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北京饭店的国宴上出了一件极其尴尬的事。
郭沫若拿着手里的盘子，脸都绿了。
堂堂“瓷器之国”，招待外宾用的全是外国货。
这事儿往小了说是没面子，往大了说那是打脸。
郭老是个急脾气，转头就找周总理汇报。
总理也没含糊，当场拍板：搞我们自己的“建国瓷”。
这一拍板，直接改变了一个叫祝大年的人的命运。
那时候为了这套瓷器，成立了个专门的委员会，也是郭沫若挂帅。
为了公平，搞的是全国“盲选”，谁都可以投设计稿，名字糊上，只看东西。
两百多份设计稿像雪片一样飞来，评委们挑花了眼。
最后，在一堆方案里挑出了两套最绝的：一套是中式的“青花斗彩牡丹”，看着就富贵；另一套是西式的“青花海棠”，洋气又不失传统。
等到揭开名字一看，全场安静了。
这两套风格完全不同的头奖作品，竟然都是祝大年一个人画的。
这哪是运气，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咱们现在看那套瓷器，可能觉得就是好看。
但在当时，祝大年的脑回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别人的设计稿恨不得把所有炫技的活儿都整上去，什么颜色艳丽搞什么。
祝大年不这么想，他那是奔着实用去的。
他当时就看准了一点：釉上彩虽然好看，但是含铅，有毒；釉下彩虽然难烧，但是安全。
这东西是要进嘴的，好看不能当饭吃，但有毒真能要命。
就冲着这个超前的安全意识，他赢麻了。
为了这批瓷器，他直接把自己钉在了景德镇。
那一年他啥也没干，就盯着窑口。
成型、还要画、还要烧，稍微有点瑕疵就砸碎了重来。
一年后，祝大年带着7000件成品回北京交差。
周总理看了那是相当满意，专门在前门全聚德请他吃了顿烤鸭。
这顿饭吃得怎么样没人知道，但祝大年这股子“死磕”的劲头，算是彻底刻在他骨子里了。
你说这人是个大师吧，在生活里他又像个“低能儿”。
1973年，他和吴冠中、黄永玉这帮老哥们去长江写生。
到了南京紫金山，几个人饿得前胸贴后背，进了一家食堂。
那时候也是寸，人多，服务员半天不上菜。
结果隔壁桌的馒头先上来了。
祝大年的闺女后来回忆说，当时就看她爸跟魔怔了一样，还没等人家客人坐下，抓起隔壁桌几个馒头，背着画夹撒腿就跑。
一边跑一边啃，那个背影，根本不像个名满天下的艺术家，就像个逃课去玩泥巴的野孩子。
在祝大年眼里，少吃一口饭死不了人，但少画一笔，就像少呼吸了一口气。
那次写生也是神了。
黄永玉是个“社牛”，画画的时候嘴不停，跟围观群众侃大山；吴冠中那会儿耳朵不好，旁边人说啥他都听不见，就在那死画；祝大年呢，是个“雕塑”。
他往那儿一站，几个小时都不动窝。
有时候拿个望远镜看半天，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特务。
最绝的是在苏州。
那天下了暴雨，所有人都跑去躲雨了，就祝大年一个人还在那撑着伞。
你要以为他是给自己撑伞，那就错了。
他是给画撑伞，自己浑身湿透，雨水顺着脸往下流，他连擦都不擦一下。
吴冠中后来提起这事儿都服气，说自己为了画画能让老婆在后面撑伞，已经是够痴了，但跟祝大年一比，自己那点苦行僧的道行简直就是小儿科。
这种疯劲儿，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1979年，北京首都机场要搞壁画，63岁的祝大年又冲在了最前面。
为了画《森林之歌》，他跑去云南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
那地方是人待的吗？
毒虫满地爬，咬得腿上全是包，他跟没感觉似的。
身边的钢笔、望远镜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他头都没回，眼睛就死死盯着那几棵大树。
后来这幅画成了首都机场的镇馆之宝。
如果你有机会去现场，横着手机拍一下，或者走近了看，你会发现那根本不是画，那是命。
整幅画用了3000多块瓷片拼起来。
你要知道，瓷器烧出来是有收缩率的，要在烧完之后还能严丝合缝地拼在一起，这不仅是艺术，这是精密的数学。
但他做到了。
盘根错节的树根，流动的溪水，那种生命力简直要从墙上喷涌出来。
就在这幅画的对面，正好是吴冠中的《北国风光》。
一冷一暖，一南一北，两个倔老头隔着几十米的空气，搞了一次跨越时空的对话。
他女儿曾经问他：“爸，就一棵树，至于花这么多时间吗？”
祝大年的回答特简单：“一棵树长了几十年，我花几个小时把它画下来，我觉得值的。”
他这辈子，没有所谓的“来日方长”，只有当下的全力以赴。
1995年，这位画了一辈子“大俗大雅”的老人，在睡梦中走了，终年79岁。
参考资料：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档案室，《祝大年先生生平资料汇编》。
袁运甫，《忆良师益友祝大年》，《装饰》杂志，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