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语：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特开设“家风”栏目，为您讲述他们的家风故事。
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家风彰显国风，国风蕴藏家风。从中国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的家风视角，能够看到时代交替的国风韵味。
徐特立（1877—1968）：又名徐立华，原名懋恂，字师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江背镇）人，中国革命家和教育家
生于平凡
以修德正身为风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乃祖父所赐，取勤勉、诚信之意，此也为其家风传承，乃其家人为人的根本。
徐特立出生于贫寒的农民家庭，父亲徐树兆不善言谈，待人憨厚忠诚，母亲胡氏因繁劳且缺乏调养过早病逝，祖父亦是农民，略有文化，懂中医之道。在他成长的初期，清政府腐败无能，人民饱受压迫，家庭极度窘迫，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让他心中逐渐生出朦胧的愿望——“一定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实”。
成长既有家庭的影响，也有自我的悟理。徐特立9岁就读私塾，半年后新换的教书先生注重教学生做人的道理，选用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杨椒山的遗嘱等或日常有用、充满感情的文章。徐特立晚年曾回忆：“使我对读书发生兴趣的，是这两篇文章，而不是《论语》。”
徐特立15岁时的教书先生是个和尚，俗姓张。教静坐、教读佛经、教读禅宗语录，拿唐代高僧拾得、寒山的诗集为教材，富含人情味，反映社会现实，表达通俗易懂，蕴含哲理引人思考，许多篇章徐特立晚年仍能脱口而出。后来，徐特立在18岁时决定从事教育行业，在家乡收学生教蒙馆，中国教育家正在萌发茁壮。
“耕读传家久，诗书济世长。”在家风中修德，在悟理中正风。
身处旧世
以克勤于邦为风
1895年至1905年，既是徐特立的“十年破产读书”之旅，也是他的十年乡村私塾教师之途。他在其中既解决了大体温饱，也领悟富家垄断教育百姓难得普惠之因，遂怀打破教育垄断目标，投入新式教育学习与实践之路。
1905年，28岁的徐特立考入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为期4个月的学习，徐特立开始认识到改良主义是一条死胡同，需要实施民主革命推翻清政府。
毕业典礼时，校长周震鳞的讲话对徐特立影响极大，他说：“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专门为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徐特立晚年回忆时曾说：“我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革命事业，周震鳞先生的这几句话，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从此，我走上了反对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
1912年9月的一天，长沙师范两位老师面色铁青，气冲冲地走进校长办公室告状：“徐校长，那个田汉太目无师长了，将我们的名字写进打油诗贴在教室窗户上，这样的学生必须严加训斥。”徐特立边安慰边询问情由。
原来，田汉比较活泼，为了逗乐，在窗户上写了首打油诗，中间有“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元龙”“黄竹村中鸡犬喧”等句子，首元龙和黄竹村就是刚才的两位老师。徐特立一面对田汉等人进行尊师教育，一面鼓励他们把聪明才智用到正道上去，写出有意义的诗文来。
对学生，徐特立独到地认识到，“要培养敢于发挥个性，有脑筋辨别是非，有创造、有行动的青年”。就这样，徐特立秉承教育是途径，救国是宗旨的理念，引导学生去思考改变民族的命运，其根本还在于他自己强烈的家国情怀。
临近天命
以辨识真理为风
徐特立铭记勤勉诚信家风，1924年夏，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等国留学考察归国的徐特立，迫切地回到长沙，决心将学来的新鲜事物、新思想、新方式传授给国人，继续躬行“教育救国”，愿为国家贡献力量改变祖国落后面貌。
回到长沙不久的徐特立，去湘江中学看望时任中共湘区委组织部部长的何叔衡时，何叔衡希望徐特立参加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改造国民党，推动共同革命。不久，徐特立加入国民党。斯诺曾写道：“在国民革命期间，徐特立在国民党省党部很活跃，但他同情共产党。他向学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6年，徐特立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湖南的农民运动，成为湖南农民协会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并担任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委员、工农部部长，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
但是，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发动马日事变，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长沙附近被杀的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达1万多人。徐特立当时已经担任长沙师范、长沙女子师范、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3所学校的校长，有较高的地位，反动派来拉拢他都被拒绝了。
50岁时，徐特立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有些人劝他：“如今革命失败了，不少人已经退党了，你怎么还入党？”徐特立坚定地回答：“革命成功的时候，多一人少一人无所谓，正是因为革命失败了，需要我们继续干，逃跑算什么？！”
正如毛主席后来在写给徐特立六十岁大寿的祝寿信中所讲的：“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辨识真理，革命为民，既是徐特立的家风，也是中国的国风。
居于高位
以方正传家为风
徐特立长期离家在外从事教育和革命工作，但是十分注重家风家教。作为丈夫，他对结发妻子熊立诚忠贞不渝；作为家长，他时刻不忘教育子女后代的责任。徐特立曾说：“因为在我们这个社会咧，子女不只是家庭的成员，自己的后代，而且也是社会的成员，是整个革命的后代。他们的好坏，不仅关系着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着社会。”
徐特立生育了8个孩子，但长大成人的却只有4个，在徐特立的教导下，他的几个儿女都受到革命影响，甚至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1953年9月，徐特立写给大女儿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
徐特立在他六十岁大寿的祝寿会上曾说：“我自辛亥革命前，即进城办教育，把妻室儿女留在农村；后来离开家乡到法国留学，接着回国参加革命，至今十年来，与家庭隔绝，不通音讯，这都是反动派的压迫所致。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爱自己的家庭，爱自己的妻室儿女。但国家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革命还没有成功，国破家何在，有国才有家。”
徐特立的一生践行家风传统，实现了读书的最高追求，彰显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优秀传统文化德行。
（作者系徐特立故居纪念馆馆长、湖南省徐特立研究会会员）
文 | 陈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