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人，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教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系，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姚某与王某原系恋爱关系，双方以缔结婚姻为目的共同出资购买北京市某房屋。因王某无北京市购房资格，房屋登记于姚某一人名下。购房总价款为380万元，其中王某及其父亲共出资197.31万元，含定金、购房款及居间费，姚某通过自有资金及银行贷款支付剩余款项。2016年，王某起诉要求确认房屋共有权，但法院以王某无购房资格为由驳回其确权请求，同时认定双方共同出资购房的事实。此后，王某另诉要求姚某按出资比例67.16%返还购房款及增值收益，房屋评估价值为1016.13万元。
一审、二审法院均支持王某诉请，判决姚某返还506.93万元。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本案属婚约财产纠纷，原审法院机械套用“投资收益原则”不当，改判姚某返还王某350万元。最高法指出，婚约财产纠纷应以缔结婚姻为目的，需综合考虑出资情况、房屋增值、登记政策影响等因素，而非单纯按比例分割增值收益。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姚某诉王某婚约财产纠纷案，入库编号：2023-07-2-012-001）
二、法理分析
（一）婚约财产纠纷的定性：法律与习惯的双重考量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婚约财产纠纷”与“一般财产纠纷”的区分。根据《民法典》第10条，处理民事纠纷可适用习惯，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最高法将本案定性为婚约财产纠纷，正是基于以下两点：
1.目的特殊性。双方购房并非普通投资行为，而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共同生活筹备”。这一目的决定了财产安排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和伦理色彩。若婚姻未缔结，财产处理需回归婚约习俗，而非单纯按物权或合同规则处理。
2，习惯的司法适用。我国民间素有订婚时互赠财物或共同置产的习俗。若婚姻关系破裂，接受财物一方通常负有返还义务。本案中，房屋作为婚约财产，其增值部分虽由市场因素驱动，但根源仍是双方以结婚为目的的共同投入，故返还时需体现公平原则，而非完全遵循市场逻辑。
（二）共同出资购房的法律认定：登记与实际的冲突
本案房屋登记在姚某名下，但王某实际出资近200万元，这一矛盾反映了法律形式与实质公平的冲突。
1.购房资格限制的实质影响。王某因政策限制无法成为登记权利人，但出资行为本身表明其具有“隐性共有”意图。法院虽未支持其确权请求，但通过婚约财产纠纷路径，间接承认了王某的贡献。
2.未明确约定的法律推定。双方未书面约定房屋归属，根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精神，此类共同出资行为可推定为“附条件的赠与”，即以结婚为生效条件。条件未成就时，接受方应返还财产。
（三）增值收益分配：公平原则的优先性
最高法改判的核心在于否定“按出资比例分配增值收益”的机械计算方式，强调公平原则的优先适用：
1.增值的“非劳动性”：房屋增值主要源于市场波动，与双方劳动或管理无关。若按比例分配，姚某作为登记方需承担高额债务（如房贷），而王某却能“无风险获益”，显失公平。
2.政策因素的平衡：王某因无购房资格，若房屋登记在其名下可能引发违规风险。姚某承担了登记责任，亦应享有一定利益。最高法将返还金额从506万元调减至350万元，既补偿王某出资，又避免姚某过度负担，体现了利益平衡。
（四）公序良俗与裁判导向：司法如何回应社会伦理
最高法判决传递出明确价值导向：司法不应鼓励“以婚谋财”，而应维护健康婚恋观。
1.警惕“借婚索财”风险。若允许按出资比例分配增值收益，可能诱发一方通过婚约获取高额回报的道德风险。本案中，王某出资比例虽高，但若全额支持其诉请，相当于变相承认“婚姻市场化”。
2.倡导“共同负担”理念：判决强调双方购房是“情感合作”而非“商业合作”。姚某承担还贷压力、王某承担出资风险，双方均对房屋有贡献，返还数额需兼顾二者实际境况。
本案为婚约财产纠纷提供了重要裁判范本，彰显了法律对婚恋伦理的尊重，也为类似案件中的“情法平衡”树立了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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