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纳粹德国的铁蹄踏碎东欧的宁静，苏联西部国土沦陷，乌克兰首当其冲。在这片被战火撕裂的土地上，一支由苏联秘密组织、规模超过10万人的武装力量悄然崛起——乌克兰游击队。他们以顿巴斯丛林为掩护，以伊尔-2运输机投下的武器为利刃，在德军后方撕开一道道血口，成为二战欧洲战场上最著名的“地下军团”。然而，历史的阴影从未远离这片土地：同一时期，乌克兰西部还活跃着一支至少8万人、立场暧昧的武装力量——他们既抗击德军，又与苏联游击队兵戎相见，甚至在战争初期与纳粹合作。这场“游击战双雄”的博弈，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较量，更是政治立场、民族认同与生存意志的激烈碰撞。
苏联的“空中补给线”：10万游击队的“富裕战争”
若论二战中游击队的“装备水平”，乌克兰游击队堪称“欧洲独一档”。根据苏联国防部1945年解密档案及战后军事史学家的统计，1942年至1944年间，苏联通过伊尔-2运输机向乌克兰游击队空投了至少18万支步枪、4万支半自动步枪和冲锋枪，以及3亿发子弹。这些武器中，既有经典的莫辛纳甘步枪，也有当时最先进的波波沙冲锋枪和SVT-40半自动步枪——后者甚至比许多苏军正规军的装备还要先进。
苏联的补给策略堪称“教科书级”的游击战支持。伊尔-2运输机作为“空中卡车”，专挑夜间或恶劣天气出动，利用德军防空网的盲区，将武器弹药精准投放到顿巴斯丛林的秘密据点。地面运输则依赖“渗透战术”：游击队员化装成农民或德军俘虏，穿越沼泽、森林和废弃村庄，将武器分批运往前线。这种“空地一体”的补给模式，确保了乌克兰游击队在德军“扫荡”中始终保持战斗力。例如，1943年夏季，顿巴斯游击队凭借苏联空投的5000支冲锋枪，在两周内袭击了12个德军后勤站，摧毁200余辆卡车，直接导致前线德军补给中断。
与同时期中国华北地区的游击队相比，乌克兰游击队的“富裕”令人唏嘘。据《八路军战史》记载，晋冀鲁豫边区的游击队主要装备老旧步枪、土枪土炮和手榴弹，弹药更是“打一发少一发”。1942年，八路军总部曾向延安发电报：“民兵缺枪少弹，若能每月补充5000发子弹，可多杀日伪军3000人。”而乌克兰游击队在1943年单年就获得1.2亿发子弹——这种差距，不仅是工业实力的体现，更是战略重心的差异：苏联将乌克兰视为“解放东欧的跳板”，而中国战场在1942年前尚未成为盟国战略的核心。
乌西的“灰色地带”：8万游击队的“身份困境”
然而，乌克兰的游击战并非铁板一块。在西部地区，一支至少8万人、成分复杂的武装力量长期活跃，他们的存在让这场“地下战争”更添变数。这支部队被称为“乌克兰民族主义游击队”（UNA），其核心成员来自战前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OUN），领袖为斯捷潘·班德拉。他们的立场堪称“三重反转”：1941年德军入侵时，部分OUN成员视纳粹为“解放者”，甚至协助德军屠杀犹太人和波兰人；1942年后，随着德军暴行加剧，部分UNA转向抗德，但始终拒绝与苏联合作；1944年苏军反攻时，UNA又与苏联游击队爆发激烈冲突，甚至被苏军定性为“法西斯帮凶”。
UNA的“身份困境”，本质是乌克兰民族主义与苏联集权主义的激烈碰撞。对班德拉集团而言，抗德是手段，而非目的——他们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亲西方的乌克兰国家”。因此，当苏军以“解放者”姿态进入乌西时，UNA将苏联视为比纳粹更危险的敌人。这种逻辑在1943年的一场战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UNA游击队为阻止苏军接收一座德军仓库，竟与德军残部联手作战，最终夺回仓库并销毁全部物资。苏军指挥部在战报中愤怒写道：“班德拉的走狗比纳粹更可恨！”
UNA的存在，让乌克兰游击战陷入“内耗”。苏联游击队与UNA的冲突，从1943年持续至1945年，双方在利沃夫、捷尔诺波尔等地多次交火，造成数千人伤亡。更讽刺的是，德军曾试图利用这种矛盾，向UNA提供武器以“以乌制乌”，但班德拉集团拒绝成为纳粹棋子，转而通过抢劫、征收“民族税”等方式自筹军费。这种“既抗德又反苏”的立场，使UNA在战后成为苏联镇压的重点对象——1947年，苏军在乌西展开“维斯瓦行动”，将数万UNA成员强制迁往西伯利亚，彻底终结了这支“灰色武装”的历史。
历史回响：游击战的“遗产”与“教训”
70余年过去，乌克兰游击队的传奇仍在东欧大地回荡。对苏联而言，这支10万人的武装是“解放东欧的尖刀”，其破坏力甚至超过部分正规军：据德军战报，1943年乌克兰游击队共造成德军5万人伤亡，摧毁1200辆车辆和200列火车，直接加速了苏军反攻的进程。对UNA而言，他们的“抗争”虽以失败告终，却成为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的“精神图腾”——2014年乌东冲突中，部分极端民兵组织仍以班德拉为偶像，甚至使用UNA的旧旗帜。
然而，历史的教训同样深刻。乌克兰游击战的“双雄博弈”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在民族存亡的危机中，游击队若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极易沦为各方势力博弈的棋子。苏联游击队的成功，源于其与苏军战略的高度协同；而UNA的失败，则源于其将民族主义凌驾于反法西斯大局之上。这种“内部撕裂”的代价，在今天的俄乌冲突中仍隐约可见——2014年以来，乌东部民间武装与基辅政府的对抗，某种程度上是UNA历史遗产的现代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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