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0月的一个黄昏，辽南山区阴雨绵绵，王家善翻阅着一沓刚从鞍山带回的报纸，东野夏季攻势的捷报密密麻麻铺满版面。雨声密集，他忽而抬头，低声问警卫：“若真有一条新路，你敢不敢跟？”警卫愣了一下，只吐出两个字：“敢跟。”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对话，在半年后竟演化成震动东北的营口起义。
时间拉回到1945年。苏联红军刚进东北时，王家善就公开反正，却仍被苏军拘押。短短两个月，他坐穿了几条木凳，对“正统军人”四个字彻底失望。获释后去沈阳报到，何应钦礼貌地递上少将高参的任命电，却一句“日伪出身的人要慢慢观察”，把他打回现实。那一刻，王家善认清了自己在南京眼中的位置：可用，却不可靠。
营口成了他最后的舞台。1946年底，国民党仓促收缩防线，把防务甩给独立第九师，并临时挂牌暂编五十八师。谁都明白，这支杂牌部队是填壕用的。新六军副师长许颖到任的第一天，就在师部院子摆满电话线，把王家善的办公桌孤零零地挤到角落。外人看来，这不过是嫡系与杂牌的龃龉；可在王家善心里，尊严已被抽空。
营口这座港口，地势低洼却扼辽河入海口，谁掌握它，谁就在辽沈战场多一条补给线。王家善很清楚这一点。于是他修轻轨、整航道，甚至向关内商团兜售“战后复兴”的蓝图，没想到市府官员伸手如常，修防线的款项很快蒸发。桂永清一句“你算什么东西”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面子丢尽，心气也泄了。
情报管道比想象中通畅得多。营口公安局的高文浩，既向市长汇报，也把电文抄一份往郊外送。郊外那头是辽南军区情工部。张海涛、戴逢源、石迪，这些名字在王家善笔记本里被划过又涂掉，却越涂越清晰。起初他只想多了解对手，慢慢地疑问叠加——为什么东野官兵吃穿都紧，还能屡战屡胜；为什么老同学曾泽生守长春，竟公开说“很羡慕对面”。答案似乎只有一个：换旗子。
1947年冬，辽南军区策动第一次营口起义，因密电走漏被迫中止。王家善非但没暴露，还设法把几名地下党员送出城。郑明新却抓住机会，把他边缘化，前进指挥所搬进师部楼上，王家善连调兵令都要盖章请示。对旧军人来说，这种羞辱比撤职更刺骨。
1948年1月末，鞍山炮声震天。营口守军日日惊弓之鸟。辽南情报站趁势递话：只要起义，番号、官阶、编制都保得住。王家善最在乎的是“体面”二字，他犹豫再三，提出“起义后保留一军”，上级只同意“一师”，谈判僵持。营口外围两座高地随后被东野攻下，炮火近得像敲门。枪声敲碎了他最后的算盘。
1948年2月24日深夜，磷火般的雪花飘在辽河滩。石迪带来最终方案：明日下午会议时行动，黄昏三颗信号弹，全城接应。协议签完，王家善只说一句：“成与不成，就看明天。”石迪握手时能感觉到对方手心发凉，也能听见对方牙关咬得咯咯作响。
2月25日午后两点，师部会议室灯火通明。郑明新翻着城防草图，豪言“营口就是第二个大沽口”。王家善借口“巡视火炮”离座，外间正好奏起留声机，他听见《玫瑰玫瑰我爱你》的腔调，觉得荒诞。警卫排已在走廊列队，卡宾枪上刺刀映出灯影。门“吱呀”一声推开，王家善点头，队伍瞬间冲入。短暂惊呼后，三十余名军政要员被按在椅背上，枪口顶着胸口，谁也不敢动。郑明新怒吼：“你反了！”王家善冷回一句：“是你们先不要我活路。”
黄昏七点，三发绿色信号弹划过营口上空。城防工事接连失火，交警总队还想顽抗，被押来的郑明新喊话：“不要再送命！”枪声零星，灯火熄灭，城市归于沉寂。不到四小时，营口局势定格——暂编五十八师全建制加入东北民主联军，缴获枪炮七千余。至此，辽河口岸完全被我军掌握，辽沈战役的棋盘开始出现新的缺口。
编制上，五十八师被改为东北军区独立第五师，不久又定名一六七师。11月，长春和平解放后，该师划归五十军序列，同年底进行换装训练。朝鲜战争爆发，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清川江阻击，老兵们自嘲“营口人先到清川江”，也算采访笔记里鲜见的幽默。1953年停战，统计牺牲名单，一六七师付出了两千余人。烈士墙前，仍能看到当年营口警卫连的名字。
1955年授衔大会，王家善被授予中将。他走上台，敬礼，退后，颔首，无多余表情。有记者问他起义当晚最大的感受，他思索片刻，只答四字：“求得生路。”这四字不算豪言，却与东北许多旧军人心绪相通。从被利用的“杂牌”到独立师，再到跨国作战部队，营口起义远不只是一次城防哗变，更是辽沈战局里一条折向的河流。它改变了王家善，也改变了辽河下游那段炮火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