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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君按：近日，第四届“凤凰文学奖”正式启动（），这个“三届才评出一个首奖”的文学奖项，以评选之严、奖金之高（首奖奖金50万元）等特点，引起业内广泛关注。“凤凰文学奖”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奖掖未出版的文学作品，这也成为出版机构集聚优秀作家作品的有效方式。然而，“未出版”也意味着评选难度大，投入的时间、精力等成本更高，主办方为何要花大力气设立文学奖？奖项对出版机构的内容生产和品牌影响力提升有何助益？
“凤凰文学之夜”暨第三届“凤凰文学奖”颁奖典礼（）
去年，“凤凰文学奖”终于评出举办三届以来的第一个“首奖”——胡学文的长篇新作《龙凤歌》。中山大学教授、评论家、第三届“凤凰文学奖”终评委员会成员谢有顺说：“《龙凤歌》，无论是视野、格局，还是叙事追求、艺术野心都比较完整，让人眼前一亮，所以授予首奖。”
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创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简称“江苏文艺社”）承办的“凤凰文学奖”始于2021年，其独特之处在于，评选的都是未出版的文学作品。前两届评选出的13部获奖作品已出版10部，《金色河流》《不老》《谎言之子》《广陵散》等作品市场表现突出，入选多个年度文学榜单或奖项，作品成果和品牌效应初步显现。
近日，第四届“凤凰文学奖”相关工作正式启动。“凤凰文学奖”将继续秉承“促成好作品、发现好作者、树立好品牌”的宗旨，全程参与当下原创文学的创作、出版和传播。
在江苏文艺社社长张在健看来，“凤凰文学奖”已形成一种机制，或者说是“文学共同体”，在评奖、出版和宣传的过程中，文学出版原先相对封闭、流程固定和出版机构单方面行动的过程转变为开放的、互动的、动态的过程，促进了出版机构和编辑的身份转变，也促成了文学出版的全产业链模式。以下是商务君对他的采访。
“未出版”方能打通文学生产的各个环节
商务君：设立该奖项的初衷是什么？评选未出版的文学作品，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张在健：一是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组稿与出版环境，地方文艺社一直身处包夹之中，亟需采取创新举措，从相对固化的环境中突围；二是当时的图书市场正处在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创作活跃但阅读注意力不断被分散，一本书无宣传则无销售，简单的宣传往往也无济于事，出版社必须要按照新型的“全产业链”模式来开展工作。而这个“全产业链”模式是相对于传统的“来稿加工”模式而言的，在全新的传播格局下，出版社需要全程介入作品的创作、出版、研讨（阐述）、传播和销售等环节，以保障图书的品质，更确保图书的传播性。文学奖是一个机制，既保障了作品来源，也确保了传播的有效性。
评选未出版的作品，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已出版作品的相关奖项已经非常多了，大多数由官方文学机构主导，出版社再增设类似的奖项，似乎意义不大。二是“全产业链”模式自然包含了评奖、出版和宣传。
未出版作品的评选确实对组织方和评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需要有专业的眼光，还需要有对读者和市场的预判。同时，“未出版”意味着作品可以修改、处在动态之中，而非一成不变，因此需要评判作品的生长性和可能性。评奖工作是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作家的创作，这其实也是接续了编辑作者深度合作的良好传统。
“凤凰文学奖”的宗旨是“促成好作品、发现好作者、树立好品牌”，促成、发现这些带有前瞻性的工作，都是通过“未出版”这个关键词体现的。在不改变创作初衷和个人风格的前提下，和作者一起完善作品，是更有交互性和主动性的举措，符合优秀文艺作品的内在诉求和市场期待。评委会主席李敬泽，吴义勤、毕飞宇、池莉、苏童、丁帆等评委对评选未出版作品的探索也给予极大的鼓励支持。
商务君：空缺两届的首奖，在第三届终于评出，可见评选之严格。奖项更倾向于什么样的叙事和书写风格？
张在健：直到第三届才评选出首奖，确实是标准严格的体现，因为能否获得首奖由终评委现场投票决定，有就是有，没有就只能空缺。
评选坚持原创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等原则，谈不上具体的倾向性。《龙凤歌》之所以斩获首奖，主要还是因为作品对一个家庭、两代人的人生经历进行了“正面强攻”，内容上有着最广泛的代表性和最典型的时代感，无数人可以从作品中看到自己和父辈的人生经历。
在第三届“凤凰文学奖”的评选过程中，“新大众文艺”理论还没有正式提出，但《龙凤歌》和当下的“新大众文艺”理论在多个维度吻合，时代变迁、中国式家庭和人生、亲情、奋斗、改变命运等，都是大众最为关注的话题，甚至就是大众生活的内容本身——这些可以视为“凤凰文学奖”在内容层面的一些倾向：以精湛的艺术手法书写最能代表大众的故事。
提升品牌影响力
商务君：前两届评选出的13部获奖作品已出版10部，其中市场表现较好的是哪些？它们对于江苏文艺社和凤凰传媒的品牌影响力的提升，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张在健：《金色河流》《不老》《谎言之子》《广陵散》《隐秘史》等作品市场表现都比较突出，但目前无论渠道还是读者，都更认可“凤凰文学奖获奖作品图书”这个系列。系列图书以及围绕这个系列举办的评奖、颁奖活动和日常宣传推广工作，整体上构成了“凤凰文学奖”这个品牌。
2024年6月，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凤凰传媒”）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发布26个内容生产子品牌（），“凤凰文学奖”名列其中，这一认可是建立在“凤凰文学奖”提升了凤凰传媒的影响力的基础上的。但同时，这也对我们的后续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凤凰文学奖”将继续秉承“促成好作品、发现好作者、树立好品牌”的宗旨，全程参与当下原创文学的创作、出版和传播，通过整体工作尤其是推出代表性作家作品，继续做出社会效应、提振整体品牌影响。
商务君：社里为该奖项付出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都不少，怎样评估其投入产出效果？
张在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长期高度重视内容生产建设，大力推进原创精品出版工程，持续打造“凤凰原创出版品牌矩阵”，在业内外形成重要影响力。集团对“凤凰文学奖”高度重视，从江苏文艺社提出举办“凤凰文学奖”的倡议开始，历任集团领导都大力支持，梁勇、孙真福和章朝阳三任董事长先后出任“凤凰文学奖”评委会主任，参与了三届“凤凰文学奖颁奖典礼暨凤凰文学之夜”活动的组织和举办；集团总编辑徐海高度重视奖项的探索性和创新性，一直担任初评委员会主任，在具体工作中多次予以指导、提出要求；凤凰传媒副总经理袁楠等领导，对奖项也给予了专业指导和特别支持。
经过三届的实践，“凤凰文学奖”初步打通当代文学的创作、评论、出版和传播等各个环节，评奖和颁奖工作也已融入策划、组稿、编辑、宣传等日常出版工作中，成功发掘出多部优秀作品，更拓展了和多位著名作家的深度合作，这与集团“结高亲、寻高人、建高地、攀高峰”的战略目标完全吻合，成为突破当前原创文学出版困局的创新案例。
江苏文艺社作为承办单位，将这项工作列入主营工作的重要内容，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获奖作品的后期宣传费用往往接近作者稿酬。值得欣慰的是，已出版的作品均实现了较好的“双效”，两位获奖作家的作品入围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前十名，多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等重要项目工程和奖项，以及“中国好书”等重要榜单；多数作品在出版当年就实现了二刷、三刷。
可以说，“凤凰文学奖”不仅提升了“凤凰原创文学”的品牌影响力，更从整体上提振了江苏文艺社的文学出版工作，对我社的品牌建设、作者队伍构建与维护、追求图书“双效”等起到了推动作用。
“凤凰文学奖”已经形成一种机制
商务君：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凤凰文学奖”终评委主席李敬泽说：“‘凤凰文学奖’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不仅是筛选稿件的机制，也是面向全社会的推广机制的一部分。”请您剖析一下“有效的机制”的具体体现。
张在健：这是一个高度准确的概括。从某种意义上说，每家文艺出版社都应当有个性化的出版机制和平台。“机制”一词如今对我们而言，是基本的共识。具体体现是，“凤凰文学奖”是一项系统工程，每届参与的作家、评论家、文学编辑、媒体专家近百人，评奖本身和获奖作品获得的关注自然而然就会更多，由评奖过程引发的想法、创意和其他项目也非常繁多。这是把文学出版从原先相对封闭、流程固定和出版机构单方面行动的过程，转变为开放的、互动的、动态的过程。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推动“编营发一体化”的工作方式，希望通过“凤凰文学奖”的机制，让我们的出版工作和市场、媒体、读者保持在同一个频道上，保持开放性与互动性。
一届奖项的举办过程本身就像一部作品，内容丰富，有血有肉，情绪饱满，让出版工作成为一种可感可知的创造性工作。有平台、有创作者、有向心力，那么这就成为特别值得期待的事。“凤凰文学奖”是一种机制，但它的一些特质也超越了机制，或许用“文学共同体”等概念来阐述更恰当些。
再深入来看待这件事，其实涉及出版社身份的转变问题。出版社是服务机构，为读者、作者服务，编辑往往也是“做嫁衣”“守门人”的幕后角色。随着时代发展，出版社可能需要调整自己的身份定位，适当走向台前，主动策划有时代性和针对性的内容产品；编辑更应该从相对被动的编稿、把关，转为主动的策划和组织实施。
其实，过去的出版家都是融策划、研究、组织实施于一身的大家，往往都是一个学科、一个领域的引领者。这样的人才可遇不可求，作为出版机构，则需要有这样的自我要求，既继承了伟大的出版传统，更要正面应对当前的文化传播格局。
我们期待，“凤凰文学奖”的实施，能够推动出版社身份的转变、编辑角色的转换，从做好单部作品到做好系列作品，再到打造品牌、厂牌，出版机构和编辑能够真正成为策源地和开拓者，这在“新大众文艺”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商务君：在“凤凰文学奖”的平台上，作家与出版社似乎形成了更为密切的链接。
张在健：除了“凤凰文学奖”之外，江苏文艺社还有一个“同行作家计划”，努力促成与作家的长期同行，共同进步。这是一项内部工作。
“凤凰文学奖”的推进，可以拓展我们的名家合作范围。最具代表性的是青年作家栗鹿，她此前在我社出版了第一部小说集《所有罕见的鸟》，随后以长篇小说《致电蜃景岛》荣获首届“凤凰文学奖”，是当时年龄最小的获奖者。2024年，我们又推出了她的小说集《1997年的蛹事件》。从2019年到2024年，五年三部书，并且是她的第一、第二、第三部书，相信这对作家的成长会有较大帮助。获得首届“凤凰文学奖”，对栗鹿的写作尤其是自信心提振、对我们和她的长期合作，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多元的文学趋势与潜力无限的青年作家
商务君：这些获奖作品呈现出怎样的特质？它们反映了怎样的文学趋势？
张在健：获奖作品历经提名、初审、初评和终评等环节，每部作品都有独到的价值，这些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清晰。
当下的文学呈现多元发展趋势。文学正在被更多事物所“平替”，影视、游戏，尤其是短视频、微短剧等，但优秀的作家是语言能力最强的群体，他们的学习能力、开放思维和表达能力都是一流的，文学同样从上述各种艺术形式里汲取营养，永远处在不断进化演变之中。所以，当前的文学创作处在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时期，这也是“凤凰文学奖”获奖作品给人的整体印象。
再深入来看，获奖作品，包括入围终评但未最终获奖的作品，甚至参评作品，体现出的文学趋势有两点：一是现实题材成为主流，这是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海量精彩现实内容在文学领域的反应；二是作家和作品对传播性的重视，人人都处在一个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时代，传播性已经是思维的一部分。而现实题材和传播性是相辅相成的。
商务君：从三届获奖作品来看，奖项关注“80后”“90后”的年轻创作者，您怎样看待青年作者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青年作家创作水平的提升在奖项评选过程中得到了怎样的体现？
张在健：青年作家，尤其是出生在1990年前后、成长在20世纪初期网络时代的作者，和上一代作者确实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可以称之为“新青年”。他们一方面没有那种因为身处巨大的社会历史转折期而形成的独特资源和特殊经历，一方面又面临着信息极端发达、多媒介传播带来的困境；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思维活跃开放。
我认为，他们的写作呈现出更为纯粹的一面，更关注个体在迅猛发展和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的真实存在，注重个体感受和个人性。他们的写作初衷与上一代作家也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大多数在网络上开启写作，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写作初衷，更多是表达自我和“交个朋友”。他们都有着更高的文学素养和更纯粹的文学诉求，这些品质随着年龄和经验的增长，尤其是与时代洪流相结合，会有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诞生。
商务君：您认为，青年作家还有哪些欠缺？请给出一些您的建议。
张在健：青年作家的欠缺在任何年代都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是年龄带来的普遍问题，二是作家个体性情、生存状态等导致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两者都不是外人的建议能解决的。所谓建议，大体上就是更多地拥抱时代浪潮，更多地关注他者。
江苏文艺社从2020年开始推出的“新青年”系列，主要就是为了在青年作家起步阶段给予关注和扶持，帮助他们树立信心。信心一旦确立，欠缺自然会随之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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