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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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回乡下那天

1998年3月12日，我记得清清楚楚，那天下午下着毛毛雨。

“玉梅，东西收拾好了吗？”

我站在客厅中央，看着妻子蹲在地上整理那只褪了色的红皮箱。那箱子还是我们结婚时买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露出里面暗黄色的硬纸板。

“就快好了。”玉梅头也没抬，声音轻轻的，像怕惊扰到什么。

她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碎花外套，袖口已经磨得起毛。裤子是灰色的涤纶裤，裤腿短了一截，露出黑色的袜子。头发用一个简单的黑夹子别在脑后，几缕花白的碎发散在颈边。

“这盆仙人掌，我带走行吗？”她指着窗台上那盆小小的绿色植物。

“随便你。”我点了支烟，走到窗边，“乡下地方，什么没有，还带这个。”

玉梅没说话，只是小心翼翼地把仙人掌用报纸包好，放进箱子里。她的动作很慢，每放一件东西都要停一下，好像在做最后的告别。

其实这房子里也没什么她的东西。客厅的电视柜上摆着我新买的二十九寸彩电，旁边是录像机。沙发是我上个月刚换的真皮沙发，深棕色，在日光灯下泛着光。整个客厅，只有角落里那个放针线的小筐是她的。

“建国，”玉梅站起来，转身看着我，“我这一走，你吃饭怎么办？”

“我能照顾自己。”我说，语气有点不耐烦，“再说，你在这儿能做什么？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上下打量她。四十三岁的女人，看着像五十多。皮肤黝黑粗糙，手关节粗大，一看就是干惯了农活的手。穿衣服永远就那么几件，颜色暗淡，款式老旧。带她出去吃饭，她总是不敢动筷子，小声问我这个怎么吃，那个多少钱。

上周我升了科长，请几个同事来家里。玉梅忙了一下午，做了七八个菜。结果吃饭时，她一直低着头，问话也不怎么回答。同事老王开玩笑道：“老李，你家夫人真贤惠，就是话少了点。”

我干笑着，心里一阵烦躁。后来送走同事，我发了火：“你就不能多说几句话？像个闷葫芦一样！”

玉梅站在厨房门口，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低声说：“我怕说错话，给你丢人。”

“你这样就已经给我丢人了！”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但看着她那副唯唯诺诺的样子，我又觉得生气。我在单位努力了十几年，好不容易当上科长，可家里的这位，永远跟不上我的脚步。

“我想好了，”昨晚睡觉前，我对她说，“你先回乡下住一段时间。反正咱家老房子还在，收拾收拾能住。我在城里工作忙，经常要应酬，你在这儿我也不放心。”

玉梅躺在床的另一边，背对着我。过了好久，我才听到她轻轻“嗯”了一声。

“我每个月给你寄生活费，一百块，够你在乡下花了。等过段时间，我再接你回来。”

她还是没转身，只是肩膀微微颤抖了一下。我翻了个身，很快就睡着了。

现在，玉梅已经收拾好了行李。那只红皮箱装满后也没多少东西，她用一根布条绑了好几圈，打了个结。

“我走了。”她提起箱子，另一只手抱着那盆仙人掌。

“我送你到车站。”

“不用了，你还要上班。”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客厅，“煤气灶左边那个旋钮有点松，你记得让修理工来看看。还有，你那条灰裤子，我补好了，放在衣柜最上层。”

“知道了知道了。”我摆摆手。

玉梅点点头，推开门出去了。楼道里传来脚步声，一步一步，渐渐远了。

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那个小小的身影。她提着箱子，抱着那盆仙人掌，在毛毛雨中慢慢走着，没打伞。走到小区门口时，她停下脚步，回头朝我们这栋楼看了一眼。

我赶紧退后一步，躲到窗帘后面。过了几秒钟，再往外看时，她已经不见了。

屋里突然安静得可怕。我点了支烟，在客厅里踱步。真皮沙发摸上去凉凉的，大彩电黑着屏幕，映出我有点模糊的影子。四十二岁的男人，穿着白衬衫，系着领带，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科长，李建国。

我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拿起公文包出了门。下楼时，在楼道里遇到隔壁的王婶。

“小李，出去啊？刚才看见玉梅提着箱子，这是去哪？”

“回乡下住几天，她妈身体不太好。”我撒了个谎。

“哦哦，是该回去看看。”王婶点点头，但眼神有点疑惑，“那什么时候回来？”

“看情况吧。”我匆匆下了楼。

单位里的事很多，新官上任，要处理的人际关系复杂。我很快就把玉梅回乡下的事抛在了脑后。第一个月底，我去邮局给她寄了一百块钱，在汇款单上简单写了几个字：“已寄一百，注意身体。”

我没写让她什么时候回来，她也没问。

日子一天天过去，三个月，半年，一年。我习惯了单身生活，下班后和同事喝酒，周末打牌，偶尔也去舞厅跳舞。单位里有几个年轻女同事对我表示好感，我没拒绝，但也没进一步发展。我想着，等过两年，职位再升一升，就把玉梅接回来，或者...

或者怎么样，我没细想。

每月寄钱成了习惯。从一百块，到一百五，最多时寄过两百。物价涨了，我想着她在乡下花销小，这些钱应该够了。汇款单上的留言越来越少，最后只剩金额和我的名字。

有时候深夜回家，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我也会想起玉梅。想起她总在我喝醉后泡的蜂蜜水，想起冬天她提前暖好的被窝。但很快，这些念头就被第二天的忙碌冲散了。

一年，两年，五年。

我升了副处长，搬了家，住进了单位分的新房。旧房子里的东西大多没要，但搬家公司打包时，在一个纸箱里发现了玉梅的那只红皮箱。工人问我怎么处理，我想了想，说：“带上吧。”

新家更大，更亮堂。我把玉梅的箱子塞进储藏室最里面，和其他不用的东西堆在一起。

2003年春天，我母亲生病住院。我回老家照顾了半个月，那是我五年来第一次回乡下。老房子比我记忆中更破旧了，墙皮剥落，木窗腐朽。玉梅不在，邻居说她去镇上打工了。

我在县医院照顾母亲时，偶然在走廊里看见了玉梅。她推着一个坐着轮椅的老人，正低头听护士交代什么。她瘦了很多，背有点驼，但动作很利索。我没过去打招呼，等她推着老人离开后，我才去问护士。

“哦，你说陈姐啊？”护士说，“她在我们医院做护工，干了快三年了，人特别好，病人都喜欢她。”

“她住哪里？”

“好像是租了医院附近一个小房子，具体我也不清楚。”

母亲出院后，我回城前，去老房子看了一眼。院子里的草有半人高，门锁都生锈了。我站在门外抽了支烟，最终还是没进去。

回城的车上，我想着玉梅推轮椅的样子。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很多，但眼神很平静，没有我记忆中的那种怯懦。

也许她在乡下过得还不错，我想。至少，比在我身边时自在。

这个念头让我心里舒服了点。回到城里，我又恢复了往常的生活。每月寄钱，偶尔在汇款单上写一句“注意身体”，再无其他。

一年又一年，时间过得飞快。我从副处长到处长，再到副局长。头发开始花白，腰围变粗，血压有点高。单位里那些曾对我表示好感的女性，大多已经结婚生子。我也谈过两次短暂的恋爱，都没结果。

有一次喝酒时，老王拍着我的肩膀说：“老李，你这个人啊，事业有成，就是太独。玉梅在乡下这么多年，你也该接她回来了吧？都这个岁数了。”

我喝了一口酒，没说话。

老王叹口气：“不是我说你，当年玉梅多好一个人。记得不，咱们刚工作那会儿，你生病住院，她守了你三天三夜，眼睛都熬红了。”

我记得。那是1985年，我得了急性阑尾炎。玉梅在医院照顾我，晚上就趴在我床边睡。我疼得睡不着，她就给我读报纸，一遍又一遍。

“她太土了，”我说，又喝了杯酒，“跟不上。”

“跟不上？”老王摇摇头，“是你走太快了，老李。”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回家吐了一地。半夜醒来，看着天花板，突然想起玉梅第一次来城里看我的情景。那是1982年，我们刚结婚半年。她穿着新做的红衣裳，提着两只老母鸡，站在单位门口等我。我同事看见了，开玩笑说：“建国，这是你姐？”

玉梅的脸一下子红了，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

我当时觉得脸上发烫，拉着她匆匆离开。那两只老母鸡在公交车上叫个不停，全车人都看我们。

“以后别穿这么红的衣服，”我对她说，“城里不兴这个。”

她点点头，眼里有泪光，但没哭出来。

后来，她就很少穿鲜艳颜色了。

我翻了个身，闭上眼睛。那些记忆像潮水一样涌来，挡也挡不住。玉梅在煤油灯下给我补袜子，玉梅在灶台前忙活一上午给我做生日面，玉梅抱着发烧的儿子整夜不睡...

儿子。

我猛地坐起来，冷汗直流。

我们的儿子，小伟，1996年出车祸走了，那年他十五岁。玉梅哭得晕过去三次，之后整整一个月没说过话。我埋头工作，用忙碌麻痹自己。我们很少再提起儿子，好像不提，痛苦就会少一点。

小伟走后第三年，我让玉梅回了乡下。

我点了一支烟，在黑暗里坐着，直到天亮。

第二天，我去了趟邮局。在汇款单上，我多写了一行字：“家里一切都好，勿念。”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也不知道她会不会回信。她没有。

日子继续。我五十五岁那年退居二线，工作突然清闲下来。每天上班就是喝茶看报，下班后一个人回家，对着空荡荡的房子。我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有点轻度抑郁，开了些药。

老王退休后去了儿子工作的城市，其他老同事来往也少了。我发现自己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爱好。年轻时觉得重要的东西——职位、面子、别人的眼光——现在好像都不那么重要了。

2019年秋天，我生了一场病，肺炎，住院两周。单位派了个年轻小伙子来照顾，但人家也有自己的工作，每天来一会儿就得走。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一滴落下。

临床是个老爷子，老伴天天来陪他，喂饭擦身，轻声细语说话。我看着，心里某个地方突然疼起来。

出院那天，我回到家，看着镜子里五十七岁的自己。头发白了多半，眼袋很深，背有点驼。这个房子，九十平米，装修精致，但冷清得像宾馆。

我突然特别想玉梅。

想她做的热汤面，想她总说我抽烟太多的唠叨，想她晚上给我掖被角的样子。

二十三年前，我让她回乡下时，她四十三岁。现在，她六十六了。而我，五十七岁，一身毛病，需要人照顾。

这个念头一旦出现，就像野草一样疯长。是的，我需要她回来。这么多年，我每月寄钱，现在该她照顾我了。老夫老妻，不就是这样吗？

我兴奋起来，开始计划。老家的房子肯定不能住了，得接她来城里。反正她现在也老了，在城里养老更好。我可以把书房收拾出来给她住，或者...

我愣了下。或者，我们可以睡一个房间？二十三年了，我们分居的时间比在一起的时间还长。

不管怎样，先接她回来。

我翻箱倒柜，在储藏室最里面找到了那只红皮箱。灰尘很厚，我用抹布擦了半天才打开。里面是玉梅的一些旧衣服，最上面放着那盆仙人掌——已经枯死了，只剩下一小截干枯的茎。

箱子里还有一个小布包，我打开一看，是我们一家三口的照片。我、玉梅，还有小伟，在公园里拍的。小伟那时七八岁，笑出一口小白牙。玉梅穿着那件红衣服，笑得很开心。我站在旁边，手搭在她肩上，年轻，意气风发。

照片背面有一行小字，是玉梅的笔迹：“1989年五一，全家游园。”

我的眼睛突然模糊了。我小心地把照片收好，放回箱子里。

第二天，我买了回老家的车票。没告诉玉梅，想给她个惊喜。路上，我想象着重逢的场景。她一定很感动，也许会哭。我要对她好一点，补偿这些年。她要是还那么土，我就带她去买新衣服，做头发。老了，面子什么的，不重要了。

车到县城时已经是下午。我打了辆车，报上老家的地址。司机是个中年人，听说我去那个村子，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

“您去那儿找人？”

“嗯，接我老伴回家。”

司机点点头，没再说话。车开在颠簸的土路上，两旁的风景熟悉又陌生。很多老房子都翻新了，盖起了小楼。但也有不少房子空着，院子里长满荒草。

“现在年轻人都出去了，”司机说，“村里大多是老人。”

“是啊。”我看着窗外。

车停在了村口。我付了钱，提着给玉梅买的礼物——一件羊毛衫，一些营养品，还有一条金项链——下了车。

老房子在村子最里面。我沿着小路走，遇到几个老人，都不认识了。他们用好奇的目光打量我这个城里来的陌生人。

我家老房子还是二十三年前的样子，甚至更破了。墙塌了一角，木门歪斜着。但院子里很干净，没有杂草，显然有人打理。

我心跳突然快起来。二十三年了，我终于要见到她了。

走到门前，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虚掩的木门。

院子里，玉梅背对着我，正在晾衣服。她穿着深蓝色的旧外套，头发全白了，在脑后挽了个髻。她动作很慢，抖开一件衣服，费力地踮起脚尖，想把衣服挂到晾衣绳上。

“玉梅。”我叫了一声。

她动作顿了一下，缓缓转过身。

看到她的脸，我愣住了。她老了很多，脸上满是皱纹，但眼神很平静，没有我预想的惊讶或激动。她看着我，像是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来了。”她说，声音沙哑。

“我来接你回家。”我走上前，把礼物递给她，“这些年辛苦你了，以后我们好好过。”

玉梅没接礼物，只是静静地看着我。这时，堂屋的门开了，一个男人走了出来。他看起来六十多岁，头发花白，但身板挺直，手里拿着一个簸箕。

“玉梅，玉米晒好了，我收起来了。”他说完，才看见我，愣了一下。

玉梅转身走向那个男人，很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簸箕，然后对我说：“这是老陈，我丈夫。”

我站在原地，手里的礼物“啪嗒”一声掉在地上。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嗡嗡作响，什么都听不见。我只看见玉梅的手，那双我熟悉的手，轻轻拍了拍老陈的胳膊，像是在安抚他。

然后她转向我，表情平静地说：“建国，进屋坐吧，外面冷。”

风穿过破旧的门框，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