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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九年，四川巴县，一个叫做刘茂珍的农民花了九千文钱，向同村的地主李国泰租了一块地。
九千文钱，那不是一笔小数目了，因此刘茂珍租的这块地还很大，不仅可以用来耕种，甚至还有富余，还可以在剩余的土地上建造房子来居住。
有了土地，用血汗饲养，春种秋收，刘茂珍勉强能养活自己，以及自己身后的妻女。
本来一家人的日子勉勉强强，还能活得下去，不料两年之后，刘茂珍发了急症，四处医治无效，很快就去世了。
死去的人眼睛一闭，驾鹤而去，留在这世间的人又要怎么活？尤其对刘茂珍的妻子刘彭氏来说，那就更难了，她不仅要照顾自己，还要养活不过才五岁的女儿，这日子过的，那是捉襟见肘，艰辛无比，眼看就要撑不住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当年丈夫刘茂珍向李国泰租地的时候，双方的租赁关系，是押租制。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刘茂珍租地的九千文钱，不是租金，而是押金。
交了押金之后，按月还要向李国泰再交租金，你要是在租期内按时交租，这押金到时候都会退给你，可是你如果不能按时交租，那么地主自然不想要承担损失，于是就要从你的押金里扣除相应的金额作为租金。
以前刘茂珍活着，家里有劳动力，夫妻二人操持这块地，能赚出租金来给到李国泰，现在刘茂珍死了，刘彭氏一个人种地，她种不了，就算种的了，这么一大片地，她也种不过来，所以每个月她在土地上没有收入，她交不上租金，李国泰就要扣她的押金，等到押金扣完了，土地的租期也到了，那这九千文钱，就算是打了水漂了。
之前种植的农作物，那玩意太费精力，刘彭氏只能扔荒，可是她也要活着，也要吃饭，于是她在地里种了一些葡萄树，希望等到葡萄成熟，自己便可贩卖葡萄来维持生计。
刘彭氏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种了一片葡萄树，秋天的时候还真的结了沉甸甸的一串又一串的葡萄，可是没成想，刘彭氏刚要把葡萄剪了拿去卖，葡萄就全都让人偷走了，一粒都没留下。
刘彭氏如遭横祸，怒发冲冠，她思来想去，认为是地主李国泰偷走的。
其实她这么想，并无根据，只是近来李国泰催租金催的紧，刘彭氏好说歹说，说这地不想租了，想要让李国泰把租金退回来，李国泰断然回绝，那意思摆明了就是要克扣租金，要一直把租金吃完为止。
一个平头百姓，又是妇道人家，哪里抗衡的过大地主？刘彭氏没办法，只好是忍气吞声，就此作罢。
所以，刘彭氏就会想，自己种葡萄，葡萄成熟了，能卖好多钱，卖了钱就能交租金，交了租金，李国泰就没办法克扣自己的押金，所以自己种葡萄这个事情，只和李国泰有利害关系。
想到此处，刘彭氏当即跑到李国泰家中，大声叫嚷，跟李国泰说，要么还自己的葡萄，要么就赔偿自己的损失。
李国泰听了之后，他是一脸懵，因为他压根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只好解释说，葡萄丢失之事与我无关，你上我这儿闹啥，你赶紧回去吧。
无端猜测也好，真是李国泰干的也好，刘彭氏没有证据，她就不占理，也吵了，也闹了，没有结果，最后也只好离去。
回到家中，刘彭氏更糟心了。
把门推开，一股淡淡的霉味扑面而来，小屋不大，通风不好是光线很暗，目之所及，泥地坑洼不平，灶台积着薄灰，屋里没有家具，只有一张歪斜不稳的小木桌，整个屋子是低矮，潮湿，阴冷，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一股令人压抑的窒息，刘彭氏的赤贫和生活艰难，那是一览无余。
丈夫死了，葡萄让人偷走了，押金也要不回来，接连的遭遇已经把刘彭氏逼到了一个难以忍受的地步，可她回来之后，还得照料嗷嗷待哺的女儿。
女儿饿了一天了，哇哇直哭，刘彭氏听的心烦，连声呵斥，让女儿安静下来，可是五岁的孩子懂什么？大人一发脾气，她哭的更厉害了，女儿是嚎啕大哭。
您说，这能怪女儿不省心么？
不能。
因为女儿只是饿，只是想要吃饭，这是一个孩子对于父母的正常诉求。
只是，这个时候的刘彭氏她已经有点失去理智了，听着女儿的啼哭，想着近来发生的事情，她是怒从心头而起，恶向胆边而生，她竟然鬼使神差般的从屋里摸出一把菜刀，对着女儿的脑袋就砍了上去。
这一刀下去，五岁的女儿一声不吭，当即毙命。
恼人的哭声终于没有了，刘彭氏瘫坐在地，一动不动，她没毁灭尸体，没有逃跑，因为当她意识到因为愤怒，失望，绝望等各种各样的原因促使下，竟然把女儿给杀死后，她也已经没有再活下去的勇气了。
几个时辰之后，村民发现了这一幕惨剧，旋即将刘彭氏控制住，交由官府处理。
这案子，实际上是很简单的，一是案发现场没有被破坏，案情一目了然，二是刘彭氏供认不讳，坦然认罪，恐怕是只求速死了。
罪当抵命，债须清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哪怕刘彭氏杀害的是自己的女儿，在我们看来这也是手段残忍，令人发指，简直泯灭人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但是，官府对刘彭氏的处理却让人意外，知县只是让衙役打了个她几个嘴巴，对她进行了一番训诫就让她回去了，好像这似乎是一件稀松平常，不足挂齿的小事儿。
实际上，有清一代，包括清朝之前的朝代，父母杀害子女，一般都罪不至死，比如清朝，只是杖击六十，然后关一年的牢房。
在古代社会，父母管教孩子，打骂孩子，大家会觉得这就是极为正常的，在父为子纲的教条下，父母是权威，是绝对正确的，子女则成了父母的附属品，成了父母的财产，而一个人如何处理他自己的财产，别人自然管不着。
更何况，死的还是一个女童。
清代社会，女童的生命价值是被严重贬低的，那时候男女不平等，杀害女童，溺死女童在某些地区甚至成为了半公开的陋习，朝廷虽然明令禁止，但却始终难以根除，那么在大家的潜意识里，杀死女童的严重性就远低于杀死男童或成年人。
更加謷牙诘屈，耐心寻味的是，案件告结之后，巴县衙门给上级部门上报的案件卷宗中，本案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
衙门说，本案中死掉的女童，是民妇刘彭氏的侄女，她这侄女吧，暂住在刘彭氏的家中，侄女常年患病，身体虚弱，有天早上起来到屋外去上厕所，因为走路无力，精神恍惚，一不小心摔倒在地，正巧头部撞在了一节尖锐的树枝上，导致其当场身亡。
一桩杀人案，就此变成了意外身亡案。
想一下，刘彭氏是普通百姓，日子已经过成那样了，她不可能有钱去贿赂官府，让官府帮她脱罪，她也没有社会关系足以让官府帮她摆平这桩命案，那为什么官府会一而再再而三的袒护刘彭氏，甚至是帮助刘彭氏摆脱罪名呢？
想来，无非是讳盗二字。
讳，就是忌讳，盗，就是重大案件，意思就是，清朝的地方官，特别害怕辖区内发生严重的治安案件，尤其是命案。
因为，上天有好生之德，万民赖上官教化，你做知县的，你要是治理本县得力，本县怎么会发生命案呢？
发生命案，就代表了你失职，你工作不得力。
命案发生之后，就需要侦破，古代的刑侦技术有限，很多命案不是知县不去破，而是他破不了，知县本质上是读书人中的佼佼者，他只擅长读书，他不擅长破案。
案子破不了，又要面临诸多问题，上官要责难，民众有舆论，而且最主要的是悬而未决的案子一直在官府挂着，它不好看。
明清两代的知县，知府等等基层官员，他们都是流官，到一地任职两三年之后就要调动一次，那是往上调呢，是往下调呢，是往好的地方调呢，还是往不好的地方调呢，当然都是通过你的政绩，你的能力来决定的，你案子破不了，那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你没有政绩，你能力不行，你的仕途就会受到影响。
所以，刘彭氏的案子，自然是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降低案件的严重性，因为在官府看来，这样对谁都好，至于刘彭氏的女儿，女儿的父亲已经死了，刘彭氏也没有什么亲戚，又有谁会在乎呢？
卷宗上洇开的，是一个无辜女童的惨死，连同她母亲绝望的哀嚎与沉重的罪孽，就这样轻描淡写的，彻底抹去了痕迹...
谁能想到，杀人凶手，到最后竟然变成了一节树枝...
参考资料：
大清律例. 阿桂.中华书局.2015
清史稿. 赵尔巽等撰.中华书局.1976
清代地方监察制度初探. 赵春萍.福建师范大学,2015
朱亦灵.清中期命案私和中的下层社会与司法运作——以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东岳论丛,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