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山佳
2013年，《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问世。这本用画笔与文字交织的“爱情回忆录”，最动人之处，便是以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一生一世一双人”的深意。
2014年，该书获评“中国最美的书”，而作者饶平如（1922年生）已是92岁高龄。面对众多读者的喜爱，老先生满心惶惑，他以“木偶奇遇记”自喻：自己就像那个“天生木讷，不善交际”的小木偶，在世间走了一遭，与不同的人相遇相知，已然心满意足……
而在饶老先生的笔下，妻子毛美棠，恰是风雨飘摇中，永远为他照亮前路的那束光……
01
幼时的平如，总被母亲觉得“傻乎乎”。他曾辩解“我看着傻，心里不傻”，这份天真惹得母亲哈哈大笑，转头讲给做律师的丈夫听，夫妻俩乐不可支，一旁的平如也跟着傻乐。
美棠的童年，却是个聪明任性的“小黄蓉”。她的爷爷白手起家经营中药铺，到了父亲这辈，更显“创二代”风采——除了老店，又开新店，还兼营钱庄与土特产，家境殷实。每年过年，父亲都会给美棠和长女玉棠各十块银元。可美棠总要压姐姐一头，非要多争些不可。父亲无奈，只好暗地里再塞十块银元，才哄住这个任性的小千金。
大年初一到初三，药行同行与亲友们常来毛家拜年，父母总叮嘱美棠待在房里别出来，免得让客人破费。可美棠哪肯听话？“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光是想想就开心。只要从门缝里瞥见客人到了前厅，她就像只快活的小燕子冲出去拜年……客人们早有准备，都知毛掌柜疼爱这个女儿，纷纷掏出压岁钱，少则两块，多则十块。几天下来，美棠就成了小富婆。
美棠在汉口的辅仁小学念书，那是一所教会学校。天性聪慧的她，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父亲常年在外经商，母亲不识字，小小年纪的美棠便掌管起家政，家里的用度开销、记账管理，竟也打理得井井有条。
抗战爆发后，美棠的父亲不愿与汉奸、日本人打交道，关掉了钱庄与商栈，一家人搬到汉口法租界生活。美棠转入学租界内的私立学校，爱美又爱玩的她与闺蜜形影不离，唱歌跳舞、看电影追星、购物追时尚，活脱脱像极了今天的少女。
毛家与饶家是世交，幼时的美棠还去过饶家做客。长大后要与平如订亲时，表兄曾对她说：“嫁给平如好呀！平如好看，眼睛尤其漂亮呢！”1948年，美棠成了平如的新娘。那年，平如26岁，美棠23岁。
02
1950年年底，平如前往上海，在舅舅杨元吉开办的大德医院工作。因同时兼任医院会计与大德出版社编辑，他领着双份工资，每月240元的收入，足够让家人过上富足日子。从此，美棠成了全职太太，家里还请了保姆。
每逢周末，工会会组织联谊舞会。美棠能歌善舞，又爱交际，是舞会上的常客。回想起来，那也是平如与美棠一生中最风光的日子。
可安稳从不是生活的常态。1958年9月28日，饶平如被劳动教养。没人告诉他缘由，也没有任何手续，便直接从单位被带走了。几天后，出版社人事科找美棠谈话：“这个人，你要划清界限。”
关键时刻，美棠的话透着一股脆利劲儿：“他要是搞婚外情，我立马跟他离婚。但我现在看他，一不是汉奸卖国贼，二不是贪污腐败，三不是偷拿卡要，我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怎么能跟他离婚！”
回头看看，膝下五个孩子：长子希曾9岁，次子申曾6岁，三子乐曾5岁，四子顺曾4岁，女儿韵鸿3岁，身边还有体弱多病的老母亲。
老的老，小的小，美棠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她给平如寄去的第一封信里，夹着一张全家人面带笑容的全家福。她就是要让远方的平如安心，这也是她能给的最深慰藉。平如后来回忆：美棠这是在鼓励我，告诉我他们很好。可那时候那么难，她是怎么笑得出来的呢？
03
平如去劳教后，饶家就像一艘飘摇在风浪中的船。家里七口人没有一分钱收入，美棠便去了里弄生产组做工。生产组没有福利，一天工钱六角，干一天算一天，每月十几块的收入，对于一家人的开销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万般无奈之下，美棠只好不断变卖首饰。
孩子们陆续上学，学费虽由国家减免，书杂费却一分不能少。每年缴费时，美棠都要东挪西借，伤透了脑筋。她曾带着五对金手镯嫁入饶家，为了生计，如今只剩一只。卖掉它的前一晚，美棠让女儿戴着手镯睡了一夜……
即便那些年家里拮据，美棠仍会时不时给孩子们制造惊喜，比如宣布给每人几分钱，让他们去租小人书。
夏日傍晚，拖净地板铺张草席，孩子们围坐其上，听美棠讲些陈年往事。故事里的爸爸，永远是憨直的：去贵州的路上，曾拎着热水瓶追火车；打牌时，他的牌像玻璃做的，别人一猜就中；他不会见风使舵，更不会说假话。说着说着，美棠会笑着叹道：“爸爸憨哦？脑子一根筋，不会转弯。”落日余晖洒在她脸上，漾起淡淡的甜蜜。
孩子们上学要填表，家庭成分一栏，美棠让他们填“职员”——毕竟平如被带走时，没人说得清缘由。孩子们隐约知道父亲被抓走，家里成分或许有问题，可美棠总会干脆地说：“你们的爸爸是个好人！”
美棠为人友善忍让，待人接物端庄得体，邻居、同事乃至里弄干部，都对她存着几分尊重。即便在“文革”期间，老邻居仍喊她“饶师母”，同事与干部们则称她“毛阿姨”。美棠是生产组的骨干，手脚麻利，同事们都爱跟她搭伙。谁家里有难处，她帮着写信；谁不识字，她就念报纸解说。
04
1969年，一号令下达后，上海局势骤然紧张，疏散人口至内地的工作迅速展开。一天，里弄干部通知美棠参加“疏散动员会”，参会者全是“黑五类”家属。
美棠开门见山表示拒绝，条理分明地陈述理由：“第一，我们老家不在农村，那边也没亲人；第二，家里老老小小七口人，真去了内地，日子没法过，我不同意。就算去了会上，你动员我，我还是这个答复，反倒耽误你们工作，不如不去。”干部听得目瞪口呆，思忖半天，竟应道：“那我就跟上面说你生病了，去不了。”
靠着这番周旋，饶家躲过一劫，可美棠的两位朋友却没能幸免，终究回了老家。
饶家住在新永安路十八号的两间房，是平如当年用七两金子定下的。“文革”期间，房地局频频催租，放话不交租就收房。那段时间总有人上门看房，一家人提心吊胆，全靠美棠一次次周旋交涉。当时不少人被迫搬进阴暗狭小的屋子，饶家却又一次化险为夷。
如今想来，除了美棠的友善与智慧，那些干部的同情心也起了不小作用。只是有位街道干部的话，让美棠久久无法释怀：“你说你老公不会撒谎，可老实人怎么会被政府抓去坐牢呢？”
1979年，平如自动离职，从安徽回到上海。此时，平如57岁，美棠54岁，两人都已饱经风霜，鬓发染白。1980年，上海公安局撤销了对平如的劳动教养决定，他回到原单位上海科技出版社工作。
2008年3月19日，距离他们六十年钻石婚纪念日还有五个月，美棠走了。她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柴米油盐里的坚守。她用智慧护家，用坚韧扛事，用温柔待人。所谓“弱德之美”，大抵就是这般——于困顿中不折腰，于琐碎里有光芒，于烟火人间，凭一己之力，为所爱之人撑起一片晴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