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10日，阴雨初歇，志愿军十五军指挥所里仍然灯火通明。作战图上，被红蓝两色箭头反复涂改的主攻方向，成了所有参谋讨论的焦点。此前半年，十五军在五圣山—西方山一线构筑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已经收尾，秦基伟相信，只要稳住西方山谷地，就能挡住可能到来的机械化突击。出于这种判断，他把压箱底的火炮、弹药和一个加强师，都摆在了西方山。
当时的朝鲜战场已进入“拉据”状态。停战谈判僵持，美军方面急需在战场上制造谈判筹码，志愿军则希望保住纵深，为长期对峙赢得主动。范弗里特的下一步行动无法预测，但机械化部队离不开公路，这是显而易见的规律。西方山谷地那条弯曲而狭窄的道路，像一条通向平康的滑轨，谁控制了它，谁就能掌握向北机动的大门。秦基伟由此认定，敌人的主攻方向十有八九在这里。
基于这一判断，十五军在谷地口修起绵延数公里的雷区和鹿砦，并把坑道顶层土石厚度加到了三十米以上。工兵们曾开玩笑：“要是原子弹落下来，我们就当多睡一次震感床。”夸张归夸张，坑道确实给了守军极大的心理优势。
有意思的是，就在坚壁清野之际，战线另一端的上甘岭537.7高地到处裸露岩石，不便施工，秦基伟只留了一个排的兵力，更多注意力放在夜袭与狙击上。彼时的537.7高地与敌前沿相距不过百米，两个排长隔着扩音器互喊都能听得清。“敌人真会从谷地里钻上来？”当晚值班的参谋低声问。负责敌情研判的情报科干脆回答：“大概率。”
4月到9月，十五军利用冷枪冷炮、零敲牛皮糖等战法，先后夺取上佳山西北山和391高地，一面扩大侧翼，一面检验部队协同。391高地埋伏十九小时的那场夜战，虽因燃烧弹意外暴露，仍打得干净利落，志愿军的潜伏技巧令友军信心倍增。短短半个月，这些成功进一步强化了“主战场必在西方山”的判断。
然而，情报总有例外。10月4日，南朝鲜军第二师一名参谋李吉求越线投诚，他坦言己方已接到协同美军攻击537.7和597.9高地的命令。消息送到军部后，没有掀起预想中的波澜。在多数人看来，那不过是一次营以下规模的佯动，范弗里特不会为一个小山头冒险撕开正面；相反，如果调走西方山兵力，便等于把门户拱手相让。
秦基伟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当时的结论，是敌人想用小动作吸引注意力，然后回马枪杀向西方山。”基于这种顾虑，他不仅没有挪动西方山的部队，还决定在10月18日组织一次针对注字洞南山的反击，以巩固侧翼。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火炮校射已经完成，步兵突击队甚至从537.7高地抽调了一个排。
10月14日凌晨，敌炮突然倾泻在537.7与597.9一线，弹幕密度之大，超过此前任何一次试探。寂静的山体像被剥离的坚壳，巨响连着闪光。电话线被炸断，指挥所最初只收到断断续续的报告：“敌人两个团，向537.7猛扑。”这一刻，所有人意识到，真正的主攻方向出现在自己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
对敌情的误判，直接导致初期兵力吃紧。45师一个排正在集结地域，尚未来得及归位就卷入战斗；西方山的火炮无法支援百里之外的上甘岭，只能干着急。为了稳住局势，秦基伟紧急抽调后方预备队，并向三兵团请求增援。与此同时，他命令各坑道部队“靠工事、打硬仗”，拼尽一切减少正面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山防线并未因上甘岭吃紧而抽调主力。美军后来确实在391高地发起多次冲击，但均被44师击退。范弗里特没有等来期望中的“声东击西”时机，志愿军也避免了腹背受敌的最坏局面。
战斗持续四十三天，最终以志愿军防线完整告终。事后总结会上，秦基伟坦言：“判断出错，原因在于对敌战役企图估计不足。”参谋部随后把对机械化部队依赖公路的经验教训写进条令，明确要求多元化评估敌方行动，而不能只盯着交通线。
错判方向，却守住全局，这段经历给志愿军高级指挥员敲响了警钟：战场变量远比地图复杂，任何偏爱某条“显而易见”的规律，都可能被对手利用。坑道、密火、冷枪，这些准备固然重要，但唯有保持情报与判断的弹性，才能避免下一次代价高昂的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