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大伯乔迁新居的喜宴上,他竟将一整锅热汤扣在了我父亲的头上。

父亲惨叫,母亲哭喊,周围瞬间乱作一团,所有人都被吓住了。

我没有冲过去,反而在嘈杂中,对着满脸暴戾的大伯露出了微笑。

“你这个冷血的东西!”亲戚指着我骂,我却掏出手机拨通电话。

“喂,是我,”我看着大伯因惊愕而扭曲的脸,声音平静地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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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张烫金的请柬,像一片不合时宜的落叶,飘落在我们家那张用了快二十年的的旧餐桌上。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午后,我刚下班回家,一进门就感到一股低气压。

父亲陈卫国坐在沙发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头。

母亲刘淑琴则拿着那张请柬,翻来覆去地看,脸上写满了愁云。

“卫业这回,可真是发大达了。”母亲的声音里,混杂着羡慕、嫉妒,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自卑,“龙湖山庄的别墅,听说最便宜的一栋都得这个数。”

她伸出五个手指,比划了一下。

父亲重重地哼了一声,把烟头狠狠地摁灭在烟灰缸里。

“发财?他那是发横财!咱们去看他脸色吗?看他老婆那副瞧不起人的样子?”

“话不能这么说啊,卫国。”母亲立刻反驳道,“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亲哥。亲兄弟乔迁新居,这是多大的喜事,我们能不去吗?这礼数得到位,不然人家戳我们脊梁骨。”

“礼数,礼数,就知道礼数!”父亲的声音大了起来,“这些年我们礼数不到位吗?哪次他家有事我们不是第一个到?可他们呢?正眼瞧过我们一次吗?”

我知道父亲为什么这么激动。

我们家是这个城市里最普通的工薪阶层。

父亲在一家半死不活的国营工厂干了一辈子技术员,母亲是家庭主妇,一辈子围着灶台和家庭转。

我们住的这套两室一厅的老旧家属楼,还是当年工厂分的。

而大伯陈卫业,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

他脑子活,胆子大,早些年靠着投机倒把赚了第一桶金。

近几年来,更是不知道走了什么运,搞了个名叫“绿源生态”的农业投资项目,据说赚得盆满钵满,一跃成为了亲戚朋友口中的“陈总”。

兄弟俩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在这几年里,被拉开了一道天堑般的鸿沟。

母亲还在絮絮叨叨:“去,肯定得去。不但要去,贺礼还不能轻了。不然你大哥大嫂嘴上不说,心里肯定笑话咱们。”

父亲不再说话,只是又点上了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把头埋进了缭绕的烟雾里。

我看着他那微驼的、被生活压弯了的背影,心里一阵发酸。

从小到大,大伯一家对我家那种居高临下的轻视和精神碾压,就像一根根细小的、看不见的刺,深深地扎在我的记忆里。

我记得,我上大学那年,学费还差两千块钱,父亲硬着头皮去跟大伯借。

大伯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把父亲从头到脚训斥了一顿,说他没本事,不会规划,养个儿子都费劲。

最后,他从钱包里抽出二十张崭新的钞票,“啪”地一声摔在桌上,说:“拿着!算我赏你的!不用还了!”

父亲那张涨成猪肝色的脸,我至今都忘不了。

我还记得,有一年过年,我们一家去大伯家拜年。

大妈王丽萍拉着我妈的手,看似亲热,嘴里却说:“哎哟,淑琴,你这件衣服料子可真差,都起球了。改天我带你去商场买件好的,女人啊,可不能对自己太抠,不然男人都瞧不上。”

我妈当时尴尬地把手缩了回去,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还有我的堂哥,陈飞,他总是把玩旧了的玩具,或者穿小了的名牌衣服,“赏”给我,那眼神,就像是在施舍路边的乞丐。

这些积怨,像一潭死水,沉淀在我心底最深处,平时波澜不惊,可一旦被搅动,就会泛起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

“爸,妈,要不……咱们别去了吧。”我终于忍不住开口,“就说单位有事,或者身体不舒服。”

母亲立刻瞪了我一眼:“胡说什么!你大伯的乔迁宴,天大的事也得放一边!”

父亲也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

他叹了口气,挥了挥手:“去吧。不去,更让他们看扁了。”

我没再说话。

我知道,对于父亲这一代人来说,“面子”和“亲情”这两座大山,是他们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

哪怕明知前方是刀山火海,他们也得硬着头皮,走这一遭。

最终的决定,还是“去”。

而且,还要去得“体面”。

为了这份“体面”,母亲豁出去了。

她把我爸锁在柜子最深处的一个铁盒子里、一张用红布包着的老存折拿了出来。

那是他们攒了小半辈子的养老钱,以备不时之需。

她取出了两千块钱,在那个年代,这几乎是他们三个月的退休金总和。

然后,她拉着一脸不情愿的父亲,跑遍了城里大大小小的礼品市场。

最后,他们捧回来一尊半米多高的玉白菜摆件。

白菜是用某种不知名的白色石头雕的,菜叶碧绿,上面还趴着一只同样材质的蝈蝈,看起来倒是晶莹剔透,栩栩如生。

卖礼品的老板唾沫横飞地跟他们吹嘘,说这叫“汉白玉”,是请庙里的大师“开过光”的,摆在家里,寓意“百财”,能招财进宝。

母亲信了。

她把那尊玉白菜小心翼翼地放在客厅最显眼的位置,每天拿着块软布,擦了又擦,脸上洋溢着一种近乎虔诚的光彩。

仿佛这尊沉甸甸的石头,真的能为我们这个清贫的家,挣回一些失去已久的颜面。

“陈阳,你看,这回你大伯家再有钱,也说不出咱们的不是了吧?”她献宝似的对我说。

我看着那尊在灯光下泛着廉价光泽的玉白菜,心里五味杂陈。

我没忍心告诉她,这种所谓的“汉白玉”,在批发市场,可能连两百块钱都不要。

我知道,这份在我们家看来已经“倾其所有”的重礼,在大伯陈卫业那样的“大老板”眼里,可能依旧不值一提,甚至会成为一个新的笑柄。

但我什么也没说。

我只是走过去,帮母亲把摆件挪了个位置,让它看起来更稳当一些。

“挺好的,妈。”我说,“心意到了就行。”

乔迁宴的前一天晚上,父亲拿出他那身只在重要场合才穿的、已经有些过时的深色西装,熨了一遍又一遍。

他对着镜子,笨拙地打着领带,嘴里还在嘟囔着。

“陈阳,到时候到了那儿,你机灵点,多跟你大伯和你堂哥说说话,套套近乎,看看能不能给你安排个好点的工作。”

“你看看你现在,在那个什么审计公司,一个月才挣几个钱?累死累活的,连个女朋友都找不到。”

我听着他的唠叨,没有反驳。

我走到他身后,帮他把歪了的领带扶正。

“爸,”我看着镜子里他那张被岁月刻满痕迹的脸,轻声说,“到时候人多嘴杂,您少喝点酒。咱们送了礼,吃了饭,就早点回来。”

父亲从镜子里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躲闪,随即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知道了,知道了,我心里有分寸。你爸还没老糊涂。”

我没再多言。

但我知道,他没有分寸。

他那点可怜的自尊心,在酒精的催化下,就像一堆干燥的柴火,一点火星,就能熊熊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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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平静的外表下,其实也藏着一团火。

只不过,这团火,被我用理智和隐忍,死死地压在心底,等待着一个合适的时机。

我是一名助理审计师。

这个职业,让我养成了凡事都讲求证据、习惯于从蛛丝马迹中发现问题的本能。

大伯那个号称“高回报、零风险”的“绿源生态农业”项目,从一开始,我就觉得不对劲。

我曾以咨询投资的名义,去过他们的公司。

那些光鲜亮丽的宣传册,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高科技培育技术”,那些所谓的“与海外大型商超签订的供销合同”,在我这个专业人士看来,漏洞百出。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利用业余时间和工作上的便利,一直在悄悄地搜集关于这个项目的一切信息。

我查阅了工商注册资料,发现所谓的“绿源生态”,注册资本只有区区十万元,与其宣传的“投资过亿”严重不符。

我托在外地的同学,去核实那些所谓的“海外供销合同”,发现对方公司根本就不存在。

我甚至利用周末,自己坐车去了他们位于远郊的“培育基地”。

那里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农业园,就是一片租来的荒地,建了几个空壳的塑料大棚,里面稀稀拉拉地种着一些最普通的蔬菜,几个农民在里面除草,根本没有什么“高科技”的影子。

我把我找到的这些证据,都整理在一个加密的文件夹里,存在我手机的云端。

我知道,大伯正在玩一个极其危险的“击鼓传花”游戏。

他用后面投资者的钱,去支付前面投资者的“高额分红”,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资金。

这是一个典型的、随时可能崩盘的非法集资骗局。

但我一直没有行动。

因为我手里缺少最核心的证据——他内部的资金流向和完整的投资人名单。

没有这些,我的所有指控都只是推测,无法形成致命一击。

更重要的是,我心里还残存着一丝幻想,一丝对所谓“血脉亲情”的顾念。

我总觉得,只要我们离他远一点,不参与他的事,他就算是最后崩盘了,也牵连不到我们家。

我需要一个“扳机”。

一个能让我彻底下定决心,扣动扳机的理由。

我只是没想到,这个“扳机”,会以如此惨烈和羞辱的方式,被送到我的面前。

乔迁宴那天,天气格外晴朗。

我们一家三口,抱着那个用大红色礼品纸包得严严实实的玉白菜,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市郊的“龙湖山庄”。

出租车司机一听地名,都忍不住咂舌:“哟,去龙湖山庄啊,那可是咱们市有名的富人区,住里面的非富即贵。”

父亲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与有荣焉的复杂表情。

车子开进别墅区,我们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道路两旁是修剪整齐的草坪和花园,一栋栋风格各异的豪华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

我们的出租车,在一众奔驰、宝马、奥迪之间,显得那么格格不入。

大伯的别墅,是整个小区里位置最好的一栋,独门独院,门口的罗马柱气派非凡。

院子里已经停满了豪车,草坪上摆着铺着白色桌布的长条餐桌,穿着制服的侍应生端着香槟和点心,在宾客间穿梭。

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聚在一起,谈笑风生,空气中弥漫着高级香水和金钱的味道。

大伯陈卫业和他的妻子王丽萍,正站在门口,满面春风地招呼着客人。

大伯穿着一身量身定制的灰色西装,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手上戴着一块硕大的金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大妈则是一身珠光宝气,脖子上的珍珠项链,颗颗饱满圆润。

他们看到我们从出租车上下来,脸上的笑容明显地淡了下去,甚至有一瞬间的凝固。

“哎哟,大哥,大嫂,恭喜恭喜啊!”母亲脸上堆着笑,快步迎了上去,把手里的礼物递过去。

大妈王丽萍伸出手,有些嫌弃地碰了一下那个巨大的礼品盒,嘴上说着客套话:“哎呀,淑琴,你看看你,来就来嘛,还带这么贵重的东西,太客气了。”

她的眼神,却是不加掩饰的轻蔑和不耐。

她甚至没打开看一眼,就随手把我们一家视若珍宝的“玉白菜”,递给了旁边站着的一个年轻保姆。

“拿进去,找个地方放好。”她吩咐道,那语气,就像是在处理一件再普通不过的杂物。

父亲的脸,在那一瞬间,涨红了。

他想说什么,却被母亲用眼神制止了。

大伯只是朝我们点了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就转身去迎接一个开着保时捷跑车来的“大客户”了,把我们一家晾在了原地。

宴席开始的时候,我们被安排在了最靠边的、紧挨着厨房门口的一张桌子。

同桌的,都是些和我们家差不多的、八竿子才能打得着的穷亲戚。

大家拘谨地坐着,看着远处中心区域那些“生意伙伴”的桌子上,觥筹交错,笑语喧天,形成鲜明的对比。

开席没多久,大妈王丽萍端着酒杯,摇曳生姿地走了过来。

“淑琴啊,卫国,我敬你们一杯。”她笑吟吟地说,“这些年,也多亏了你们这些亲戚的支持,我们家卫业才能有今天。”

她嘴上说着感谢,眼睛却在我们身上来回打量,像是在审视两件不合时宜的旧家具。

“对了,陈阳现在在哪儿高就啊?”她话锋一转,看向我。

不等我回答,我妈就抢着说:“在一家审计公司上班,工作还挺稳定的。”

“哦,审计公司啊。”大妈拖长了语调,“那一个月能挣不少钱吧?有没有五千块?”

在那个年代,月薪五千,已经算是高收入了。

我妈尴尬地笑了笑:“没,没那么多。”

“那得抓紧了啊。”大妈一副语重心长的样子,“你看你堂哥陈飞,在那个什么‘华远集团’当部门主管,上个月刚提了一辆三十多万的宝马。男人啊,还是得有自己的事业,不然将来怎么买房娶媳妇?”

“陈阳也不小了,二十八了吧?该考虑考虑了。要不要让你大伯给你堂哥打个招呼,去他们公司给你安排个职位?就算看在亲戚的面子上,打打杂,一个月也能多挣点。”

她的每一句“关心”,都像一根淬了毒的针,精准地扎在我父母的心上。

父亲的脸,已经从涨红变成了酱紫色。

他端起面前的白酒杯,一仰而尽,辛辣的酒液呛得他咳了好几声。

然后,他又给自己满上了一杯。

我看到他端着酒杯的手,在微微发抖。

我心里那根叫做“理智”的弦,也开始一寸一寸地,被拉紧了。

宴席过半,气氛在酒精的催化下,逐渐达到了高潮。

大伯陈卫业红光满面地站到了主桌的中央,他端起酒杯,清了清嗓子,示意全场安静。

瞬间,所有的谈笑声都停了下来,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看向他。

他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

他先是说了一通感谢来宾的客套话,然后,话锋一转,开始大谈自己的“奋斗史”。

他讲自己如何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长大,如何不甘于平凡,如何靠着自己“过人的眼光和非凡的魄力”,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才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小子,打拼出今天的这份家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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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声音慷慨激昂,充满了成功人士的自信和傲慢。

“我陈卫业这辈子,信奉一个道理!”他举着酒杯,目光扫视全场,最后,有意无意地,落在了我们这一桌,“那就是‘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

“机会,是留给有胆子的人的!你光靠着勤勤恳恳,能干一辈子,也就是个穷打工的!”

“我陈卫业这辈子,最看不起的,就是那些守着一个月几百块的死工资,安于现状,一辈子没出息,到老了还住在破楼里怨天尤人的窝囊废!”

这句话,像一记无情的重锤,狠狠地砸在了已经喝得半醉的父亲心上。

“窝囊废”、“死工资”、“破楼”……每一个词,都像是在指名道姓地骂他。

亲戚桌上,有人尴尬地低下头,有人则幸灾乐祸地朝我父亲这边瞥。

我看到,父亲的身体,在剧烈地颤抖。

他那点被酒精和羞辱感烧得滚烫的自尊心,在这一刻,彻底爆炸了。

他猛地推开椅子,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他端起满满一杯白酒,不顾母亲的拉扯,踉踉跄跄地朝着主桌走去。

“哥……我……我敬你一杯!”父亲大着舌头,把酒杯举得高高的。

大伯皱了皱眉,似乎没想到他会在这时候出来“搅局”,但当着这么多宾客的面,他还是耐着性子,端起了酒杯。

“你能有今天,你真行!真的!”父亲的脸上,是一种混杂着醉意、羡慕和不甘的奇怪笑容。

“这别墅,这排场……你说的对,我……我就是个没出息的窝囊废……”

“可我……我活得踏实!我挣的每一分钱,都干干净净!”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突然拔高了,带着一股豁出去的决绝。

“不像有些人,发家致富……全靠走了‘捷径’!”

“这‘捷径’……走得是快,可……可不一定稳当啊!”

“捷径”两个字,像一道闪电,划破了宴会厅里虚伪而热烈的气氛。

全场,瞬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听出了父亲话里的意思。

尤其是在场的,那些被大伯拉来投资“绿源生态”的“生意伙伴”们,脸色都变得有些微妙。

大伯的脸,在那一瞬间,变得铁青。

他今天请来这么多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是为了炫耀自己的成功,顺便为自己的项目拉一笔新的、更大的投资。

父亲这番话,无疑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狠狠地拆他的台,暗示他的钱来路不正。

这比打他一耳光,还要让他难堪。

“陈卫国,你说什么?”大伯的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冰冷刺骨,“你把话说清楚!”

“我……我说……我说你……”父亲还在借着酒劲,想要继续说下去。

但大伯,已经不准备再给他机会了。

“你个喝了点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混账东西!”

大伯怒吼一声,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包括我,都始料未及的举动。

他一把推开面前的酒杯,端起桌子中央那盆刚刚端上来的、还冒着滚滚热气的酸菜鱼,没有任何一丝的犹豫,直接朝着我父亲的头顶,狠狠地浇了下去!

滚烫的鱼汤,夹杂着鲜红的辣椒和黄色的酸菜,像一道瀑布,从我父亲的头上,倾泻而下。

那“滋啦”一声,仿佛是热油浇在了冰块上。

时间,在这一刻,仿佛静止了。

“啊——!”

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划破了死寂。

我父亲像被电击了一样,猛地扔掉手里的酒杯,双手痛苦地捂住了自己的脸和脖子,整个人蜷缩着蹲了下去。

滚烫的鱼汤和红油顺着他的头发、脸颊、脖子,流进他的衣领,将他那件为了赴宴特意穿上的白衬衫,瞬间浸染得一片狼藉。

一股浓重的、混杂着鱼腥和油辣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开来。

“卫国!卫国你怎么样啊!”

我母亲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声,终于让静止的时间,重新开始流动。

她像疯了一样,从座位上冲了过去,扑倒在父亲身边,手足无措地想去碰他,又怕弄疼他。

全场,一片哗然。

宾客们脸上的表情,精彩纷呈。

有震惊,有错愕,有不敢置信。

也有人,像是在看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热闹,嘴角甚至噙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冷笑。

“我的天,怎么还动手了?”

“亲兄弟啊,这下手也太狠了……”

“那个是他弟弟吧?喝多了胡说八道,也是活该……”

窃窃私语声,像蚊子一样,嗡嗡作响。

大伯陈卫业,像一头被激怒的雄狮。

他把那个已经空掉的、比脸盆还大的汤碗,“哐当”一声,重重地摔在桌子上。

陶瓷碎裂的声音,刺耳至极。

他指着在地上痛苦呻吟的父亲,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因为极度的愤怒,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

“混账东西!喝了点马尿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敢在我的场子上胡说八道,败坏我的名声!”

“今天,我就是给你个教训!让你清醒清醒,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

他的声音,在巨大的宴会厅里回荡,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威严和暴戾。

那些原本打算上来劝架的亲戚,都被他这副样子吓得停住了脚步。

我堂哥陈飞,一个长得人高马大的年轻人,倒是第一时间站了起来。

但他不是去扶我父亲,而是站到了他父亲身边,虎视眈眈地看着我,摆出了一副随时准备“保护”自己父亲的姿态。

所有亲戚都围了上来,七嘴八舌地开始“劝架”。

“哎呀,卫业,你这是干什么呀,有话好好说嘛,怎么能动手呢!”

“都是亲兄弟,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别伤了和气。”

“卫国也是,喝多了嘴上没个把门的,你当大哥的,别跟他一般见识。”

他们的话,听起来是在各打五十大板,实际上,却是在为大伯的行为开脱。

没有一个人,敢真正地站出来,指责大伯一句“你错了”。

在他们眼里,强者,永远是对的。

弱者的尊严,一文不值。

所有人的目光,都下意识地聚焦在了我的身上。

他们都在等着看我的反应。

他们大概以为,我会像任何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样,目睹父亲受此奇耻大辱,会瞬间暴怒,会冲上去跟大伯拼命,上演一出全武行。

我堂哥那紧绷的肌肉,和跃跃欲试的眼神,也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我没有。

我异常的冷静。

冷静到我自己都感到害怕。

在那一瞬间,我感觉我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了。

我缓缓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一步一步,穿过那些乱糟糟的、假意劝慰的人群,走到了我母亲身边。

我弯下腰,用一种近乎温柔的力道,扶起了那个哭得几乎要瘫倒在地的女人。

然后,我抬起头,目光越过所有人的肩膀,直直地,看向了那个依然站在主桌前,喘着粗气,一脸暴戾的大伯。

我的脸上,慢慢地,慢慢地,浮现出了一丝极其不合时宜的、冰冷的笑容。

那笑容里,没有愤怒,没有悲伤,只有一种近乎残忍的平静,和一种看待将死之人的怜悯。

我的这个笑容,显然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连大伯自己,都被我这个诡异的笑容看得心里发毛。

他那刚刚建立起来的“权威”和“威严”,仿佛被这个笑容,撕开了一道小小的裂缝。

“你看什么看!”他色厉内荏地吼道,试图用更大的声音,来掩饰自己内心的那一丝不安,“怎么,你还想跟你老子一样找打吗?!”

我没有理会他的叫嚣。

我缓缓地,从西装的内侧口袋里,拿出了我的手机。

那是一部旧款的智能手机,屏幕上甚至还有几道划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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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这一刻,它在我手里,像一把即将出鞘的利剑。

我的手指,在冰冷的屏幕上,不急不缓地滑动着。

没有一丝一毫的颤抖。

在全场死一般的寂静注视下,我从通讯录里,找到了一个没有备注姓名的号码。

我按下了拨号键。

“嘟……嘟……”

电话接通的等待音,在落针可闻的宴会厅里,显得异常清晰。

很快,电话被接通了。

我把手机放到耳边,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过大伯那张因愤怒和不安而开始扭曲的脸。

我依旧笑着,用一种只有我们这桌附近的几个人,才能勉强听到的声音,对着电话那头说:

“马叔,可以开始收网了......”

这场盛大的乔迁喜宴,不是结束。

而是审判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