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喜欢罗曼·波兰斯基导演的电影《钢琴师》。这部电影根据波兰著名钢琴家瓦拉迪斯劳·斯皮尔曼的回忆录改编，讲述了纳粹德国占领波兰期间，对犹太人展开灭绝性屠杀，斯皮尔曼父母和兄弟妹妹都遭到杀害，他孤身一人，像一只老鼠一样在废墟里东躲西藏，最终活了下来。
斯皮尔曼最艰难的时候，当他离开藏身的阁楼寻找食物时，撞上一个德国国防军的军官。
斯皮尔曼以为他这次死定了，没想到那位德国军官让他弹奏了一首乐曲后，把他保护下来，按时给他送食物，鼓励他坚持到战争结束。
斯皮尔曼回忆说，但他感到绝望的时候，德国军官安慰他说:“既然您和我都已经经历了五年地狱般的生活，还依然站在这里，那么显然是神的旨意让我们活下来。您要坚信这一点。”
战后，斯皮尔曼重返波兰电台，担任首席演奏师，而这位德国军官维尔姆.霍森菲尔德被苏军俘虏，关在战俘营里。当斯皮尔曼得知救命恩人的遭遇后，为其奔波求救。1952年，霍森菲尔德死于苏联设在西伯利亚的战俘营。
在以斯皮尔曼为主角的电影中，这个德国军官霍森菲尔德仅占据了很少镜头，但他的正直勇敢形象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想知道他更多的故事，但除了这部电影和斯皮尔曼的回忆录以外，没有找到其他任何资料。
前不久，在网上买到德国作家赫尔曼.芬克撰写的《维尔姆.霍森菲尔德传》，才知道这名纳粹军官保护斯皮尔曼并不是偶然之举。在驻守柏林期间，他向不少犹太人和波兰人伸出援助之手。
在那个极其黑暗的时代，霍森菲尔德一直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并给自己在德国乡下的妻子儿女写了800多封信。
他在给妻子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尽力拯救每一个可以救下的人。”
1895年5月2日，霍森菲尔德出生于一个拥有虔诚信仰的家庭。他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战开始后，他参加了纳粹党和国防军，随军队开赴波兰。
在波兰期间，他先是负责建设并管理一所波兰战俘营，之后又被任命管理国防军体育学校和职业培训学校。
驻守波兰六年的时间里，霍森菲尔德目睹了纳粹对波兰人和犹太人的迫害和杀戮，这种对无辜者的屠杀行径与他内心深植的信仰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他从希特勒的拥护者转变为严厉的批评者，同时屡屡突破禁令，对受迫害者提供救援和保护。
刚到波兰管理战俘营的时候，霍森菲尔德对纳粹的残暴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但其虔敬的信仰，让他对波兰人有一种最朴素的同情和关切。
有一次，两名波兰妇女请求他让她们进入战俘营，看能不能在里面找到丈夫，霍森菲尔德不顾规定，让她们从侧门溜进去。虽然她们没有找到自己的丈夫，还是由衷地感激他的帮助。
另有一名波兰妇女找到霍森菲尔德，讲了家里的种种难处，恳求将她的丈夫从战俘营中释放出来。霍森菲尔德告诉她三天后再来，把自己的丈夫领回家。
不仅如此，霍森菲尔德还向自己的上级求情，说服上级释放更多的波兰战俘。有一位女士为了向霍森菲尔德表示感谢，拿出香水瓶，把满瓶香水喷在他的身上。
尽管德国国防部对每个军人都下达了“亲善禁令”，禁止用友善态度接触敌方，但这并没有妨碍霍森菲尔德亲近波兰人。他去波兰教堂做礼拜，与波兰人一起跪在圣餐台前，“我们用不同的语言默念‘主，我愿意为你而活’”。
当霍森菲尔德目睹纳粹在波兰的种族灭绝行动之后，对这场战争开始深刻反思---
自从看到党卫军的暴行后，我确信我们一定不会赢得这场战争，因为我们缺乏道义力量。如果野蛮最终取得胜利，那么以后一旦我们国家内部出现任何反对的声音，也会被相同的暴力镇压的......其实我们都是同谋的共犯，我们都被欺骗参与了犯罪。一种深深的负罪感烙印在我的灵魂中。
1943年，霍森菲尔德对自己提了一个要求，无论自己是否参与了行为上的罪恶，都要在心中承认德军身份带来的同谋之罪。这与汉娜.阿伦特所批评的那种平庸之恶----战后许多德国人以执行上司的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责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在当年7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我们从来都是这样，常常指责别人，而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当纳粹上台时，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来阻止它，也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把事情向着积极的方向引导。我们背叛了自己的理想、我们的民主制度‘我们的宗教自由。工人被舆论带着跑，教会也袖手旁观，资产阶级太懦弱了，知识阶层也是如此。是我们默许了工会被粉碎，信仰被压制，新闻和广播失去言论自由。最后，是我们自己把自己赶入了战争。
这种深刻反思并没有仅仅停留在霍森菲尔德的大脑里，而是转变为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受压迫的人。
逐渐地，霍森菲尔德被华沙波兰人视为一个隐秘的救护所。如果谁的亲属或者好友落入秘密警察的魔掌并向他求助，他在了解详细情况后就会伸手相助。
一位波兰妇女向他寻求帮助，她的丈夫被秘密警察逮捕了。为了帮助这名女士，霍森菲尔德动用自己的关系，四处奔波；他还曾受托拦住一辆开往刑场的汽车，说现在紧急需要一名劳工，从车上救下一个波兰人；还有一次，他把一位退役的波兰军官从秘密警察关押中解救出来。
一个名叫诺维茨基的波兰人请求霍森菲尔德救出他囚禁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弟弟，他的弟弟只因与一名疑似走私者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就被纳粹警察抓走了。霍森菲尔德两次拜访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恩斯特后，那个年轻人从集中营释放出来。
当霍森菲尔德管理国防军体育学校的时候，利用手中的权力雇佣了数十名波兰人，在这里为他们提供了避难所，其中不仅有两名犹太人，还有一名遭秘密警察追捕的波兰地下军的牧师。他给这位牧师起了个假名字，办了假证件，雇佣他为波兰语教师。
正如赫尔曼.芬克在霍森菲尔德传记中所说的那样，在迫害和暴力的汪洋中，他以一己之力创造了一个人道主义岛屿。
1944年8月，波兰地下军领导的华沙起义爆发了，而德国占领军动用飞机、坦克、大炮等重武器，对起义军进行了残酷镇压，整个华沙几乎沦为一片废墟。
华沙起义期间，霍森菲尔德被紧急抽调，审讯被俘获的波兰起义军成员。
在审讯过程中，霍森菲尔德承受着良心的煎熬。对这些争取民族自由的年轻人，他的心里充满敬意，而自己却要板着面孔审问他们。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起义当然有理由，这一点毋庸置疑......任何一个民族都应该为自由而战。”
暗暗地，霍森菲尔德变成了波兰地下军的辩护人。党卫军全国总指挥希姆莱下达命令，把地下军成员直接定性为“土匪和叛徒”，毫不留情地予以消灭。但霍森菲尔德却数次找华沙指挥官游说，阐明把起义军成员当成普通战俘对待的理由。只要列为普通战俘，这些年轻人就能活下来。
在霍森菲尔德的坚持下，华沙指挥官斯塔赫尔将军同意把波兰地下军成员归类为普通战俘，他们被安置在战俘营里，受伤的起义军成员也得到医疗和护理。
1944年11月中旬，霍森菲尔德在一栋建筑里遇到躲藏在这里的犹太钢琴家斯皮尔曼，暗暗地把他保护起来。对霍森菲尔德来说，这应该是一次最大胆、最危险的行动。因为斯皮尔曼藏身之处正在华沙要塞司令部旁边。从藏身之处，斯皮尔曼能看到司令部的士兵从楼里进进出出。霍森菲尔德保护犹太人的行为如果被发现，必然会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霍森菲尔德的帮助对斯皮尔曼活下来起到至为重要的作用，他不仅给斯皮尔曼活下来所需要的食物，更给了他活下来的信心和希望。
1945年1月16日晚，当苏联红军对华沙形成合围之际，驻华沙德军不顾希特勒的禁令，撤离阵地，向西突围。第二天，霍森菲尔德所在的连队在距离华沙以西30公里处被包围，霍森菲尔德和大部分士兵选择投降，被关进了苏军战俘营。
霍森菲尔德在苏军战俘营被关押了7年，1950年，苏联军事法庭判处霍森菲尔德死刑，后改为25年监禁。
得知霍森菲尔德被苏军关押的消息，曾经被他救助的波兰人纷纷采取行动，联名写信呼吁释放他。被霍森菲尔德营救的波兰地下军牧师安东尼.切乔拉向苏联出具证明说----
在我亲人的请求下，霍森菲尔德上尉无私地帮助了我，他在华沙找到了我，凭借自己国防军体育学校负责人的身份雇用我为办公室文员。为了帮我摆脱秘密警察的抓捕，他冒着风险为我办理了身份证和工作证，两次救我于性命危难之际。霍森菲尔德上尉对波兰百姓和蔼有礼，每个人的命运他都放在心上。他的义举获得波兰人民的真诚信任。
然而，在铁石心肠的苏联人面前，这份诚恳的证明却如同石沉大海，没有激起任何波澜。
波兰钢琴家斯皮尔曼获知霍森菲尔德的消息后，非常震惊。凭借音乐家的身份和声誉，他联系上了波兰安全局局长雅库布.贝尔曼。他告诉贝尔曼：“霍森菲尔德不仅救了我，还救了许多犹太儿童。许多人能够在战争中活下来，其实都要归功于这个德国人。”
贝尔曼答应会尽力而为，但几天后却打来电话说：“如果这个德国人还在波兰，我们可以想办法释放他，但现在苏联方面不愿意释放他。如果他的身份是东德人，那其实也容易办，只可惜他的家乡在西德境内。”
1952年8月13日晚，在关押期间饱受中风折磨的霍森菲尔德因病情突然恶化而去世，享年57岁。霍森菲尔德的狱友说，对上帝的虔诚、回家的希望和对家人的爱，是他在囚禁中的重要支柱。
在写给妻子的信中，霍森菲尔德嘱咐她一定要教育孩子敬畏神，“如果没有信仰，一切都只是建立在沙子上，被风一吹就散”。
在战俘营里，霍森菲尔德盼望着回家的那一天，他总是看着天上的白云凝神。他没能回到地上的家乡，直接去了天上那最美的家乡。
钢琴家瓦迪斯瓦夫.斯皮尔曼于2000年7月6日去世，活到88岁。在他的儿子安杰伊.斯皮尔曼的努力下，2008年，霍森菲尔德被以色人犹太大屠杀纪念馆列入“国际义人”之列。
霍森菲尔德虽然被判重刑，孤独死于苏联集中营，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名字却如黑暗时代的星，越来越散发出明亮的光辉。
正如作曲家迪特里希.洛夫在献给霍森菲尔德的乐谱上所写的那样---有些人死后仍然熠熠生辉，在我们的心中闪耀。我们需要他们来提醒我们，爱和勇气是真实存在的最美好的品格。决定他们的生死和寿命是上帝的事，但让他们不要消失在我们的记忆里，则是每个人应尽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