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21日，甘肃泾川南侧的纳河暴涨，黑压压的浪头掩住了淤黄河道。红二十五军正在夜色里排队渡河，寒风吹得号衣猎猎作响。岸边，政委吴焕先用手摸了下水温，低声叮嘱警卫：“水急，动作快。”话音刚落，北岸忽然冒起火光，马鸿宾部的机枪点亮夜空，枪声像鞭子般抽在河面。
223团担任后卫，瞬间陷入苦战。徐海东隔河听见密集的爆炸声，拔腿就跑到渡口，衣襟被雨水打得紧贴胸口。几分钟后，他冲过浮桥，跃上一处高地吼道：“拿命顶住！”短促而凶猛的反击让敌人阵脚大乱。与此同时，吴焕先带着交通队悄悄绕到敌背后，子夜时分两面夹击，马家军猝不及防。
枪火中，一颗流弹击中了吴焕先的胸口。他踉跄两步，靠在壕沟边，仍咬牙喊：“别回头！顶住！”声音沙哑，却压住了动摇。天亮前，敌208团被全歼，但吴焕先的呼吸已断。战士们抬着他涉水过河，靴子灌满泥浆。徐海东握着血迹斑斑的大刀，喉头哽住，半晌才吐出一句：“走，继续往西。”
纳河鏖战结束，二十五军披着湿毡向灵台方向急行。军旗被雨水浸得透亮，却没有垂下。有人暗暗算过，长征十个月，他们已打了六十多仗，最险的一役并非始于纳河，而是两年前的鄂豫皖。
时间回拨到1932年冬，第三次“围剿”正酣。大别山雪厚三寸，徐海东守南化塘。国民党二十余团轮番冲锋，他干脆脱掉棉衣，大刀横劈，边走边吼：“死，也得向前倒！”三昼夜咬住阵地，一名敌兵没能突破。陈赓赶到时，握住他的手，连连说：“该我敬礼。”
这份悍勇并非天生。1900年，徐海东出生在湖北大悟县窑工家庭，十二岁辍学烧窑，胳膊常被烫得起泡。北伐时期，他翻过窑口的黑烟去读《共产党宣言》，1925年在武汉入党。枪林弹雨磨出了他的狠，也磨出了他的细：战场上他是“徐老虎”，夜宿农家却会帮病娃翻身盖被。
1934年4月，河口镇小庙前，红二十五军正式组建。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半年后，蒋介石加紧封锁大别山，中央来电命部队转移。临行前，徐海东主动请程子华接任军长，自己改当副职，以便让熟悉中央苏区战法的人坐阵。周恩来后来听说这件事，连连称奇。
长征出发当日，全军只带三天干粮，鞋底绑草绳。参谋长戴季英嫌护士拖累，下令七名女护士留在大别山。姑娘们哭着拦住徐海东，十八岁的周少兰急得跺脚：“凭啥他媳妇能走，我们不行？”吴焕先一句“带上”定了调，七个女孩扔掉银元追上队伍。最终，仅周少兰一人活着走到陕北。
同年11月，独树镇。风雪夹着冰碴打在脸上，能见度不足三十米。敌115旅抢先占了镇口，红军枪机被冻住，士气摇摆。一名参谋牵着骡子逃窜，边跑边喊“快散！”就在崩溃边缘，吴焕先赶到，大刀一挥：“卧倒！就地顶住！”225团利用坟堆打掩护，223团从侧翼突击，徐海东率预备队杀入，血色黄土里，敌军溃散。
穿过伏牛山、紫荆关、终南山，二十五军一路北上。到达洛川时，人马只剩最初的一半，却带回了一条更宽的生路：西北根据地因此减轻了侧压力，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安全走廊。许多青年后来回忆，若没有徐海东和吴焕先，他们很可能埋骨渭北。
陕北的初冬来到得突然。1935年9月下旬，二十五军抵吴起镇东南，第一缕炊烟从破屋顶升起。徐海东在门口磨刀，刃口照出灰蒙天空。他没再说豪言，只把刀鞘合上。身旁的战士轻声问：“徐老虎，还打吗？”他拍了拍对方肩膀：“只要旗子在，我们就打得动。”军魂，从此定格在那片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