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人王朝，享国276年，综合国力一度领先全球。
然而，自明万历元年（1573年）起，明朝国势不断下降，其间几番挣扎，始终未能挽回局面，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亡国，整整71年。
有趣的是，清朝自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到宣统三年（1911年）皇帝逊位，恰巧也是71年。
晚明与晚清同样遭遇“贸易全球化”冲击，由此引发一系列社会、文化、思想的动荡，二者提出了因应之道，却均以大崩溃收场。
不同的是，晚清白银外流、财政困窘，晚明则在“贸易全球化”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即“在当时西方人眼中，晚明中国是毋庸置疑的强国、富国，在很多方面领先于欧洲。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于结构性贸易逆差中，不得不支付大量的白银”。
显然，晚明改革的大环境更好，难度更低，为何依然未能逃出覆灭的命运？
自《明朝那些事儿》风靡后，“明亡于东林党”的声音遍传坊间。几个书生，真有那么大能量吗？民间议论，为何能左右庙堂决策？如东林党要为亡国亡国，皇帝、大臣们又该负什么责任呢？
种种疑问，体现出人们对晚明历史了解甚少，重娱乐而轻事实，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考易流于肤浅。
面对大变局，明朝是如何回应的？
这要从嘉靖皇帝说起。表面上，嘉靖不理朝政，任严嵩专权20年，但他牢牢掌握着严嵩，严嵩是替他办事的，所以嘉靖还是理朝政的。
明朝嘉靖皇帝，虽长期不上朝，但一直牢牢地掌控着朝政。
嘉靖自比尧舜，海瑞上书说：“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气得嘉靖把奏章摔在地上，要立刻逮捕海瑞。太监说：海瑞不会逃，他带着棺材来的。
嘉靖要杀海瑞，徐阶劝谏说，海瑞是以死求名，杀他就中计了。嘉靖承认，海瑞说的都对，但只是私下对徐阶才这么说。
张居正能开启万历新政，因他拥有巨大权力。张居正既是首辅，又是皇帝的老师，万历称他为先生。张居正自称是“吾非相，乃摄也”。此外，他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结成权力同盟。
张居正改革很成功，但“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句话出自《汉书·霍光传》，所以张居正下场很惨，比高拱、徐阶惨得多。张居正早意识到这一点，他想退休，可太后不批准。
（影视剧中的张居正）
皇权历来如此。嘉靖皇帝喜道教，穿道士服上朝，要大臣们也如此，严嵩立刻照办，夏言却依然穿朝服，他后来的下场是弃市而死。
张居正死后，万历因大权长期旁落，所以对权力抓得特别紧，诸事都由他来定。他长年不上朝，据我考证，他有疾病，人又胖，后期已无法行走。他对两位太后很孝顺，每天去看望，都是坐轮椅，由太监推着走。这种形象自然不便上朝，但他常开御前会议。
万历皇帝，他晚年无法行走，只能坐轮椅，由太监推着走。
皇帝对权力都非常敏感，很难找到完全不理朝政的皇帝。即使是天启皇帝，他喜欢玩，魏忠贤总趁他玩的时候去请示，这是钻空子，但魏忠贤依然要去请示。
因《明朝那些事儿》，很多读者认同“明亡于东林党”，怎么看？
历史著作必须言必有据，这是它和文学作品根本的区别。《明朝那些事儿》带有文学色彩，不能当信史看。这就好比《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各有各的价值。
说“明亡于东林党人”，简直是无稽之谈。
东林书院是一个民办学校，他的宗旨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弘扬儒家正统学脉。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扣上“朋党”的帽子，诬为“东林党”。明末学者吴应箕说：“小人欲空其国，必加之以朋党。”
东林领袖之一顾宪成，他和同侪从没提过“东林党”，只提过党人，指同道而已。在东林书院院规中，明确禁止“评有司短长”“议乡井曲直”。至于说利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之机“专权结党”,那就更不对，东林书院是9年后（1602年）才设立的。
东林党是政敌强加给东林书院的蔑称。如今不少学者在论述这段历史时，不称“东林党”而称“东林运动”,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写《东林书院与朋党之争》时就是如此。
许多网友说“崇祯死前后悔杀魏忠贤”，确有其事吗？
这更是信口雌黄，不值得一驳。
首先，崇祯皇帝并没有杀死魏忠贤，而是把他流放到凤阳去看管皇陵，半路上，在旅舍中自己上吊而死。崇祯皇帝下令清查阉党逆案，是他一生最值得称道的政绩。
夏允彝《幸存录》说：“烈皇帝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旁无一人之助，而神明自运。”文秉《烈皇小识》说：“肘腋巨奸，不动声色，潜移默夺，非天纵英武，何以有此！”
其次，所谓“后悔”云云，是毫无事实根据的胡编乱造。谓予不信，请看我写的《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
《明史·顾宪成传》写道：凡是反对魏忠贤的正直官员，“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之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分明是说，魏忠贤之流一手操纵的党祸到明朝才止，说“明亡于东林党人”，岂非颠倒黑白！
在时代巨变前，明朝的主要失误在哪里？
这个问题过于宽泛，牵涉面很广，《重写晚明史》的后四卷，就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很多读者都有这样的疑问：经济成就傲视世界的大明王朝，为何在内忧与外患的双重夹击下，迅速走向覆亡？
历史学家对于明朝灭亡，有各种各样的分析：有的说，明之亡实亡于万历，指的是朝廷衮衮诸公纠缠于党争，皇帝勤于敛财疏于临朝；有的说，明之亡实亡于天启，指的是魏忠贤阉党专政倒行逆施，之所以未即亡，因祖宗恩泽未尽，孟森先生曾说，崇祯皇帝如果在万历以前，决非亡国之君，在天启以后，则非亡不可。
孔尚任在《桃花扇》的篇末感叹道：“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明朝为什么如此不堪一击？确实是值得深长思之的问题。有读者把它简单归纳为几句话，如：仅仅有经济繁荣，没有政治体制的相应变革，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能力，那么，培育繁荣盛世的王朝就会走向末路。对此我不持异议。
究竟如何，各位可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