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分开后北上，部队抵达哈达铺后，一方面军部队将番号改变为红军陕甘支队，下辖3个纵队。
一纵以红1军团为基础编为5个大队；2纵以红三军团为基础编为3个大队；军委直属队改编为i第三纵队。
上级为加强领导，给2纵派不少干部加强领导，纵队司令彭雪枫，政委李富春，副司令刘亚楼，参谋长萧劲光，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下辖10大队、11大队、12大队。当时11大队有1千1百多人，十大队和十二大队各有六百多人。
不难看出，纵队政委、副司令、政治部主任都是原红1军团干部，下辖大队也派过来一些红1军军团干部。过去两个军团虽然隶属于一方面军，也有不同之处。王平说：彭总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干部、士兵的伙食完全一样，官兵一致，外单位调来干部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红1军团的干部觉得3军团的纪律差，要进行纪律整顿，甚至采取惩罚以至于处死的办法处理。
原1军团不少干部到2纵担任各大队副政委、政治处主任等，他们甚至有些架空政委，越级上报问题。如王平担任11大队政委，政治处主任是1军团的干部，大队不少时期直接向纵队汇报，让王平很不满意，甚至直接拿纵队领导的指示压他。有基层干部和战士开小差，完全是说服教育范畴，对方直接找纵队，纵队首长打电话给他。
他对纵队领导说：主任领导政委？
纵队首长无非是副司令刘亚楼，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刘因为一个连长开小差违反纪律亲自来开批评大会。王平认为这都是教育范畴，副司令让他把连长逮捕，王平不客气说：你是上级，你来决定。刘副司令生气来，让人逮捕了连长。
从这一点来说，确实是不应该小题大做，但只是针对红3军团吗，显然是片面一些。
在1军团干部的回忆中，刘亚楼从红1军团2师政委，调任1师师长后，也对1师进行过纪律整顿。1师1团一个通讯员打死一头猪，师里得知后，开会通报将通讯员处决。实际上罪不至死，也都是纪律处分的问题。不过，那时候没办法讲纪律，大家都这样干，不然部队不好管理。开会时，1团团长杨得志迟到，还被刘罚站5分钟等。
三军团的干部对空降来的1军团干部有意见，因为两支部队在处理问题上方式方法不一样，1军团的干部过来显得有些趾高气昂，没有让领导班子增加团结，反而有新矛盾和隔阂是不应该的。王平对刘副司令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因为不了解对方的做事风格。
不过，抵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刘副司令调任红2师师长，2纵没有恢复3军团番号，改为红1军团4师序列，上级派陈光担任司令，彭雪枫担任政委。两位军政主官也有很深的隔阂，彭雪枫等一批三军团干部希望部队发展壮大后，恢复3军团番号，因此在作战方面避免硬拼，师长打仗很猛，俩人在作战方面意见不统一。最终上级换下他们，让李天佑担任师长，黄克诚担任政委。
这两支部队虽然隶属1方面军，后编为同一个军团，但彼此的隔阂和成见还是客观存在的，这里的因素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