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厥文是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民族工商业的杰出代表。
早在青少年时期，胡厥文就和许多同代人一样，认识到贫穷和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基本事实，于是立志以实业救国。1921年他创办了上海新民机器厂，后来又陆续创办合作五金厂等四家企业，摸索出一条机器工业与日用品工业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他团结上海工商界同仁，赶制一批批手榴弹、地雷、穿甲弹，送往前线积极支援十九军路军抗日。几十天日夜奔忙，竟至须髯盈颊，他索性蓄须明志以记国难，表示不驱逐日寇出中国誓不剃须。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登陆，为保存民族工业，他又组织苏、浙、沪、宁百余家民营工厂迁往内地，使这些内迁工厂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
1945年抗战胜利后，胡厥文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对民族工业的压榨和剥削，这促使他认识到单靠实业是不能救国的，民族工业家必须有自己的政治团体。因此，他与黄炎培、章乃器等开始筹备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
正值此时，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9月17日，毛泽东在桂园（张治中的公馆，如去注）举行茶话会，招待胡厥文、刘鸿生、吴羹梅、吴蕴初、章乃器等产业界人士。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共对待民族资本的政策。
他说，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不承认这个矛盾是不客观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产业，而主张实行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他希望工商界朋友同工人搞好关系。中共绝不会把爱国工商界当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朋友，希望大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
聆听了毛泽东坦诚、恳切的谈话后，胡厥文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但心中尚有一丝疑惑未解，便乘机当面向毛泽东请教：抗战胜利了，现在要和平建国，共产党为什么还要保持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以事实向他说明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战中发展壮大，为抗战胜利创造了条件。如果抗战胜利了反而要取消人民军队和陕甘宁边区政府，显然是不公平，也不合理。更重要的是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想在抗战后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各民主党派和产业界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很困难的。
以下为如去注：
抗战时，社会舆论和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包括胡厥文等民族资本家）的立场，大多是站在国共两党之外，他们形成了所谓“第三方政治势力（中间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第三方政治势力，希望“把握住这个千载一时的机会，实现中国的民主，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作为第三方势力的代表章伯钧当时曾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第三方势力的意见当时代表了民众的呼声，蒋介石接下来就“作秀”，顺从民意、邀请毛先生重庆谈判，商讨和平建国，名义上是“化干戈为玉帛”，实际的目的是让共产党“放下武器、接受整编”。
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曾发电报给毛先生，劝“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并不无恐吓意味地说“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在胡适电报的前两天，斯大林也来电说：“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
当时的重庆，有3份影响力大的报纸，一是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一是共产党的《新华日报》，还有一份就是立场中立的《大公报》。作为当时的第三方势力的代表，《大公报》也主张“统一优先”，“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
在重庆谈判的初期，《大公报》曾连发多篇社评，批评内战。重庆谈判期间的9月20日，《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以个人名义设宴欢迎。宴会上，有人提到“共产党不要另起炉灶”，主席当即指出：“不是我们要另起炉灶，而是国民党的炉灶里不许我们做饭。”
但中共对于蒋介石的判断、开始并未得到第三方势力的普遍理解。到了1945年11月20日，《大公报》直接发表社评《质中共》：毛先生在重庆时，曾几度在公开集会上大声的说“和为贵”，“忍为高”；目前这局面，试问中共究曾和了几许？忍了多少？
文中还这样说道：政党要争政权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应该以政争，不应该以兵争。以政争，是以政策及政绩决定胜败；以兵争，则是以武力决定胜败。以政策政绩胜的，是和平民主之路；以武力胜的，必然是强权专制。
第三方势力的如此观点，倒不是因为他们支持国民党，更多地是表达人民的厌战情绪。但这种观点暴露出第三方势力中的某些人“以书生之心度强人之腹”的一厢情愿。
让中共放弃武力？提出这种建议之前，应该先考察一下中共是怎么开始和国民党武装斗争的：当年蒋某人发动的“四一二”，汪某人发动的“七一五”，第三方的政治势力没有切身体会不知道，但对于中共而言，那可是没齿难忘的血的教训啊！
所以中共对于第三方政治势力的幼稚观点也不客气，1945年12月8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驳大公报》：无论满清政府、袁世凯政府，都是在“国家”、“中央”、“合法”的名义下打杀人民的。共产党要是放弃武力，人民便只能在刽子手的刀下生活。“《大公报》的作者先生！你们要在人民面前抹煞这种血的经验，血的教训，你们是低估了人民的觉悟了。”
这场笔战，字字句句“见血”、直逼中国“真问题”；然墨迹未干，烽火已燃，随着内战的爆发，蒋某人“假民主、真内战”的心思暴露于天下，其“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心思破灭，越来越多的第三方政治势力站到了中共这一边。
当然，在重庆谈判时、也有大批成熟的民主人士，对蒋某人乃至其控制下的国民政府的做事风格都有深刻的认识，他们都能清醒地知道中共向蒋某人缴械后的后果，所以，他们都担心中共对蒋某人的让步过多、会掉入陷阱。
比如张澜，当时就十分担心毛主席的安全。尤其10月3日，蒋介石为镇压云南的爱国民主运动，密令杜聿明指挥驻云南的中央军包围昆明，解除龙云在云南的一切职务；此变后，张澜深感形势恶化，对毛先生在重庆的安全非常担心，派人告诉周恩来，希望毛主席早日离开重庆返回延安。
如去注毕。
毛泽东的一席话使胡厥文茅塞顿开。他后来得知，在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就密令下发《剿匪手册)，《双十协定》签署后墨迹未干，又下令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对国民党假谈判、真内战的两面派手法，胡厥文十分气愤，回想起毛泽东此前的一番话，不由得更感钦佩。
在此背景下，胡厥文等加快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筹备进程，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胡厥文、黄炎培、黄墨涵三人组成主席团。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在上海的民建总会得知情况后，5月23日秘密召开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胡厥文等一致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驻香港代表，与中共驻港代表及其他民主党派取得联系，于6月9日向中共正式表示响应“五一”号召，公开宣布接受中共领导。这既是民建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胡厥文矢志依靠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密切合作、团结奋斗的新起点。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胡厥文留在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坚持领导民建的地下斗争。9月21日至30日，他以民建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在天安门城楼上亲眼目睹毛泽东揿下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激动得热泪盈眶，心中感慨万千，不久写了一篇《1950年岁首献词》，歌颂中华民族的新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12月16日，上海工商界十五万人举行抗美援朝大游行，胡厥文宣读了向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致敬的电文。
1951年6月29日，在胡厥文等八人提议下，上海市工商联先后组织三次捐款活动，截至1952年5月19日，上海工商界捐款达六千多亿元(旧人民币)，折合战斗机四百零四架。他还将自己积蓄悉数捐出，支持儿子参军入朝，并于同年9月率团赴朝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
<全文共两部分、这是第一部分。未完待续>
文后说明：文中相关史实来自于《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中央文献出版社 尚同编著 2004年11月版）等，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