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之法常被认为是法度，视为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笔法、字法、章法被奉为圭臬。今人评书，动辄以"不合古法"相责，仿佛法度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然而细究之下，这些评判者往往对法度的本质与演变知之甚少，只是以个人好恶为标准，将传统概念当作打压创新的借口。
法度绝非僵化的教条，而是流动的智慧。王羲之创制新体时，何尝不是打破前人规范？颜真卿变法革新时，又何尝囿于旧习？历代书法大师的成就，恰恰在于他们既深谙传统，又能突破窠臼。将法度视为固定不变的程式，本身就是对书法史的最大误解。
古代书论也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孙过庭《书谱》的审美标准反映唐代风尚，董其昌"南北宗论"渗透晚明思潮。若将这些观点奉为永恒真理，无异于刻舟求剑。真正的继承精神，在于理解古人为何如此立论，而非机械照搬其结论。
当代书法批评中存在严重的"崇古贬今"现象。某些评论者手持放大镜在今人作品中寻找"笔法错误"，却将古代大师的"败笔"视为高妙。这种双重标准暴露出其评判的虚伪性——他们捍卫的并非真正的法度，而是自己构建的虚幻传统。
法度的本质是解决问题的智慧结晶。中锋用笔是为保证线条力度，计白当黑是为追求章法平衡。当现代书法创作转向展厅效应，传统的执笔法、用墨法自然需要调整。抱残守缺地坚持"古法"，反而违背了法度与时俱进的本质精神。
当代书法已发展出古人未及的墨法与印法。王铎的涨墨、林散之的枯笔，拓展了墨色表现维度；篆刻与书法的融合，创造出新的空间关系。这些创新非但没有破坏法度，反而丰富了书法艺术的语言体系，这正是法度生命力的体现。
书法史上的每次革新都伴随着对旧法的突破。张旭怀素以狂草打破楷法，徐渭傅山用丑怪挑战优美。若始终拘泥成法，书法艺术早该在唐代就宣告终结。法度的价值在于提供参照系，而非划定不可逾越的边界。
当代书法教育存在严重的法度异化现象。将永字八法简化为机械动作，把结体规律教条为几何图解，这种训练培养的只是写字匠，而非艺术家。真正的法度传承，应该重在理解原理，而非模仿表象。
法度批评需要建立历史维度。用晋唐标准评判明清书法固然荒谬，以古代尺牍标准要求现代展厅作品同样不合理。不同时代、不同媒介、不同功能的作品，理应有不同的法度标准，这才是辩证看待传统的态度。
现代书法创作面临全新的文化语境。抽象艺术的渗透、数字媒介的介入、跨文化交流的需求，都在重塑书法的表现方式。在此背景下，法度必然要有新的内涵与发展，简单的复古主义无法应对当代艺术挑战。
对待法度需要"入古出新"的智慧。苏轼"我书意造本无法"并非否定传统，而是强调在消化传统后的自由创造。当代书法家应当既深入研究古典法度，又保持创新勇气，这才是对传统最好的继承。
书法法度应该具备包容性特征。从甲骨文到印刷体，汉字演变本身就是不断突破旧形式的过程。真正的法度精神应该鼓励探索，而非设置禁区。多种风格并存才是艺术繁荣的标志。
当代书法理论建设严重滞后于实践。大量创新探索被简单贴上"背叛传统"的标签，缺乏深入的理论梳理。我们急需建立既能阐释传统精髓，又能解读现代创作的新法度理论体系。
法度的最高境界是"从心所欲不逾矩"。这看似矛盾的表述揭示了艺术规律的深层真理——真正的自由源于对规律的深刻把握。当代书法家既要敬畏传统，又要敢于创新，在传承中发展，这才是对待法度的正确态度。
书法法度应该是开放的体系。从金石学到敦煌写经，书法传统本身就是在不断吸收新养分中发展的。当代书法更应以开阔胸襟接纳各种创新尝试，让法度成为活水而非枷锁。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回望，我们会发现：那些被当时人斥为"破坏法度"的创新，往往成为后世的新传统。法度的真谛不在于守成，而在于发展。当代书法创作者应当有此历史自觉，既尊重传统，又不为传统所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