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田
194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貌
（由周公馆工作人员祝华拍摄）
在今上海市黄浦区云南中路福州路十字路口，熙熙攘攘的天蟾逸夫舞台旁，伫立着一间小小的二层楼房，这里曾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办公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28—1931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上海市文物复查保护工作开始，许多红色革命旧址急需梳理。工作人员几经寻访，抽丝剥茧，终于在一张拍摄于1946年的老照片上，将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锁定于今云南中路171-173号。
作为我党金融事业隐蔽工作战线的重要一环，这间楼房对内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秘密开会、办公的场所，对外则是以经营湖南纱布为掩护的“福兴商号”。而“福兴商号”的筹建者，便是中共党员、人称“熊老板”的熊瑾玎。
01
“要从艰苦里，改造旧乾坤”
莫钧涛
1886年，熊瑾玎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医学世家，20岁时到塾师徐特立开办的师范速成班读书。期间，熊瑾玎阅读了许多介绍近代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书刊，激起了他内心对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无比愤慨。此后，熊瑾玎便投身教育事业，1914年受聘于长沙私立楚怡小学，并通过同为教师的何叔衡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等一批思想进步的读书人，1918年加入由毛泽东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高唱着“鹏翅翩翩万里飞，藩篱斥鹦岂能希”，熊瑾玎立志成为稀世之才，为国家和人民所用。
那时，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时政，交流读书心得。在探讨个人和国家的未来时，其他会员多侧重于研究宣传、办学校、办报纸、办出版社、办书社和联络同志等方面，大都耻于言利，而熊瑾玎则主张无论组建党、办学校、办报纸都要“事先宜厚筹经济”。他说：“我觉要做事，就要有钱，因此我就早有发财的念头，常常找些‘十大富豪’‘货值传’……看……我觉得私利可以不要，团体资本是该要的；增进我们的资本，方能发展我们的事业。苟可发财，不必择术。”
1921年夏，熊瑾玎为毛泽东和何叔衡筹措了部分旅费，帮助二人到上海参加党的一大成立会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让熊瑾玎难以抑制自己的激动心情，他挥笔写下《北斗星》（后改为《中国共产党诞生》）一诗：“伟哉一九二一年，众星拱向北辰前。从今有道争先进，不怕阴霾黑暗天。”此后，熊瑾玎一直投身于金融工作，担任长沙县的财产保管处长，负责向工会和农会提供活动经费。国共合作时期，他接受共产党指示参加国民党，并被推举为国民党长沙市党部常委。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熊瑾玎遭到通缉，值此危难时刻，他由中共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代书记郭亮介绍，毅然决然地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他已经步入不惑之年。
02
“严霜摧嫩叶，急雨堕新芽”
熊瑾玎与朱端绶夫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八七会议决定将领导机关从武汉迁至有着特殊的政治环境的上海。1928年4月，熊瑾玎到上海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向其汇报中共湖北省委遭破坏的情况。二人同是长沙人，又同是新民学会早期会员，李维汉熟知熊瑾玎富有理财头脑，又善于交际，便留他担任中央秘书处会计科科长，负责筹集和管理经费。另外，李维汉还交给熊瑾玎一个重要任务——建立供中央政治局开会的秘密机关。
熊瑾玎曾在《自传初稿》中回忆道：“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跑马厅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看有一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这是一栋坐西朝东的两层沿街楼房，进出都要经过一条脏乱的小巷，一般无人经过。全部楼面共有三间，底楼是二房东周生赉开的一家“生黎医院”，楼上面积较大，可容十来人活动，正好供中央政治局开会之用。进入二楼，还可以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一座水泥楼梯直接上去，如遇紧急情况也可迅速撤离，混入来往市民之中。
“福兴商号”正式挂牌开业后，根据周恩来提出的白区工作要坚持社会化和职业化的原则，熊瑾玎在房内挂起“福兴字庄”的招牌，对外经营湖南纱布，化名熊佑吾，人称“熊老板”。此后，中央政治局成员大都按照商人的打扮来此开会。每当开会时，熊瑾玎在桌上放置一些布匹、算盘，万一有人进来，也可装成在看货议价的样子。李维汉曾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时任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
对外作为福兴商号的老板，熊瑾玎必须假戏真做，认真经营纱布生意，同时暗地里，作为中央会计和中央政治局秘密机关工作人员，又有许多繁琐工作，一人实在难以应付。为此，周总理主动提出为他安排一个“老板娘”。于是，刚到上海不久的年轻女党员朱端绶就被调到了店里。朱端绶也是长沙人，二人很快便相互熟悉起来。熊瑾玎负责应酬客户和联络接头，而“老板娘”朱端绶则在商号照顾生意，同时担任放哨、抄写和传送中央秘密文件等工作。在朝夕相处中，熊瑾玎与朱端绶两人也逐渐对彼此倾心，在李维汉、周恩来等人的见证下，这对“假夫妻”喜结良缘，成了真正的革命伉俪。
03
“波涛殊险恶，意志却坚贞”
熊瑾玎（左）担任《新华日报》总经理时与社长潘年（中）、总编辑吴克坚（右）合影
除了福兴商号外，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熊瑾玎于1928年至1931年期间，先后又开设了集成印刷公司、天生祥酒店、鸭绿江路丝绸店等，作为中央收发信件、与外地来人接头的秘密联络点，以及取款货款、租赁房屋和保释同志或党外朋友出狱的铺保。由于熊瑾玎具有非凡的理财知识和能力，这些店铺在他的经营下往往都能盈利。熊瑾玎对人热情诚恳，讲究诚信，邻居和商界朋友有难时，他也总是尽力倾囊相助。因此，在沪的商人谈起熊老板来，无不伸起拇指称赞他是一个大好人。
中共六大之后，中国革命得到了恢复和较大的发展，经费往来也愈加频繁。当时，中央经费的来源主要有三个：共产国际的支助、红军和各根据地打土豪没收的资财上缴和各地党员所交的党费。当时共产国际的支助大都是由苏联驻沪的领事馆或商业机构划付给一家专门银行，熊瑾玎需要到那家银行将款取出后，再以其他经营商店的名义分别存入另外几家有地下党员或可靠关系的银行。取款途中风险重重，不仅要防备特务跟踪，还要小心流氓盗匪拦路抢劫，而且如果取款数目过大，银行人员可能要查问款项来源，所以每次取款前，熊瑾玎都要做好万全的准备。由于他处处小心谨慎，其间没有出过一次差错。
在密探如麻的上海，熊瑾玎既要保护好党中央这所秘密机关，又要管好用好党的经费和经营好这么多酒店商店，可想而知要付出多少精力与心血。白天，他常外出查看那些酒店商店，与工商界的人士周旋，还要收取外地来信，接见各地联络人，在福兴商号接待来开会办公的中央领导人。晚上便要清理账目，盘算中央经费和店铺收支，有时还要帮助端绶洗抄外地寄送来的、用药水密写的文件，深更半夜还不得安眠。由于二人工作细心，防范周密，福兴商号在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中安然存在了三年多的时间。周恩来曾高度评价：“在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直到193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总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及时采取措施，命熊瑾玎、朱端绶迅速撤离、转移。自此，这栋坐落于云南中路传奇的红色小楼，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为讲述我党金融隐秘战线工作的生动物证。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