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送孩子留学合适？”十多年前开始，学者马颖毅每次回国，都有人这样问她，希望得到一些建议。类似问题听得多了，马颖毅感觉到，对那些中产阶层朋友来说，问题不在于是否送孩子留学，而是什么时候送出去才合适。
而24年前，马颖毅要去留学基本只有一条路：从国内本科毕业，而且得是名校，拿到美国研究生院的全额奖学金，才能去国外。马颖毅就这样一直读到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于2006年开始在美国雪城大学任教。
慢慢她发现，课堂上年轻的中国本科生越来越多。和70后的马颖毅不同，这些90后、00后学生成长于中国经济发展最为快速的21世纪第一个十年，都是自费出来留学，有些甚至高中就到了美国。看到不同时代中国留学生之间的不同，马颖毅对新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产生了好奇。
她通过深入中国6个城市的9所高中，以及在美国50多所高校对507名留学生进行调查，做了65次一对一访谈，写成《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全景式呈现了留学生在跨越中美两种不同教育体系和社会文化规范时，体现的雄心和忧心。这本书因填补了中国留学生群体的研究空白，而荣获美国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高等教育最佳图书奖及美国社会学协会布迪厄图书荣誉奖。
留学生中也有弱势群体
马颖毅的研究从2012年开始，2020年出版了英文版。调查的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于在美国读本科的大学生。原因是，中国人去美国读本科是相对较新的现象，近些年才成为留学生中的多数。统计显示，从2005年到2015年，在美国的中国本科生从9304人增加到13.6万，足足增长了10余倍。与研究生相比，本科生的课业范围更加广泛，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交往背景多元的学生，但也面临更大压力。
然而在美国，不管是媒体还是学术研究，对中国留学生的了解并不多，要么认为他们是“优秀的中国学生”，要么是“难以融入的中国学生”。那些穿着LV时装、开兰博基尼豪车的“富二代”留学生，尤其受美国媒体关注。马颖毅认为，“这种对中国留学生财富的关注助长了威胁论”，让美国人带有偏见。有一次，她跟一名美国学生交流时，说起要写《留学的孩子》，对方立刻好奇地问：“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中国学生要在学校餐厅打工吗？他们不是很有钱吗？”
马颖毅的调查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收集到的受访者信息显示，中国留学生的家庭出身多样，有的来自富裕家庭，也有的来自普通工薪家庭，父母是工人、超市收银员或司机。多数留学生的父母都上过大学，属于“新兴中产阶层”或中上阶层，但也有20%的孩子是第一代大学生。在美国留学开支很大，多数学生的父母都有专门的“留学资金”，也有少部分来自北京、上海普通工薪家庭的留学生，得益于房价高速上涨后带来的升值，才得以留学。来自上海的小杰就说，父母为他卖掉了市中心的房子，买了套郊区小房子搬过去住。
这几年，借由《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县中的孩子》《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等国内社会学、教育学著作，大家逐渐意识到出身弱势家庭的子女，在阶层向上流动时会面临种种困境。马颖毅发现，留学生之间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同样会影响他们在美国的适应、专业选择、就业等。一位在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读时装设计的女孩来自富裕阶层，她告诉马颖毅，自己还要去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继续深造，回国后发展自己的品牌和工作室。而那位靠着父母卖房才能留学的小杰，学的是热门的计算机专业，希望毕业后在硅谷找到高薪工作，回报家庭。
“针对第一代大学生，美国有很多研究，高校也会给本国学生支持，但国际学生是被忽略的。因为大家觉得这些国际学生自费过来，都是优越的阶层，不知道其中也会有相对弱势的群体。”马颖毅希望通过研究，全面而客观地呈现出中国留学生面临的集体困境，探讨其中的原因。
他们为什么在课堂上沉默？
像很多留学生一样，马颖毅当初在课堂讨论时，总担心自己没有听明白而不好意思表达。她的印度裔教授鼓励说：“为什么要跟着别人呢？即使你没听明白，也可以引领，关键是你内心有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也许大家会很感兴趣。”
近20年过去，而今这些从小学、中学起就在国际学校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在不少美国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印象中，仍然还是“课堂上沉默寡言”。大家普遍认为，是语言障碍导致了中国留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低。
马颖毅的调查却发现，近60%的受访学生认为他们的英语很好或很优秀，但还是只有略多于30%的学生经常在课堂上发言。通过深度访谈，马颖毅了解到，留学生在课堂上的“沉默”隐藏着一种“完美主义”倾向。有人告诉她，“我必须不断思考要问什么，因为我不想提出愚蠢的问题，我想问有价值有思想的问题”，还有人说，当教授抛出了一个问题，美国同学经常能自发地作出反应，“但我经常在心里‘草拟回应’，当我觉得自己差不多准备好的时候，话题已经转移到下一个了，所以我一直在筋疲力尽地努力追赶，始终无法加入谈话”。
马颖毅认为，这是中美两国教育体系中，对沟通和演讲技巧重视程度不同所产生的结果。在美国，作为一种个人品质，口才不仅受到高度重视，而且常常与智力水平挂钩。从小学开始，美国学生就会参与小组讨论和个人演讲。在美国大学，公共演讲课常常是必修课。但在中国的教育里，口语交流在标化考试中所占比例极小，陈述和辩论式学习也很少被纳入中小学的标准课程中，所以中国学生相对不善于在课堂发言中表现自己。
差异背后还有中西方深层次的文化差异。在西方文化中，畅所欲言象征着正直和坦率，体现出无惧外部权威的特质。西方对言辞表达的重视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口头辩论被用于解决法庭上的争端，演说所承担的表达理性的核心功能，在司法实践中被合法化与制度化。而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强调“行胜于言”“三思而后行”“知者非言也”，这些观点不仅形塑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在儒家文化圈里也影响深远。马颖毅说，有学者研究发现，哪怕在西方长大的东亚移民子女，也广泛存在“不情愿的说话者”现象，但“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常常将中国文化中对权威与长者的尊重误解为压制了个体的自主与独立思考。即便是传统的儒家文化，也认为对权威的质疑是必需的”。
“赴美留学热”并非过去式
2020年，英文版《留学的孩子》出版后，马颖毅应邀去美国很多大学做演讲。今年3月，她还要去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院演讲，现在宾大教育学院的留学生里，三分之一都来自中国。“这也是我研究的初衷，让他们的经历被看见，很多留学生告诉我，看了很有共鸣，觉得他们终于被看见了。”
马颖毅希望通过研究，让更多美国人更好地理解中国留学生的多方面经历，让对中国留学生关心或者好奇的美国教授了解学生们的背景、挣扎、困惑。
她也希望自己的研究可以推动一些问题的解决。比如中国留学生普遍在美国都倾向于“抱团”，很多人觉得很难有亲密的美国朋友，一个明显的文化阻碍就是对美国校园文化不适应，尤其是美式派对文化，让他们普遍感到难以接受。有一位留学生说，她曾参加过几次类似聚会，发现每个人都在喝酒，甚至有人吸大麻，这让她感到难以接受，非常反感。自然地，大家更愿意待在中国学生的圈子里，娱乐也相对简单，“可能就是大家一起吃饭，去KTV唱歌，女孩逛街，男孩打游戏”。
马颖毅说，其实美国校园里也有一些美国学生不喜欢参加派对。“怎样让分散的社会群体聚合起来，其实不管是留学生还是美国人都有这种需要，但现在美国大学比较缺这样一些组织，希望这本书能够唤醒大家的需要。”
从2018年开始，疫情和地缘政治对中国留学生带来前所未有挑战，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几项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出台后，“赴美留学热”开始降温。这两年，因为种种原因，互联网上出现很多“留学断供”的中产家庭的故事，还有留美博士入职街道办副主任之类的新闻，在令人错愕之际，也让不少家长开始考虑费用高昂的留学投资“值不值”。
《留学的孩子》里，马颖毅认为，对大多数来自城市、具有中产及以上阶层背景的中国学生而言，留学不仅将学生从严苛的应试教育体系中解放出来，还开辟了另一条通往高质量教育的路径。尽管目前留美峰值已经过去，但留学并没有成为“过去式”，“从根本上看，过去十几年推动中国学生去美国读本科的社会力量依然坚挺，这包括美国高等教育的全球优势、中国学生及家长对优质教育的渴望和中国社会内部日益加剧的教育内卷”。
马颖毅认为，无论是否去留学，归根到底，更应该思考的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
《留学的孩子：雄心勃勃且忧心忡忡的一代人》
马颖毅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雅理 2024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