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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党中央对百余位高级将领授予了元帅、大将、上将等军衔。
这次大授衔不仅是对解放战争功绩的褒奖，更是在新中国建立现代化军队制度过程中的一次历史性制度安排。
在这次授衔中，出身于四大野战军的高级将领纷纷列名榜中。
但引发广泛讨论的是：第三野战军16位首任军长没有一个上将，最高也就是中将。
而第四野战军18位首任军长中，却有7人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同为我军最重要的、战果最辉煌的两大野战军，为何三野和四野的授衔情况却大不相同呢？
一、战功并列前茅的三野与四野
在解放战争中，三野和四野无疑是最为耀眼的野战部队。
三野（华东野战军）主战于华东、华南，曾在孟良崮、莱芜、淮海、渡江等战役中取得决定性胜利。
尤其是淮海战役，其主力与中原野战军协同歼敌55万，对蒋介石政权造成毁灭性打击。
战后三野进入浙江、福建一线，与金门、台湾对峙，构成东南方向防线。
四野（东北野战军）则从冰天雪地的东北打到海南岛，横跨数千公里作战空间。
四野先在东北三年内战中击败廖耀湘、杜聿明集团，继而投入辽沈、平津、衡宝、海南岛等诸战。
其进军区域广、战线长、歼敌多，是解放战争中的另一支王牌之师，也是真正的功勋之师。
从歼敌数量、作战区域、战略地位来看，三野与四野在解放战争中的战功可谓势均力敌。但为什么军长授衔差异如此明显？
这其实和这两支部队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反倒关系不大，而是因为三野诸将早期的资历太差了。
二、资历差异
四野诸将多为中央红军出身，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许多早在红军时期就担任师、团级干部。
如李天佑1936年即任红四方面军第4师师长，洪学智曾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
虽然大家都是纵队司令到野战军首任军长，但是四野这几位上将军长在红军时期最差也是师级干部。
李天佑是师长、邓华是师政委，洪学智是军团政治部主任，陈明仁是起义将领；刘震是73师政委、黄永胜是红2师师长，即使是韩先楚也在长征后升任为了红78师师长。
可以说四野这七个军长上将，除了陈明仁之外，没有一个在红军时期低于师级干部的，最次都是师政委，和师长平级。
相比较之外三野的骨干将领就差了很多，不少是南方游击根据地出身，后来从新四军再到三野一步步走过来的。
红军资历相对偏薄，例如陶勇、王必成、滕海清等人在红军时期多任团营级军官，王必成长征后才成为了副师长，陶勇是西路军幸存的将领。
再比如聂凤智这位三野的老将，红军时期只是团长职务，抗战时期一直在抗日军政大学，直到1943年后才任胶东军区第13团团长。
而四野即使是资历比较低的韩先楚，在1939年就已经成为了旅长，四野的这几位在抗战时期大多都已经升为了旅长甚至师长。
从资历上来说三野将领普遍都存在着较低的问题，为数不多资历较高的如王必成等人确实有授上将的可能，但是最终因为名额问题还是没能授予。
三、抗美援朝的影响
除了资历之外，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抗美援朝战争了。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第一批入朝部队中六个军有五个是原四野编制。
四野这几位上将军长都是在朝鲜战争中立下了重大功勋的，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均在朝鲜立下赫赫战功，邓华更是彭德怀副手、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
也正是因此这几位的军职其实早就不是正军级了。
1955年军衔评定工作，也有着有明确的职务与军衔对应标准，参见《军官军衔条例》规定：
兵团司令员或副司令员级别，一般授予上将；军长、副军长为中将；
四野的许多军长在1950年前后均已升任兵团副司令员甚至正职，甚至进入志愿军高层。
邓华1950年任15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洪学智1950年任志愿军后勤司令部部长、志愿军副司令；
韩先楚任兵团司令员、1950年协助邓华攻取海南；
李天佑剿匪有功，任广西军区司令员；
刘震任志愿军空军司令；
黄永胜任19兵团司令员、后调军委工作。
这几位虽然是1949年全军整编时的首任军长，但是到1952年评级时已经普遍成为了兵团级。
他们这些军长，到了授衔时已是兵团级、正大军区副职乃至正职高干，军衔自然向上将倾斜。
相比之下，三野部队多驻守东南沿海，未全面参与抗美援朝，三野军长大多在1950年后仍任军职或转为地方军区工作。
如王必成任江苏军区副司令员，陶勇虽为福州副兵团司令，但因病早逝，于1967年追认为中将，未晋升。
结语
综上可见，三野军长无上将，并非战功不及四野。
一方面是三野的首任军长们红军资历普遍偏低；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没有直接参与抗美援朝，职务多在军或地方军区层级，未达兵团职务。
1955年授衔工作总体是严格而有序的，既尊重功绩，又参照职务、资历、影响力等多维标准。
虽然在三野与四野军长授衔中存在等级差异，但并非偏袒，更非压制。
四野的七位上将军长，除了制度对应之外，也确实具备红军资历+战功+职务高度的多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