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沈阳摆渡
导读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被委任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自成一派“保境安民”十余年的东三省，至此纳入南京国民政府治下。前一年还与国民革命军兵戎相见的奉系军队，也被改编为东北边防军。史称“东北易帜”。“东北易帜”看上去安稳平顺，背后却是暗流涌动……
01
张作霖死的那天正是张学良生日
1928年6月4日，农历四月十七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的专列，在5时23分经过京奉铁路三洞桥路口时遭遇爆炸，策划行凶者是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张作霖被救回奉天市内大帅府，10时许伤重不治。此事件史称“皇姑屯事件”。
农历四月十七日正是张学良的生日。正因如此，张作霖在床榻上呻吟离世之时，张学良正在殷勤接待陆续前来的客人。他选在这一天中午在北京中南海万字廊大摆宴席，邀请奉系军政要员和地方名流为自己过生日。
张学良操办生日宴会并非出于享乐。张作霖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取胜后，率领奉军入关争夺地盘，最盛时势力延伸到江苏、安徽，雄踞小半个中国。然而好景不长，面对从广州出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先后击溃了“讨贼联军”统帅吴佩孚和“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张作霖麾下的奉军也一败再败。
1928年6月1日，张作霖宣布大元帅府从北京迁往奉天，随后动身出发。张学良奉命带领奉军嫡系精锐殿后，并协调孙传芳、张宗昌等同盟部队一起撤退。为了稳定局面和人心，他必须摆出相应姿态，大肆铺张的宴会当然是一块好展板。
皇姑屯事件后，张作霖的当家夫人寿懿和奉军留守高层一致认为是日本人所为。为了稳定局面，让张学良安全返回，他们决定“秘不发丧”，大帅府以张作霖受伤需要静养为名，谢绝一切往来。为避免泄密，连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也只称张作霖受伤，另外派专人赶赴关内向其告知实情。
生日宴会后，张学良离开北京，进驻冀东滦州，指挥奉军各部收容和撤退。6月8日，国民革命军第3集团军阎锡山部进入北京。
6月17日，张学良才得到父亲张作霖已经去世的确切消息，当即换装易容，混在士兵当中搭乘一列闷罐火车回到奉天。次日，大帅府以张作霖名义发布通电，称“本上将军现在病中，所有督办奉天军务一职不能兼顾，着派张学良代理”。6月20日，张学良通电就职。第二天才将张作霖的死讯向各方公布。
失去了父亲的庇护，自己的命运将走向何方？东三省又将何去何从？种种不确定等待着张学良的抉择。
02
少帅表示东北愿意服从国民政府
回想“东北易帜”前张学良担任东北领袖的几个月间，面对与国民政府之间、日本当局之间的矛盾，事事无小事，牵一发而动全局，肩上的压力远非昔日可比。
早在与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对抗时，张学良处处留有余地，还曾给身为对手的白崇禧写了一封长信阐述自己的理念。
1928年6月4日寿宴后，撤离北京之前，张学良还曾与阎锡山的代表孔繁蔚见面，试探对方停止进军的条件。孔提出归顺国民政府、悬挂“青天白日旗”等要求，张学良虽然有承诺之心，却没有相应的权限。
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天津后，奉军主力退回山海关之外。奉军两个盟友中，“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队伍已经投降，但“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的数万兵马仍盘桓在冀东，与白崇禧指挥的国民革命军时有冲突，也与不愿其出关为乱的奉军对峙，成为一颗不定时炸弹。
为了避免矛盾升级，解决关内外的敌对状态，张学良在接任奉天督办后，曾邀请蒋介石驻北京的代表何成濬来奉天会谈，但被对方婉拒。此后，张学良不断表态，希望南京方面“收束军事”，不要以军事手段解决张宗昌，更不要进一步进攻东北。
张学良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不久，便派出以总部秘书长王树翰为首的代表团面见蒋介石，表示东北愿意服从国民政府，但东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而从长考虑，以期妥洽和平统一事业。
现实也一度显得十分乐观。7月19日，张作霖的拜把子兄弟、热河都统汤玉麟宣布易帜，服从国民政府。张学良先后向蒋介石承诺在7月19日、22日、24日率东三省易帜，但终于以近乎撒泼的“如兄以为非易帜不可，则弟只有去职”来终结这个话题。直接原因很简单——日本方面坚决反对。
03
周旋在南京与东京之间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日本在中国东北攫取了大量“特殊权益”，不仅接管了南满铁路以及大片沿线附属地，还将旅顺、大连变为了直接管理的“关东州”。张作霖的崛起离不开关东军的支持，但后者中的激进派军官一直试图彻底取而代之，皇姑屯事件便因此而起。
虽然事发后，关东军激进派找不到进一步扩大事端的借口，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日本军政方均想通过保持东北的相对独立，来确保日本的特殊权益，因此，对张学良推动易帜的举措多加阻挠。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在拜访张学良时曾赤裸裸地表示，“如果东北当局不愿意维持现状保境安民，逆其道而行迎合南方（国民政府），使东三省受到外来干扰，日本将从我方利益出发，采取非常手段”。
▲张学良
随着张学良与国民政府谈判的消息传出，日本方面的态度愈加严厉。林久治郎多次警告张学良，甚至送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亲笔信进行施压。
张学良对日本方面的蛮横狠辣感同身受，而奉天、大连等地就有日军野战部队驻扎，冀东的张宗昌所部数万人也随时可能被日方利用。张学良势必要小心翼翼，不敢在日本方面态度没有变化之前继续推进。
另一方面，蒋介石虽然一再催促张学良尽快易帜，但双方还有大量细节事务没有商妥，张学良也不免有以日本施压为借口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的心理。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张学良写道，“立即改帜一事，惜非不愿，对内已有办法，唯对外确有困难……仍望介公迅速设法，使弟有可借口转圜之地，或他方设法疏通，无不乐从也”，想要蒋介石共同分担面对日本方面的重担。
1928年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在奉天举行，为张学良与南京、东京两方进一步密谈提供了空间。张学良一方面向日方代表确认，东北易帜将延期3个月，以求缓和。另一方面又告诉蒋介石，目前应对日本人的方法无非三种：强硬、软化、圆滑，强硬必将导致日本在东北动武，软化则将是东北成为日本保护国，所以只有用圆滑之法来应对，“折其野心，始有办法”。
04
终于踢出临门一脚
如果在1929年9月俯瞰冀东大地，会看到一幕奇特的战争景象：从北京、天津出动的国民革命军向东进攻盘踞冀东的张宗昌部队，而后者也在继续向东挺进，进攻据守山海关一线的奉军。几次战斗之后，张宗昌的队伍丢盔卸甲，纷纷投降，国民革命军止步于山海关，没有再前进一步。
这是“易帜延期3个月”期间，南京与奉天双方共同推进问题解决的一幕。张学良虽然放弃了迅速易帜的做法，但并没有停止关内外谈判的脚步。相反，这3个月让双方有足够时间来讨论之前没有顾及的种种问题：从张学良的职务到东北地方政权的组织，从国民革命军不入关到奉军的改编，从文教到税收，一项项内容逐一落实。
1928年10月，蒋介石提出希望张学良在“双十节”宣布易帜，但张学良仍表示为难。妥协的结果是，张学良同意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在奉天与南京没有建立正式关系之前，先使自己成为两者之间的枢纽。
同时，蒋介石借中日谈判通商通航条约的机会，将日方施加给张学良的压力转移为外交层面，摆到桌面上予以解决。日方提出的诸如延长吉林敦化铁路、谈判土地商租权等问题，都被张学良借口自己是地方政府，转移到了南京方面，日方对此也是无可奈何。
终于，张学良赶在1929年来临之前，毅然实施“东北易帜”。日本方面当然不会客气，宣称：“突然更换旗帜等于与日本断交。日本将根据张学良的态度，采取坚决措施。”张学良只回了一句：“那也没办法。”
奉天易帜
黑龙江易帜
吉林易帜
多年后，张学良评论此事时说道：“你把我父亲炸死了，国家这样的问题，我怎么能跟你合作？”或许正是这样的国仇家恨，才驱使张学良坚定完成了“东北易帜”这件纠缠多方、历时半年的大事。
据《同舟共进》 王戡/文
易帜和反易帜斗争很激烈，在东北要员内部以少帅为首的主张易帜，而以杨宇霆、常荫槐为首的则反对易帜。在国外有支持易帜的，也有反对易帜的。如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反对少帅易帜，鼓吹“独立”，干涉中国的内政，阻止东北易帜，存有侵略野心；而英、美和南京政府就欢迎东北易帜。
12月29日东北易帜时，杨坚决反对，他认为不应该服从蒋介石，因此与张学良酿成新的矛盾。对张学良他俨然以保护人的身份自居，经常以周公辅成王的典故自诩，规劝张学良戒毒，批评他不问政事。虽出好心，但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却不买他的账。日本人也趁机利用正友本党和混迹东北的中国流氓处处诽谤杨宇霆，离间张杨关系。他们送给张学良一本《日本外传》，将张学良比作日皇丰臣绣吉，将杨比作篡位的日相德川。
1928年时期，在奉天督军府门前的张学良与奉军元老杨宇霆（左）
当时，少帅任东北保安司令，杨宇霆任总参谋长，名义上属赞襄辅佐官职，而杨一贯专横跋扈，自以为才大功高。大帅死后，更目无余子，骄横愈甚，遇事自作主张，对国民党和谈问题，代表人选问题，东北易帜问题，他都反对。更使张学良难堪的是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杨宇霆专权日甚，遇事包揽越权处理，往往对张学良你我相称。在这种情况下，文武官员依附杨者日多，凡有集会，杨所到之处，大家都围绕着他，一唱众和，而张学良来到，大家反而不大理会。1928年冬，杨为其父在沈阳大做生日，东北省级头面人物几乎都前来祝寿。杨置酒高会，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乘车去杨府，各处达官显贵，多如云集，有许多穿着中国便服的日本人也参与其间。
昔日的杨宇霆公馆
杨宇霆对张学良竟以常礼相待，只是稍加应付而已。各方宾客对杨则恭维备至，谀杨为“东北元老，众望所归”。杨也踌躇满志，俨然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张学良和于凤至见此情景，触目惊心。这场戏是日本人勾结手握大权的杨宇霆，设计把张杀掉以杨代之的“鸿门宴”，让赴宴的日本人假装醉酒，借敬酒之机，乘张不备，突然下手，这样杨既不负担杀张的罪名，日本又可得以兴兵入侵的机会。张学良在宴会上略饮数杯，还没等日本人敬酒，起身告辞，不等杨的劝留，张、于二人已走出门外，杨宇霆同日本人合谋杀张的“鸿门宴”也就随之破产了。
19291月10日午后3时左右，杨宇霆、常荫槐来到帅府求见张学良。要求成立所谓“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二人还带来了事先拟好的文件要张学良签字(张学良事先并不知晓)。张学良表示：东北刚刚易帜，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上报南京政府，不能草率，当从长计议。如杨、常此时稍有自知之明，应到此止步了。可他们却固执己见，继续纠缠，坚持非签字不可，张学良仍然委婉劝说……
杨、常大怒。杨厉声说道：“别跟我咬文嚼字的，说那些没用，赶紧签字!”常也阴沉着脸粗暴地吼道：“少扯这袄领子!刹棱签了!”(东北方言，意为痛快)等等。气焰十分嚣张。张学良为缓和气氛，推说天色已晚，请二人在府上用过饭再签不迟。二人这才稍稍平息怒气，说行前已答应回家吃饭，晚上再来。杨、常于是离开帅府而归……
于凤至深知张学良的心事，为了帮助他早做决断，对张学良说：“汉卿，我用银元给你算一卦如何？”说着拿起一块“袁大头”站起来说：“如果人头像着地，就除掉杨、常，人头像冲上就不杀。”一撒手银元落地，人头像着地，连作三次都是人头像着地，用这个办法促使张学良早下决心，根除后患。
张学良用电话把高纪毅找来对他说：“杨宇霆、常荫槐走后还返回来，他们两人欺人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新政，反对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建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这事关中苏的外交问题，要办也应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他们二人要我立即签字发表，太不像话了！现在他们回去吃饭了，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们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执行。”高说：“在何处执行？”张学良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你要小心，他们二人身上都带手枪。”高纪毅遂派6名心腹卫士，由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吩咐由刘多荃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人进来，不许人出去。刘只知有大事并不知要处死杨、常。一切布置妥当以后两个多小时，杨、常又来帅府径入老虎厅就坐。
▲枪杀杨宇霆、常荫槐（影视剧照片）
高纪毅和谭海率领6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二人阻挠国家统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即由6名卫士分两组执行，杨、常分别被前去的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束了他俩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杨宇霆是个烟酒不沾，没有嗜好的正统军人，一生自负好胜。年轻时，为练骑术，半夜偷着骑马被战马咬伤。领兵后，对违例士兵不论亲疏，严加处罚。辅佐张作霖时，则以皇帝与宰相自勉，视主不二。他有秘书，却经常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但他心胸狭窄，对自己不睦的人从不宽容。
他非常迷信，家中常年养着术士，遇事扶乩问卜。老虎厅事件前，他还曾扶乩，得乩语：“杂乱无章，扬长而去。”术士认为乩语不祥，要他多加小心。当杨、常晚饭后二次进入帅府之后，直到夜2时许，家人不见归来，乃要求术士张神仙用法术探听杨的行止。张神仙作了法术后，去告诉杨家，他已派天兵天将去看过，杨正在大帅府打麻将牌，可能要打到通宵。杨家人深信不疑，安然入寝，直到翌日陈尸南关姜庙，始明真相。
事有凑巧，不几天他便死于非命。后来民间这样传称： “炸烂吴(俊升)张(作霖)，杨(宇霆)常(荫槐)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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