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很多人家的老宅里，都能翻出几枚铜钱。我家也有，主要是清代的，从顺治到宣统的都有，大部分都规规矩矩，大小一致，边齿清晰。只有咸丰年的，显得格外突兀。钱很大，也很乱，当十、当五十、当百、当五百，面额不一，铜质粗糙，重量惊人，小时候我经常把它们拿在手上把玩，总觉得不太真实，更像是后来人胡乱铸的仿品。
父亲却说，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不会假。
那为什么偏偏咸丰的铜钱长那么奇怪呢？因为它们诞生在一个快要撑不住的时代，太平天国起义席卷半壁江山，国库严重空虚，咸丰皇帝登基不到一年，就发现一个残酷的现实，十个月的收入，还不够五个月的支出，朝廷只能铸大钱救命。
后来我才知道，在这场清代最激进的大钱实验背后，除了户部尚书、大学士、大理寺卿，还有一个来自湖北黄冈浠水的读书人，他叫蔡绍洛。
他不是主角，却很关键。
2、
蔡绍洛，字季瞻，号端夫，又号莲桥，嘉庆癸亥年（1803年）出生于湖北黄州府蕲水县，也就是今天的浠水。
清代的浠水，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出人，但不出声。它不像徽州、苏州那样文名鼎盛，也不像湖广大府那样财力雄厚，更多产的是一种中等士人，家世尚可，书香不断，仕途稳健，却很少站到时代中心。
蔡绍洛的家世，正是如此。从族谱看，他的祖上并非骤然发迹，一世祖从江西丰城迁徙到浠水，诰授朝奉大夫，元明时代家族均有能人，七世祖更是曾任京官，敕授郎官，十世、十二世又出知府、进士。这是一个慢慢爬上来的家族，不寒微，不豪奢，恰恰是清代社会中最具韧性的那一类书香世家。
虽然家底不错，但蔡绍洛本人，走的是古代读书人最标准的路径，县学廪生，乡试中举，会试入榜，殿试三甲。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道光二年的朝考，他位列第三十六名，皇帝钦点他为即用知县。
清代新科进士想当实授知县，一般都要候补排队，吏部层层考核，这个等待周期不固定，短则三五年，长则八九年。而“即用知县”意味皇帝给他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可以跳过诸多繁琐的流程，吏部必须尽快安排他上岗。
这种特例在清代进士中，比例并不高。它意味着，考官集体认可他的实力，朝廷也觉得他能干事。
为何大家一致看好蔡绍洛呢？答案，就在他的朱卷里。
3、
朱卷是明清科举制度中专用的试卷名目，指由誊录官用朱笔誊抄考生墨卷形成的副本，是考生最真实的档案。然而蔡绍洛的朱卷，如今已散佚大半，市面上很多收录清代进士会试朱卷的文献，他的内容大都不完整，比如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就缺少科份页和文章。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从西安一位老先生处，见到了一本泛黄且有些破损的蔡绍洛壬午恩科朱卷，一共有十几页，里面的文章，保存得较为完整，多位考官的评语依然清晰可见。我复印了一份，逐字逐句地看完他的文章，又仔细释义，反复研读。
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看完一份会试八股文，以前我总觉得这类文章很古板，流于形式，但蔡绍洛的八股文，并不板滞，文采斐然，气势充沛，闪现真知灼见，让人忍不住拍案叫好。
他第一篇文章围绕“子曰：学如不及，犹恐失之”来展开，强调真学者应时刻保持敬畏、勤勉、不敢自满的精神状态。中间这句“其心犹有所自足也，其志犹有所自宽也，其精神犹有所自暇而自逸也，若是者，吾直以为未尝学”，放在现在也很有警示意义：有些人内心自我满足，志向自我宽慰，精神只顾着贪图安逸、放纵懈怠，这样的人，我认为根本不配谈学问。
结尾的“不及之程有限，如不及之程无限也。失之咎易补，恐失之咎难补也”很有意思，这是一个高度克制的世界观，不急于跃进，不迷信速成，不怕慢，最怕失序。
另一篇文章他透过《诗经》中的“鸢飞鱼跃”，构建了从即物、观气落到明理的认知路径，将诗歌意象升华为哲学思辨的载体，彰显了清代学者“以经证道”的学术特色。“即物观气，气无停机。即气观理，理无晦迹。”这种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进路非常妙，既吸收了朱熹“格物致知”的功夫，又多了份当下领悟的灵动。
最精彩的是他论道与万物的关系，道既超越形质，“非倚形而立”，又内在于万物，“形未尝非其形”，这种见解既继承了程朱理学的精华，又打破了他们把理气分开说的局限，能把应试文章写到这个境界，可见蔡绍洛不是死读书的迂腐文人，而是真懂圣贤学问的思想家。
而最打动朝廷的，我认为应该是第三篇文章，他根据子贡“见其礼而知其政”的命题，引用《尚书》《易经》及诸子文献，系统论证了“礼制是政治的根本”，主张通过观察礼制的演变推知政治兴衰，体现儒家“为政以德”“礼治为先”的治国理念。
这篇文章中，他的很多观点都非常超前，比如对制度演化的认识，他认为政治礼法不是哪位圣人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在历史长河中摸石头过河，逐步完善；他还提出“器物存精神，遗迹续教化”，文物不是死物件，而是活着的历史，至今仍在传递古人智慧，他这种极富洞察力的见解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极为难得。
官至太子太保的汤金钊赞他“精锐警炼，直逼天崇”，礼部尚书李宗昉说他“天根月窟，操跃功深”，大学士汪廷珍夸他“真实透辟，卓然成家”，清中后期种臣、书法家英和说得更直白：“思穷理奥，学赡经厨。”
这些评价，都没有夸辞藻，也没有赞套路，只肯定他的思路与功力。
从他的文章中，我们既能读出他的才能、思维，还能看出他的自律。“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勤胜怠，视勤如怠”，“合两念为一念”……这是一个极端自省型士人，他关心制度，关心秩序，关心看起来琐碎但能影响事物整体走向的东西。
这些特点，在他后来做官时，反复出现。
4、
蔡绍洛的仕途第一站，是曾经在疫情期间对口援助黄冈的山东。他在栖霞、阳谷两地都待过，这两处过去都不算富庶之地，但都有一个共同难点，就是民多事杂，案牍繁重。
《蕲水县志》里评价他“断狱如神，吏民畏服。”
“畏服”二字，在清代评价里分量极重，人们不是怕刑罚，而是对他敬重信服。
光绪年间的《栖霞县志》，收录了他在栖霞当知县时撰写的《节孝牟张氏墓表》、《贞烈栾常氏墓表》和《重修文庙碑记》，字里行间，处处透露着他求真务实的影子。
《节孝牟张氏墓表》和《贞烈栾常氏墓表》，他一改过去写节孝烈女的笔法，穿透礼教表象，重构事实真相，行文并不沉迷于渲染殉节的戏剧性，反而屡次批评该类文章“笔墨雷同”“抄袭故事”。他的话很直：“读之者，于其人则起敬，于其文则厌观。”他不想当一个制造道德模板的官员，更想如实记录一个真实选择的人，用当下流行话来说，要有“活人感”。
《重修文庙碑记》里，他写道“余年少入官，犹未能富民，而四教之未尝素拊循其人，遽兴大工，烦费之惧民力之不支也。”他担心如果工程不成功，必定会感觉到羞愧，如果勉强完成，又可能因劳民伤财而害了百姓，所以非常忧虑。但修文庙是前任早已经规划好的事，于是他想办法筹集施工经费，老百姓非常支持，最终募集到四千二百九十千文钱，未动用国库一分，并如期完成工程建设。对此，他感叹“是以吏无能否，民无富贫，其所为义，民虽贫又少而易为功。倘其所为非义，民虽富且多而愈不可为也。兴事者可以深省矣哉！”
这种务实的作风，使蔡绍洛在栖霞积累了一个不显眼、但很扎实的名声，也让他赢得了老百姓的爱戴。至今，山东栖霞当地还有流传他的各种事迹，其中广为人知的是他和栖霞清代数学家、考据家牟庭相交的故事。
牟庭原名廷相，字陌人，十九岁为贡生，山东学使赵鹿泉称他是“山左第一秀才”，蔡绍洛初任栖霞知县时二十来岁，换做是其他同龄人，可能首先拜访的是官员豪绅，或者是名伎花魁，但他第一站果断选择了牟庭。
二人坐定之后，无所不谈，直到天色渐晚，牟庭点上蜡烛照明，蔡绍洛突然一个弹指，弹灭烛火，随即对牟庭说：“请牟先生吟经书一句。”牟庭脱口而出“有澹台灭明者——”
这是一次极其隐蔽的试探，比的是在突然被打断秩序时，你能不能稳稳站在经学脉络里。牟庭答的澹台灭明是孔子的学生，这个回答绝对是满分。蔡绍洛听后，当场服了气。
虽然那时蔡绍洛年少得志，但他并不心浮气躁，而是沉着冷静，见微知著，从一句话里便窥见了牟庭的学问非同一般。并且他毫无官架子，行动能力也很强，直接就拜牟庭为师。
搞学问，他不来虚的。后来他经常找牟庭请教，二人成为至交。
蔡绍洛在栖霞先后当了几年知县后，又被调了阳谷担任十几年知县，朝廷见他在基层锻炼得不错，于是在道光年末对他进行了提拔。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卷25记载，46岁的蔡绍洛“现任吏部稽勋司员外郎”，清代时期这个职务是吏部稽勋清吏司副长官，官阶从五品，主要负责稽核满汉文职京官俸禄。
蔡绍洛在该岗位表现突出，考核优秀，朝廷将他扶正，“升吏部稽勋司郎中”，这个官阶是正五品。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局势骤变。
5、
道光三十年后，太平军起，天下震荡。朝廷决定，给他新的任务。
《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卷38记载，咸丰元年，他被记名以御史用。随后不久便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正式进入了清代监察体系的核心，负责弹劾官员，上奏民情。
蔡绍洛这一步，并非偶然。他不是那种只会写奏折的科道官，而是一个完整走过地方治理链条的人。
上任后，他迅速进入状态，第一批奏疏，不是空谈国事，而是几件非常要紧的事。
一是湖北伪示案，《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卷62记载，当时太平军从广西起义后进攻湖南，湖北区域有不法之徒伪造官府文书散布谣言，严重影响社会稳定。有些人认为有太平军进入了湖北，搞得人心惶惶。蔡绍洛分析，广西离湖北比较远，太平军应该没那么快到湖北搞事情，那些假告示应该是地方不怀好意的人士借机生事、蛊惑人心，朝廷认可了他的看法，特命严办，但同时强调不能制造恐慌，“不可稍涉张皇，致居民纷纷惊扰迁徙。”
二是团练用人，他在上疏中推荐地方的能人随军剿匪，同时保举一些在籍的士绅带头组织团练。他当时推荐的人是湖北麻城县知县姚国振，他认为其人果敢有为，勇于缉捕，这不是书生意见，而是一个做过县官的人，对现实的判断。他没看错人，这个姚国振文武双全，团练能力很强，曾经在松滋担任知县，深得民心，后调任麻城。《崇阳县志》卷六记载他“虚衷好士，能受善言”，最终在“咸丰初，拒贼死难”，清廷对他也很认可，《清实录·穆宗毅皇帝实录》卷261记载：“追予湖北黑沙洲阵亡知县姚国振于奉天原籍建立专祠”。
咸丰二年，太平军攻占岳阳后，窜扰湖北武昌、汉阳一带，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份蔡绍洛奏报显示，他紧急请求朝廷调兵增援湖北。他强调“湖北一省，上通巴蜀，下连江淮，中趋河洛”，是南北交通枢纽，“天下机要之区”，并精准判断了武昌防守脆弱，“守兵不足、煤米缺少”，援军可能“中途阻隔”。
他说中了。咸丰三年（1853年）初，武昌失守。太平军进入武昌后的二十多天，队伍迅速扩编至五十万人，直接威胁到清朝的腹地。
真正的风暴，来了！
6、
太平军来势汹汹，清廷这个时候却是弹尽粮绝的状态，缺钱，严重缺钱！最终一场破局争议的货币实验拉开了序幕。
如果站在今天回看，咸丰大钱非常失败，但对咸丰三年的清廷来说，问题根本不是成不成功，而是撑不撑得过眼前。
那时候，西方列强入侵导致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赖以铸钱之用的滇铜因太平军阻断无法运抵北京，而连年的战争又导致军费失控，饷银翻倍。再加上地方拖欠、挪用、亏空，清政府已经是大厦将倾。在这种特殊时期，任何温和的方案，都等于没有方案。
而蔡绍洛，就在那时，被推到了台前。
需要说清楚一点，蔡绍洛并不是咸丰大钱的总设计师，但是绝对是最关键的推手之一。
当时，为了解决铜钱短缺，朝廷到处收缴铜器，藏匿者还会被定罪。许多地方征铜行为简单粗暴，不分官民，不分用途，锅釜香炉一概没收，结果造成民怨四起，乱象丛生。
这个时候，蔡绍洛做了一件极为关键、却常被忽略的事，他试图为这套激进制度，加上秩序边界。同治年间《刑部通行条例六卷》卷二记载，他在奏折中，建议征铜要明确区分官员和百姓，官员、官署三斤以上铜器，必须限期缴纳，民间百姓一斤以上，按价收购。
这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官员思路，制度再苛刻，也要有伦理次序。他不是要洗白大钱政策，而是在一个已经失控的局面里，试图让它不要更快地失控。
接着，他和众多官员一起“条陈钱法，请改铸大钱，以充度支”，并建议大钱与发行纸币相结合。核心逻辑是，以少量铜料换取高额面值。
咸丰帝批准了奏议。朝廷初始铸造当十大钱，同年陆续增铸当五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面值，部分钱局还试铸了当五、当二十、当四十等特殊面值。
咸丰大钱面额很多，当百以上者叫咸丰元宝，当五十以下者叫咸丰重宝，锻造的材质很杂，包括黄铜、青铜、铁、铅等，以至于铸造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减重现象，与此同时，由于铸造大钱成本低而利润丰厚，一些盗铸私铸的情况泛滥成灾，大钱不断贬值，民众开始抵制，骂声载道，不少人认为大钱是导致通货混乱的根源。
蔡绍洛并非不知道会有这种后果。很多人把咸丰大钱理解为发行货币，这是现代视角的误读。在蔡绍洛眼里，那根本不是货币改革，而是一场资源抢救行动。
在那个节点上，身处风暴之中的他早已看透，留在局中，可能背骂名，但退出局中，代价更重。如果所有人都退缩，那当时的制度很可能会以更野蛮的方式推进。作为一个铜骨书生，一个典型的士人，他能做的，只能是拨开众多已经存在的问题，寻找次优解，把破碎的秩序缝缝补补。
咸丰四年，大钱的铸造进入高峰期，就在同一时间，他被调任直隶天津府知府。
7、
从御史到知府，这一步，在很多人看来，有点像平调，甚至是外放。但如果你仔细研究当时的历史，你就知道，那时候直隶天津府知府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位置。
当时的漕运因黄河决口与太平军封锁而陷入困境，朝廷不得不推行海运，将南方漕粮通过海路运至天津，再转输北京。因此，天津成为了北方漕运、盐运、军需的重要枢纽，也是银、钱、货物流转最复杂的节点之一。
把一个深度介入财政制度的御史，放到重要的天津，说明朝廷认可蔡绍洛的能力，知道他是一个能在一线扛事的人。
上任天津后，他最重要的工作是管理的海运，涉及协调、调度、安全、仓储等，风险高，责任重。不仅要应对自然灾害、海盗袭击，还要确保准时交付首都。
所以，如果说咸丰大钱是一次冒险，那蔡绍洛在天津要做的，就是尽量把冒险的半径缩小，不能出一点点差错。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不过，对于务实的他来说，压力就是动力，他带领手下的人，撸起袖子加油干，各项工作有条不紊。特别是对骚扰海运的贼寇，他采取剿杀与安抚并用的策略，恩威并施，效果很好。《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实录》卷187记载：“以办理天津海运出力，知府蔡绍洛等升叙有差”，也就是说，跟着他干海运的大小官员分别都获得了不同等级嘉奖，蔡绍洛本人则得到了提拔。
光绪年间的《蕲水县志》卷十记载，“大吏上其劳，奉旨以道员即补”，皇帝又一次钦点，让他跳过常规候补程序，优先上任道台一职，这个官职一般是正四品，相当于现在的厅级。
遗憾的是，不久他“卒于官”，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皇帝诰授他为通奉大夫。如果没有去世的话，他应该会走得更远，取得更大的成就。
8、
从县令、御史到知府、道台，蔡绍洛仕途稳健，政绩斐然，其吏干之才屡见于清代诸多文献之中。很多人可能都忘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很有才的文人。
年轻时，他撰写过两卷《帝鉴图诗》集，我查到该书在清华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有藏，我曾试图借阅未果，不知道书中的具体内容。但从书名来看，蔡绍洛的志向非同寻常，明代张居正等人曾编写过一本《帝鉴图说》，该书是万历皇帝的帝王启蒙教科书。
道光二十六年，他还著过《思无邪斋咏史诗》一卷，“思无邪”出自《诗经·鲁颂》，后世文人常以“思无邪”强调思想纯正，表达心性修养，如曾在浠水写下诸多诗篇的苏轼就有《思无邪斋铭》，蔡绍洛大概受此影响。听说该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我找到了其中两页，内有他写的《萧何入关先收图籍》和《张良借箸》。这两首诗，通过歌颂萧何、张良的文治之功”表达对治国方略的思考，以及对经世致用、功成身退理想人格的向往。
这是目前他流传的两本著作，虽然具体的内容我暂时未能完整阅读，但可以肯定的是，都是跟制度、政事相关。
他还写过不少诗，很多都是纪游山水诗。有山、有海、有登临，还有各种欣喜和感悟。他曾在崂山写道：“忽动游思嗟莫挠，壮情肯让昔人豪。已携蜡屐寻三岛，又踏芒鞋到二崂。地险谁愁投足隘，天低才觉置身高。平生不少登临处，饱看名山第一遭。”
这首诗带着一股不可遏制的豪兴，即便身为官吏，仍不输古人探奇览胜之志。面对险峻山路，他毫不畏缩，“地险谁愁投足隘？”，自信、洒脱、迎难而上。最后一句尤为动人，他走过不少名山大川，却坦言崂山是第一遭真正让他心满意足的，这不仅是对崂山奇绝风光的礼赞，更透露出了一种人生阅历沉淀后的顿悟。
他在崂山顿悟到了什么？崂山县县志办公室编、蓝水撰写的《崂山古今谈》里，他写的《太清宫》一诗里或许就有答案：“上清宫下下清连，绀宇凌霄更近仙。修竹万竿青入海，老松一路碧参天。山中鸡犬皆离世，水底蛟龙欲问禅。夜半钟声惊客梦，不知身枕白云眠。”
这首诗从登山之动进入观境之静，远离喧嚣，他在不知不觉间融入山水，枕云而眠。钟声惊梦，才恍然栖居云端。这一刻，官员的威严，政务的操劳全然褪去，只剩下一个把秩序看得极重的人，在亲眼看见秩序失效之后，在天地间安放着疲惫的灵魂。
他没有显赫的身后名，不在权臣谱系，不在清流神话，也不在改革者行列。
他留下的，是一条并不耀眼，却极其真实的轨迹，读书、做官、做事。他的一生，恰恰说明了一件事，清代制度的崩坏，并不是因为没人尽力，而是因为，再尽力，也托不住时代的重量。
今天再看那枚咸丰大钱，你可以把它当成一次失败的财政实验，或者一个王朝病急乱投医的注脚，它笨重、粗糙、失序，像一枚被时代催生出来，又迅速被抛弃的异物。
但如果你走近蔡绍洛，读懂他的人生，视角或许会发生变化。
那不只是制度的荒唐，也不只是权力的误判，而是在一个已然行至悬崖边缘的国度里，一代读书人竭尽心力，试图让这座将倾的帝国大厦，崩塌得慢些，再慢些。
这不是什么英雄叙事，也谈不上成功经验。但这就是真实的历史，不是所有失败都源于愚蠢，也不是所有混乱都来自恶意。
咸丰大钱最终贬值、失效、退出流通，清王朝也走向了终结。
他们终究失败了。但他们，始终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