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台北松山机场的贵宾通道里出现一张并不陌生的面孔——冈村宁次。这位昔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在日本右翼舆论的簇拥下，特意飞来中国台湾，目的只有一个：见见当年替自己力挽狂澜、在上海法庭上放声疾呼“无罪”的江一平。就在所有记者追问缘由时，冈村轻声说了句中文：“欠他一声谢。”现场突然安静，彷佛战后十六年的尘埃被重新扬起。
时间往回拨动到1925年。那一年“五卅”惨案震动上海，二十七岁的江一平挤在震旦路边的人群里，望着被拘捕的学生大声喊冤。出于本能，他冲进巡捕房提出无偿辩护，最终让多名青年获释。喊口号的学生将他高高抛起，“江大律师”四字迅速在外滩一带流传。彼时的江一平，身上还带着父亲那句教诲：“律己爱国。”谁都想不到，这股子赤诚会被后来的名利一点点侵蚀。
江家本是杭州书香门第。父亲江鸿昆在沪开有鼎记律师事务所，规矩极严，甚至连家里佣人都要背《大清现行刑律》。江一平继承家业本不出奇，可他偏要两条腿走路——早晨在复旦听文学，下午跑到东吴读法科。老师们觉得这孩子精力过剩，事实上，他只是想把白天掰成两半用。
学成归来，他大权代理了外滩几家洋行的合同纠纷案，靠着流利的英语时不时怼得对方哑口无言。沪上名流见面习惯递名片，他却递的是最新印好的判例汇编，年轻气盛到近乎傲慢。有意思的是，这种傲慢很快吸引了虞洽卿的视线。
1932年，江一平迎娶比自己大十岁的虞家长女。婚礼在跑马厅举行，车队一路铺到南京路。坊间议论纷纷，大都嘲笑江一平“攀高枝”，然而他毫不介意。虞洽卿给的两块沪C号牌和一套名下公馆，让他迅速挤入上流圈子，名片后面的头衔从“律师”变成“博士”“教授”“董事”。酒杯碰撞声里，“律己爱国”四个字显得越发遥远。
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沦陷。滩头火光映着黄浦江，江一平一度重燃旧日热血，自掏腰包组织难民救济会，甚至拒绝了汪精卫抛来的“司法部长”橄榄枝。那年冬天，为躲避报复，他带家人逃往重庆。山城灯火寥落，江一平的西装却总是板正，他想用这份体面证明自己仍有选择。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审判战犯的呼声席卷全国，冈村宁次因“三光政策”列在首批名单之首。资料汇编足足垒了两人高，东北老百姓咬牙切齿等着公审。可就在东京审判紧锣密鼓时，蒋介石以“掌握日军投降善后”为由，硬生生把冈村留在南京。那段时间，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蒋介石盘算着借助日本右翼遏制中共势力，“放冈村”成了他手里最隐秘也最急迫的筹码。
于是，蒋介石想起了江一平。虞洽卿已经病逝，江氏女婿风光不再，正需要新靠山。蒋介石派俞大维私下见面，只说了一句话：“成则名利双收。”江一平沉默良久，缓缓点头。多年后，档案里记录下他对友人的一句低语：“再不抓住这根绳子，我就掉下去了。”
1948年2月，上海临时军事法庭开庭。公堂上，检方念出长达三十页的起诉书，血腥细节让旁听席数度哽咽。轮到辩方，江一平站起身，长袍下摆在灯光下发出细微颤动。“被告只执行军令，不应对超范围暴行承担个人刑责。”他说得铿锵，连冈村本人都露出错愕表情。有人忍不住怒吼：“汉奸！”木槌敲击声盖住嘈杂。父亲江鸿昆坐在后排，气得心口直跳，回家当夜便与儿子断绝关系。
审判最终以“证据不足”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白纸黑字贴在法院门口，立即被愤怒市民撕得粉碎。同年四月，冈村乘船回国，临行前在南京梅园招待所与江一平短暂告别。走廊里，他突然低头用并不标准的中文说：“多谢。”江一平没有回答，只抬手理了理领口。
之后局势急转直下。1949年，国民党战败撤退台湾。江一平带着几件行李匆匆登船，昔日锦衣玉食尽成笑谈。岛上法学院愿意给他一间讲堂，却给不了昔日的掌声。有学生偷偷传纸条：“可耻的辩护。”江一平看见，却装作没看见，照旧用英文讲海牙条约，只是嗓音一天天嘶哑。
再把镜头拉回1961年的那场会面。台北宾馆里，冈村宁次端坐茶几前，腰背仍像军人般挺直。“江君，当年多亏你。”他再次用日语重复感谢。江一平淡淡回答：“我做的是律师该做的事。”两人相对无言，杯中茶水渐凉。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
1973年，冈村宁次病逝于东京，一生最亲近的家属皆早逝，葬礼冷清。三年后，江一平孤独死于台北康定路寓所。遗物除了几本英文判例，就剩那张已经发黄的辩护词手稿。管理人翻到最后一页，看见一行潦草钢笔字：可惜法不能救心。
战后法庭上的选择，使两段人生陷入另一场难以言说的审判。荣光、羞耻、利益、理想交织成一张巨网，网住的不只是江一平，也折射了乱世中无数摇摆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