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8月以来，周恩来的病情已经严重恶化，他经常在305医院的病房里办公和接待客人。
1975年9月7日，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在病房里会见外宾。虽然已经到了油尽灯枯之际，但他还是不失幽默的对罗马尼亚代表团负责人说道，马克思的“请帖”已经收到，这是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随后，他又向国际友人透露道，邓小平会接替自己在国务院的工作。他又称赞邓小平很有才能，会完全执行国家的党政方针，对于他，自己很放心。
而此时，江青和她的“四人帮”团伙却加紧了对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污蔑诋毁。
在1975年8月，毛泽东在谈论《水浒》的过程中，曾经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是“投降派”，架空了晁盖，将其排除在108将之外，是“修正主义”。
没想到这段评论，成了江青和“四人帮”诋毁周恩来、邓小平的幌子。江青别有用心的煽风点火，说什么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显而易见，政治局里有人要架空主席。
虽然在病榻之中，但周恩来对于“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洞若观火。他曾邀请邓小平来病房商谈国事，肯定了邓小平在这一年中的成绩，并意味深长的对邓说：“态度会不会变！”
当听到邓小平肯定的说“永远不会”后，他欣慰的笑了。
1975年9月之后，周恩来的身体已经做了多次手术，在12月之后，他多次处于昏迷状态。
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刻，当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看望他的时候，他做出了最后遗嘱——“注重斗争方法，千万不要让权力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
1976年1月5日，周恩来做了最后一次手术，当天便发出了病危通知书。1月8日9时57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享年78岁。
当毛泽东得知周恩来逝世的消息时，伟人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在身边的人试探着问其是否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时，伤感的毛泽东指着自己迈不动的腿说道：“我也走不动了。”
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但在这个当口，江青和“四人帮”仍然不惜通过压低治丧规模和修改悼词的方式贬低周恩来。
1976年1月8日下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治丧事宜。邓小平在主持会议中提议邀请在外的政治局常委进京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
没想到这一合理建议却遭到了江青和张春桥的横加指责。张春桥阴阳怪气的问：“是否要把在外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都要叫来。”
在谈到吊唁的规模的时候，江青及其“四人帮”团伙对治丧办提出的“5天，人数6万”坚决反对，提出时间压缩至3天，人数压缩至4万的提议。
但这些提议，均被参会的大多数人员否决。
1976年1月12日召开的主题为讨论周恩来悼词和追悼大会安排的会议上，江青再次发难，对悼词含沙射影的进行批评，在这个关键时刻还不忘抹黑周恩来生前的功绩。
对此，主持会议的邓小平虽然很生气，但他还是压制着没有向江青一伙发火。他对悼词做出了肯定，除了个别的字眼需要修改之外，无意见，应该报送毛泽东审批。
在讨论到谁适合在追悼大会上读悼词的问题上，江青抢先第一个建议“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
江青深知在这是一个难得的露脸和曝光的机会，让自己集团的骨干王洪文宣读悼词，对王本身的政治地位有提高的作用，甚至暗示着王洪文便是周恩来的“接班人”。
王洪文此时的职位很高。他是中央政治委员，中央副主席。但他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才入党，之前一直在上海当工人，和周恩来并无交集。
他的政治的生涯开始于1966年文革开始。凭借着政治嗅觉，他迅速当上了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的司令。他是1966年11月“安亭事件”的始作俑者，随后迅速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组成了“四人帮”，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自此以后，王洪文的政治生涯扶摇直上。他的“革命历程”由阻织造反派打砸抢、攻击党委夺权、揪斗老干部等伎俩组成，可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暴发户”。让他来为周恩来念悼词，职位上倒是够了，但资历上不够格。
可能也是认为自己资历不够，王洪文也退让了。这时，张春桥提出让叶剑英来宣读悼词。
叶剑英和周恩来的关系，用生死之交来形容，并不为过。
1924年，叶剑英和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相识，立刻相见恨晚。在来往过程中，叶剑英对周恩来以及共产党人的精神和工作作风十分欣赏，于是提出了要“入党”的要求。
但彼时叶剑英已经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共内部有些人对其入党的意图有所怀疑，所以这次入党并未成功。
随后，在经历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卖国求荣的一系列事件之后，叶剑英亲眼看到国民党内部互相倾轧，越来越腐败的事实，他决定再次加入共产党。
这次周恩来批准了叶剑英的入党申请。因为他十分了解叶剑英的为人，认为叶能在此危亡之际入党，肯定是一腔热血，没有什么怀疑的必要。
于是，1927年7月上旬，叶剑英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但为了叶的安全，周恩来嘱咐其暂时不要和其他党员接触。
1934年11月，在长征途中，叶剑英带领军队渡过湘江的时候，不慎被国民党飞机扔下的炸弹炸伤，伤势严重。周恩来得知后马上派当时的卫生部部长贺诚亲自带人救治，确保叶的伤势好转。
叶剑英在长征途中最大的功劳，莫过于将张国焘意图分裂中共中央的密电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这才让红一、三方面军脱离险境，安全北上。
对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叶剑英不吝赞美。毛泽东说叶剑英“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周恩来则称“叶公大事不糊涂”，“疾风知劲草， 板荡知诚臣”。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叶剑英和周恩来既是同事，又是密友。叶剑英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之下，在我党的统战事业上做出了难以磨灭的巨大贡献。
文革开始之后，叶剑英受到林彪和江青集团的污蔑和打压，处境困难。是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被煽动的群众面前力保叶帅。
在周恩来和毛泽东的关心之下，叶剑英在文革中虽然被多次批斗，但没有出现过激的“武斗”场面。
1972年之后，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却封锁了病情，向毛泽东隐瞒周恩来的健康情况。目的昭然若揭，就是要让疾病拖垮周恩来。
面对这个形势，叶剑英心急如焚。于是，他在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后，拿出了周恩来的血尿标本让毛观看。这才让毛泽东意识到周恩来的病确实严重，才组织了周恩来医疗小组，叶剑英亲自挂帅，为治疗周恩来的病付出了心血。
在周恩来逝世的前几天，叶剑英每天都去探望。他嘱托医生“能延长一天就一天”、“能延长一小时就一小时”。在周恩来逝世之后，79岁高龄的他又担任了治丧委员会的委员。
可以说，让叶剑英宣读悼词不会有人产生异议。但叶剑英却也洞悉了“四人帮”的意图——他们故意不提邓小平，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打压他。
于是，叶帅仗义执言，提议邓小平在追悼大会上宣读悼词，并称邓小平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是周总理的接班人，最有资格致悼词。
此言一出，马上得到了与会人员的应和，江青和张春桥等人也不好说什么了。
早在1920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邓小平一直视周恩来为兄长，他们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一起。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邓小平还在法国开办了豆腐店，为旅欧共青团挣取了不少的经费。
在回到国内后，周恩来又在不同时期保护了邓小平，使得邓能进入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团。
在遵义会议之后，获得毛泽东赏识的邓小平凭借着自己的才干和胆识，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在1956年中共八大后，被选举为中央总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之后，邓小平被打倒，周恩来苦撑危局，同时又担负着对邓小平等人的保护责任。
众所周知，邓小平在政坛上有“三起三落”。他的前两次“起”和周恩来所做的贡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1971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之后，随着毛泽东身体的元气大伤，人们把治国的希望都放在了周恩来身上。但周恩来在鞠躬尽瘁的工作之下，也是重病缠身。
毛泽东、周恩来的身体每况愈下，这就涉及到选择一个可靠的“接班人”的问题。
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曾经把目光投向了年轻的王洪文，但事实证明他难堪大用。后来，经过深思熟虑，他还是决定再次启用邓小平。
这个过程中周恩来一方面对邓小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保护，另一方面尽自己所能的对邓小平进行政治上的保护。
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之后，虽然经常住在病房，周恩来还是不遗余力的支持邓小平的工作。他曾经多次在病床上对前来探望的王洪文、张春桥、李先念等人嘱咐，要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在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在即将进入手术室之前，在众人面前握紧邓小平的手，高声的说，这一年你比我干的好的多！——即便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他也要把邓小平扶上一程。
事实证明，在周恩来追悼会上致悼词的最佳人选就是邓小平。
对此，之前对总理之位有觊觎之心的张春桥颇不服气。他在会后找到了参与起草悼词的同志，并强令改掉悼词中号召向周总理学习的那部分。
岂料起草悼词的那几位同志都是“硬骨头”，他们拒绝了这位政治局常委的要求，并向张春桥重申了悼词是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结果，除了毛主席，其他的人无权改动。
听到此话之后，张春桥虽然怒气冲冲，但却也无可奈何。
1976年1月15日下午，人民大会堂人头攒动，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当他满怀悲戚，声音哽噎的说出那句“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为失去总理深感悲痛”这句话时，整个会场顿时陷入了悲伤的海洋。
此后，邓小平虽然再次被打倒，但凭借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才能，他再次屹立在政治舞台的中央，并形成了以其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参考资料：刘武生《周恩来去世前后的政治较量》《党的文献》
《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国开豆腐店》《农家之友》
苗体君《周恩来与叶剑英的生死之交》《福建党史月刊》
刘春秀《周恩来力促邓小平复出》《前线》
《周恩来与邓小平的“落”和“起”》《党史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