传播，又无监督，结果虚假信息泛滥，皇帝依据假消息决策，误上加误，国力骤降，社会崩溃。把原本还能延命的资源迅速消耗殆尽，使“临界点”从右侧的C2快速推到左侧的C1。
当信息系统无法将真实消息传递到决策中心时，整个系统已然瘫痪。这就像人类神经坏死——身体疼痛却传不到大脑。身体一点点坏死，大脑仍以为健康，却实已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