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洛水钟鸣
（识局微信公共账号zhijuzk）
《明朝那些事儿》这套书，基本是按“编年体”写的，从朱元璋崛起淮北，一直写到朱由检自缢煤山，写得那叫一个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荡气回肠。
但在整套书的最后一节，作者忽然笔锋一转，用徐霞客的故事作为整个故事的结尾。
然后，在徐霞客故事的结尾，作者写了这么几句话：
“其实这个世上很多事，本不需要理由。”
“所谓千秋霸业，万古流芳，以及一切的一切，只是粪土。”
“成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人生。”
就这样，大明王朝的辉煌与不朽，终结于华夏山川的壮美与雄奇，也终结于寻常百姓的豁达与坚韧。
这个安排非常精巧。它让读者在见证了帝王将相的传奇，目睹了王朝兴衰的更迭，感悟了聚散离合的无常之后，忽然回归本真，审视自我。
我来这世上走一遭，到底干什么？到底求什么？到底为什么？
作者给出的答案是“做自己”。这个答案当然十分正确，但问题在于什么才是“自己”。
于谦做了自己吗？王阳明做了自己吗？张居正做了自己吗？
朱棣做了自己吗？姚广孝做了自己吗？刘伯温做了自己吗？
严嵩做了自己吗？魏忠贤做了自己吗？李自成做了自己吗？
大概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但作者似乎也知道。不信你看他，写于谦的奋斗，写王阳明的领悟，写张居正的妥协；
写徐阶的隐忍，写严嵩的怯懦，写刘瑾的卑鄙；
写铁铉的坚守，写杨慎的通达，写徐渭的潦倒；
写胡宗宪的左支右绌，写杨继盛的铁骨铮铮，写申时行的温润厚道，写孙传庭的困兽犹斗，写虎丘五人的位卑未敢忘忧国。
这一切他都看得极透彻，想得极明白，写得极精彩。唯一的问题是，写别人做自己容易，自己做自己却难。
文人的风骨，与仕途的诱惑；内心的清高，与职场的纷纭；这些本来就很难兼容啊，本来就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啊，可是任谁站在两条路的交叉点上，又不会幻想自己可以兼得呢？
虽然目睹了那么多妄想兼得的人身败名裂，但那是他们嘛，不是我啊。
——这不就是他自己在后记里说的那句话吗：“以史为鉴，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性。写人性的人，自己也摆脱不了人性。
但你要说他真膨胀了、自我陶醉了吧，也不见得。他其实还挺有自知之明。
之前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主持人恭维他说，听说《明朝那些事儿》一年能卖五十万本，他想了想，反问道，《围城》一年能卖多少本？
主持人说，大概每年一万本？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哪怕这种经典著作，也远不能跟他的书相比。
可他回答：我的书也许能卖五十年，然而一百年后，《围城》仍是不朽的。
功成名就之后，还能一板一眼地说出这种话，你说这能算是小人得志吗？不能吧。
所以，有些事，我们不知内情，还真不好妄下结论。他也许真的生了什么病，也许是遇到了一些事，不得不“生病”。
就像他笔下的唐寅，最终在疯癫中失去了荣华，也勘破了荣华，最终与荣华和解。
希望他也是这样吧。
确实很少有人想到，事情会走向这样一个结局，但他曾在历史天空下划过的那一笔，总会有人记得。
只可惜，如今时殊世易，他的名字，也只能停留在当年，停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当年明月，只照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