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燕赤侠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这句话在如今的中国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美国利用手中霸权到处制裁的时候，中国再一次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输出到了全世界。
2025年5月30日的香港会展中心，来自85个国家和20个国际组织的400余名代表共同见证了一场改写国际争端解决史的重要仪式。
当33国代表依次在《国际调解院公约》上签字时，这个由中国首倡的全球首个政府间调解组织正式诞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致辞中援引"六尺巷"典故，将中国人"让他三尺又何妨"的处世哲学，转化为解决国际争端的现代方案。
这个承载着东方"和合"智慧的政府间组织，以33个创始成员国和近20个国际组织的集体背书，正式填补了国际争端解决体系中调解机制的空白。
回溯三年前中国与志同道合国家提出倡议时，国际调解院还只是外交文件上的构想。如今公约的签署，标志着这一构想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制度创新。
与诉讼和仲裁相比，调解具有程序灵活、成本较低、执行阻力小的独特优势，尤其适合文化背景各异的国家间争端解决。这种转变背后，是中国方案对西方主导的对抗式争端解决模式的创新突破。
数据显示，传统国际仲裁平均耗时3.7年、花费超千万美元，而调解可将周期压缩至6-12个月，成本降低60%以上，这种高效经济的特性尤其适合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
这个承载着东方智慧的创新机制，不仅为冲突频发的世界提供了新的和解路径，更让香港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焕发出新的法治光芒。
选择香港作为总部所在地，既是对其"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的认可，更是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生动诠释。
这座城市既有普通法传统又有大陆法元素，既是国际金融中心又是中西文化交融之地。
王毅外长在致辞中特别提到，香港回归本身就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典范，而调解院的落户将使香港的法治优势转化为全球治理效能。其兼具普通法系与大陆法系的法治环境，发达的专业服务体系和国际化的调解人才储备，为调解院运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土壤。
对香港而言，这不仅是新增的国际组织总部，更是城市转型的契机。特区政府已宣布将设立调解人才培训基金，预计未来五年培养5000名专业调解员。
这个由中国牵头、多国共同参与设立的新型国际争端解决机构，其意义远不止于增加一个调解平台，而是标志着国际法解释权从西方垄断走向多元共治的历史性转折。
国际社会长久以来被一个隐秘的规则所支配：谁掌握国际法解释权，谁就掌握国际秩序的话语权。
当我们翻开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会发现，国际规则的制定与解释长期被欧美国家主导。
海牙国际法院的成立曾被视作人类文明的进步，但鲜少有人提及其法官席位上欧美国家长期占据三分之二席位的现实，这种结构性失衡导致国际法解释逐渐形成"西方中心主义"特征。
这种垄断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争端中常常面临"用西方规则对抗西方解释"的困境。
2024年国际调解院在东方正式成立，这个由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的新型争端解决机构，正在以"调解优先"的东方智慧改写国际规则。
根据创始章程，来自亚洲、非洲、拉美的调解员比例将首次超过50%，这在过去以欧洲法官为主体的国际司法机构中是不可想象的。
更关键的是，调解院明确将《联合国宪章》倡导的"主权平等"原则转化为具体程序。任何裁决必须获得争端各方认可才具效力，这从根本上改变了某些国际机构"强制管辖"的霸权逻辑。
而对国际社会来说，33个创始成员国代表签下的不仅是名字，更是一份对新型国际关系的期待。需要注意的是，85个参与国中超过三分之二来自亚非拉地区，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对公平治理秩序的迫切需求。
王毅外长在致辞中阐释，调解院不同于零和博弈的对抗式裁判，而是倡导"互谅互让"的共生之道。
作为主要倡议国，中国在调解院筹建过程中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从2022年与共同倡议国展开首轮磋商，到2024年完成公约文本谈判，再到如今33国现场签署，每一步都体现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这种风格与调解院"去政治化"的定位一脉相承，其公约明确禁止将调解程序政治化，确保平台的中立性与专业性。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六尺巷"典故被王毅外长多次引用，这个清代邻里各让三尺形成巷道的调解智慧，如今升华为处理国际争端的哲学基础。
这种强调"互谅互让"的解决路径，与某些国家惯用的制裁施压形成鲜明对比。
从更宏大的历史视角看，国际调解院的诞生恰逢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关键期。
当前全球面临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挑战，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24年国际投资争端案件数量创十年新高。
调解院的出现，为这个充满张力的世界提供了缓冲带。这种理念的创新性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国际法形式转化为全球公共产品。
国际调解院的诞生绝非偶然，它是全球治理体系从"丛林法则"向"和合共生"转变的重要里程碑。
从这一刻开始，西方对国际法解释权的垄断将被逐渐打破，人类国际关系史掀开了以非对抗方式化解矛盾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