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陈仲丹
建都肇始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北依天险，南控平原”。战国时这里已形成城市，出现过燕国的首都——蓟城，位置在今北京外城的西南，宫殿处于今广安门以南，现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董家林建有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考古发掘出蓟城的夯土板筑城墙，还有大量居民生活的遗迹。后来辽代在此建陪都——南京，又称燕京，是辽五京中最大、最富裕的一个。辽皇帝经常在外游猎，即所谓“春水秋山，冬夏捺钵（捺钵，契丹语，本义行营）"，多半只在春秋季节才到南京短暂停留。当时城内“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市区“陆海百货，萃于其中”。众多街道把城池切成方块状，中间布列着居民住宅，组成坊。每个坊的周围筑墙，出口处有门通往街道，门上有楼，悬挂坊额，坊门昼开夜闭，以便管理。
金代海陵王完颜亮即帝位后也在此建都城，仿照北宋的汴京样式兴修城池和宫殿，称中都，并毁上京，将那里的宗室南迁到这里。从此北京成为一代王朝的正式首都，延至元、明、清三代。金中都的所有宫殿用黄金五彩装饰，“一殿之成以亿万计”，其奢侈连宋人见了都惊叹。范成大曾写道：“遥望前后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轻，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金中都居民居住的坊与辽代不同，不再是封闭的方块居住区，而是每条巷子即为一个坊，成为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开放街巷。为了改善陆路交通，金王朝修建了横跨卢沟河（永定河）的卢沟桥。一百年后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经过此桥，称赞他所见过的桥都难与之相比：“建置甚佳，纯用极美之大理石为之。桥两旁皆有大理石栏，又有柱，狮腰承之……两柱之间，建灰色大理石栏，俾行人不致落水。”卢沟桥在明正统年间维修过，到今天桥身依然屹立。“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金中都城的城墙在今广安门外的凤凰嘴村还保留了一些残迹。
元灭金后，元世祖忽必烈以金中都的离宫大宁宫和琼华岛（在今北海）一带景区为核心，建造了新的宫殿，随后又建成大都城。西方人习惯称之为“汗八里”，即大汗之城。元大都是以宫城、皇城为中心布置的，城的轮廓接近方形。因为这里地势平坦，又是新建，所以城内的道路规整平直，成方格状。全城道路分干道和胡同（源于蒙古语“水井”，意为小巷）两类，干道宽阔。按照《周礼》“国中九经九纬”的礼制，城内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纵横交错。胡同狭窄，估算当时的大街宽度为36米，小街宽度为18米，胡同宽度为9米。街道有统一标准，“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在胡同之间建造住宅，每幢住宅的占地面积规定为八亩，这就逐渐形成北京独具特色的民居四合院。大都城中心建造了报时用的钟楼和鼓楼，皇城偏于城南，宫城左右设立太庙和社稷坛。全城有宫城、皇城、都城三重土筑城墙，城门11座。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大都城的所有城垛都是白色的，特别是皇宫内城垛和矮墙也是白色的，“遍筑女墙，女墙色白”，体现了蒙古族特有的审美观。为解决大都的用水需要，科学家郭守敬踏勘了城西北沿山地区的泉流和水道。他发现有一口白浮泉出水甚旺，其地也高于大都城，可开渠导引至大都城中。于是他将水导入城中的积水潭，再与通州相通，解决了漕运问题，为大都开辟了新水源。这条水道被忽必烈赐名为通惠河，成为元代大运河的一段。当时的积水潭水面辽阔，垂柳依依，绿丝拂岸，满目荷菱，惠风徐来，藕香扑鼻，使大都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美丽的都市之一。
明清皇城
明灭元后大都改名北平，到明成祖朱棣时都城从南京迁到北平，改称北京，南京成为陪都。朝廷建都于此看重的是这里“地势雄伟，山川巩固，四方万国，道里适均”，希望以此形胜之区实现“天地清宁，衍宗社万年之福；华夷绥靖，隆古今全盛之基”的宏愿。明代北京城是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建成的，平面依然是方形。1550年蒙古鞑靼部由古北口越过长城南下，一支700人的先锋抵达安定门外，劫扰京郊，明廷震动。为军事防御的需要，三年后嘉靖皇帝下令开工修筑外城，仅完成南面的工程就因国库枯竭而停工，由此北京的内城和外城就组合成“凸”字形。外城的修建将前门外的繁华商业区和天坛、山川坛（即先农坛）等广大地区围在城内。
整个北京城以故宫所在的皇城为中心，位于贯穿南北的中轴线上。外城永定门是这条中轴线的起点，南起自永定门、前门、午门、故宫，出神武门、地安门，北至鼓楼、钟楼，贯穿内外城南北，全长达7.8千米。这是中国都城规划建设中最长的中轴线，形成了北京全城均衡而对称的平面布局。居民住在城里的胡同中，因为人口不断增加，元代每户占地八亩的规定无法实现，不少新建的四合院占地就只有两三亩。另外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里的商铺相对集中，形成了专门经营某类货物的街区，如米市大街、猪市大街、菜市口等。
图1明代北京城（《皇都积胜图》局部）
1644年清兵入关，攻占了北京，全盘接收了明朝的宫室、都城，成为这座城市的新主人。清朝政府将原来居住在内城的汉民强迫迁移到外城居住，将八旗军民安置于内城居住，“分列八旗，拱卫皇居”，使内城几乎成了一座大军营。不过经过皇帝御批有些汉人高官仍可住在内城，实际到嘉庆年间不准汉人在内城居住的禁令已不再执行。清朝取消了明朝分封诸王于各地的规定，为皇室子弟在城里建造大四合院式的王府，集中在西城，如有名的恭亲王府和醇亲王府。恭王府是至今最完整的一座王府，分为府邸和花园两部分，已成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醇王府解放后卖给了人民政府，其花园在1959年修整后作为宋庆龄的住所。
图2（清）徐扬 绘 《京师生春诗意图轴》（画家从正阳门大街画起，天安门、社稷坛、太庙、紫禁城、景山、西苑、琼岛，乃至南边的天坛祈年殿，都一一收入画幅之中。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外城人口稠密，街区不像内城那样规整，但这里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商业区。外城的正阳门（前门）、崇文门地区是著名的商业区，这里店铺林立，商贾辐转，居民稠密，百工丛集。乾隆年间出于治安防盗的需要，北京城里的许多街巷、胡同两头都建起了栅栏，白天开启，夜间关闭。在前门廊房四条的铁栅栏十分高大，被人称为“大栅栏”。这里不长的胡同集中了近80家店铺，其中有不少闻名京城的老字号，如同仁堂药店、瑞蚨祥绸布店、内联升鞋店等。同仁堂注重药材质量，信守“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因而从雍正元年开始它就为清宫御药房供药，连皇帝后妃吃的药也是同仁堂制作。内联升的创办人赵廷是学徒出身，出师后筹集资金开办了这家鞋店。当时内联升的朝靴是为高官定做的，这些高官不愿亲自来店里，叫店家派人上门量脚定尺寸。赵廷为了做好生意，搜集了许多官员的靴子尺寸、样式以及这些人的爱好，编了一本《履中备载》的小册子备查。
在外城前门正南有个地方叫天桥。这里现在没有桥，但历史上确实有桥，是座南北向的石桥，横跨在龙须沟上，因皇帝到天坛祭天要经过此桥，故而有其名。很多民间艺人来这里卖艺挣钱，主要表演曲艺和杂技，是平民百姓的娱乐场所。天桥的民间艺人出众的有“八大怪”，都是些技艺高超者，还按时段分为早、中、晚三期，至少有24人。他们多以艺名相称，如说相声的“穷不怕”（朱绍文），他的绝活儿是撒沙成字，手捏一把白沙就能在地上写出字来，常写一副对联：满腹文章穷不怕，无车书史落地贫，因而得名。他的相声说得有格调而不庸俗，被后来的相声艺人尊为祖师爷。“百鸟张”（张昆山）是口技艺人，以学各种鸟鸣著称。“坛子王”是耍坛子的艺人，他耍的花坛轻则十来斤，重则百十来斤，能用额头、双肩、两肘轻轻接住，并且旋转自如。天桥也有店铺、摊贩，其特点是低档货多，假冒伪劣货多，如布摊买的布多为零头布和残次品。卖布人将布头拿在手中，将其名称、颜色、质地——吆喝出来，连说带唱，与其说是卖布不如说是在说唱、说相声。
图3前门大街（19世纪八九十年代）
坛庙宫苑
北京城是一座按传统礼制规划建造的城市，有许多祭坛神庙，在清代有“九坛八庙”的说法。九坛是指：天坛、地坛、祈谷坛、日坛、月坛、太岁坛、先农坛、先蚕坛、社稷坛；八庙是指：太庙、奉先庙、传心庙、寿皇庙、雍和宫、堂子、历代帝王庙、文庙。太庙是皇帝供奉祖先的庙宇，奉先庙也是供奉祖先的，传心庙内供奉有帝王、先师的牌位，寿皇庙供奉清代帝后、祖先神像，雍和宫是喇嘛庙，堂子是祭祀社稷神和满族祖先的神庙，（乾隆时）历代帝王庙祭祀历代188个皇帝和79位名臣，文庙是祭祀孔子的庙宇。
如果从北京最南端的永定门来看，在永定门两边有先农坛和天坛两座约略对称的祭坛。先农坛（明代称山川坛）是皇帝躬耕籍田的地方。所谓籍田是指皇帝亲自耕田，作为全国农人的表率。他右手扶犁，左手执鞭，来回走上几趟，然后登台观看三王九卿从耕，以敬祀农神。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的场所，所祭的主神是“皇天上帝”。它比故宫大两倍，是国内现存最大的坛庙建筑群，主要建筑有祈年殿和圜丘。祈年殿顾名思义用于祈祷丰年，立于三层汉白玉须弥座上，平面为圆形。殿宇上层是三重深蓝色琉璃瓦檐，檐下彩绘金碧辉煌，层层缩小，最上面是攒尖镏金宝顶，整体造型典雅庄重。圜丘是祭天场所，按照露天而祭的古制，这是座露天三层圆台，用汉白玉铺砌，制作精细。圜丘的建筑有象征意义，坛面、台阶、栏杆所用的石块都以九或九的倍数建成，因为古人相信九为阳数之极，象征着天，符合“积阳为天，天有九重”的说法。
图4雍正皇帝举行籍田仪式
图5天坛祈年殿
向北通过外城中央的一条笔直大道，穿过横跨在路中间的牌楼和石桥，迎面就是高耸雄伟的正阳门，然后进入宫殿区，迎面见到的是天安门。明清两代的社稷坛位于天安门西侧，是祭祀社神（土地神）和稷神（谷神）的地方。按照“左祖右社”的规制，要在皇宫的左右建造太庙和社稷坛。社稷坛中的祭台上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铺设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土壤，即“五色土”，以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太庙建筑的中心是几座宫殿，殿堂内摆放着皇帝的祖宗牌位。每逢皇帝登基、大婚、出征凯旋、献俘等大典和年节，皇帝要来这里祭祀祖先。大殿里的几十根柱子都是金丝楠木，因其木头纹理呈金黄的丝质而得名。这些楠木采自云贵地区的深山老林，其硕大程度两人都不能合抱，即使在皇宫中也很少能见到这样珍贵的木材。穿越故宫出宫城就可登上景山，俯瞰宫殿全景，再走出皇城的北门地安门就会见到钟楼和鼓楼，这里是全城中轴线的北端。
在故宫东侧还有由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实际是三个湖）组成的宫苑，以其妩媚的园林风光调剂了皇家建筑的单一格调。三海中以北海景色最佳。北海琼华岛上清顺治年建的藏式白塔塔身秀美，位居山顶，巍然高耸。琼华岛北侧山腰上有仙人承露盘，高台上树立汉白玉石柱，周身雕满蟠龙花纹，柱顶站着古装铜人，双手高托荷花形承露盘。在北海南门西侧有一座圆形小城叫团城。团城的玉瓮亭中摆放着一个用整块墨玉雕成的黑色大钵盂。这个玉瓮是制作于元代的“渎山大玉海”，忽必烈在宴请群臣时曾用它来盛酒，“玉有白章，随其形刻为鱼兽出没于波涛之状，其大可贮酒三十余石”。中海的丰泽园建于康熙年间，每年春天皇帝要来这里“演耕”，以此表示劝民耕作。康熙帝曾在这里种过水稻，种下他巡视江南时得到的优良稻种，作为试验田。瀛台位于南海北部，三面临水，仅在北面有一条狭长的通道，像一座海中的仙岛。瀛台的建筑是清初著名巧匠“样式雷”设计修造。他根据中国古代东海有蓬莱、方丈、瀛台三座仙山的传说，把瀛台设计成人间仙境。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曾被囚禁在瀛台的涵元殿内，度过了十年的囚徒生活。瀛台上的假山是用太湖石堆垒而成，据说这些太湖石是北宋汴京城著名宫苑艮岳的遗物。当年宋徽宗爱石成癖，命令臣下“构求天下奇花异木，太湖灵璧”。汴京的艮岳“竭府库之集聚，萃天下之技艺，凡六载成”。北宋灭亡后，艮岳的太湖石被运到金中都，部分成为瀛台的假山石。
图6同治皇帝的祭天仪式
图7北海白塔
明清两代的街道绝大部分是黄土路，只有少数是石板路。铺路用的黄土既松散又干燥，马路上面常有很厚的一层浮土，刮风时常常黄土漫天飞扬，甚至使天空也变成了黄色，过往行人被刮得满身满脸都是土。《燕京杂记》云：“黄河以北，渐有风沙，京中尤甚。每当风起，尘氛埃影，冲天蔽日，睹面不相识，俗谓之刮黄沙。月必数次或十数次，或竟月皆然。”北京地区干旱少雨，可是一旦下起雨来，雨水落在土路上又会和成稀泥，使得街道坑洼不平，故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说法。这种情况还惊动了皇帝，雍正帝曾谕令工部：“闻前三门外沟渠壅塞，积水泥泞，行路艰难，应作何疏浚，务使居民便于行走。”作为补救措施，每当皇帝经过某段街道，都要事先用黄土垫地，净水泼街。
追忆城墙
说到老北京就不能不提它的城墙和城楼。护卫北京的内外城墙用方砖砌成，是明代利用元大都的土城墙为墙心，在墙外侧加砌内外两层砖，顶部则是城砖漫铺。砖砌城墙彻底解决了土城遭雨水冲刷损坏墙体的问题，提高了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城墙上开有九个城门，实际这些城门都是一座座雄伟的城楼，有些城楼还附有瓮城。各座城楼都是重檐歇山顶，上铺灰筒瓦。清代定都北京后基本没有变动明代遗留的城墙，史称“定都京师，宫邑维旧”。民国时期不仅没有对北京的城墙和城楼进行修缮，反而因阻碍交通等原因拆除了一些城墙和城楼。政府不再对城垣进行管理，反而将其作为一种资源，“民国十六年乃将宣武、朝阳二门城楼拆除，其材皆合抱之楠梓，时官署多欠薪，售之以供薪水”。等历史进入20世纪50年代，这些城墙和城楼存废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从军事角度考虑，北京城墙已失去防卫功能。在和平时期要不要保留古城墙，对此有不同看法。建筑学家梁思成主张保留。他说：“环绕北京的城墙主要虽为防御而设，但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它是一种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梁思成是梁启超先生的长子，早年去美国学习建筑。他对中国古代建筑有精深的研究，曾带人踏访过十五省，亲身考察过许多座古建筑。对老北京城有很深感情的梁思成提出了一个“城墙公园”的方案：建造一个几十里长的立体环城公园，在城墙上布置花池，栽种花草，安设长椅，每隔一定距离建凉亭，供人游息。游人登上城墙、城楼可俯视近处的护城河和郊外的平原，远望故宫、北海、西山。但这个保护城墙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图8整修北京城墙
后来为了修筑环城公路和地铁，城墙全部被拆掉，城楼也只保留了几座，同时还有十几座精美的牌楼被拆。当时拆城墙的理由有这样一些；拆除城墙可以使城内城外打成一片，消除隔阂，内外建筑风格容易保持一致。另外北京需要一条环行大路，而城墙下的地基就是坚固的路床，利用它修路省工省钱。拆掉城墙可以腾出大片土地，盖更多的房屋。在20世纪50年代外城城墙被全部拆除后，1965年为修地铁开始拆内城的城墙。1969年拆西直门箭楼时，在城墙里发现了元大都和义门的瓮城城门。这个门比明城门小，被砌在明城墙里。可惜的是这个宝贵的元代建筑实物也没能保存下来。后来还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坚持下，正阳门（前门）、德胜门几座城楼才得以保存。近年有人在崇文门东大街发现了一小段内城城墙，这是老北京68里城墙保留下来仅有的一点遗迹，现已修成“北京明城墙遗址公园”。最近几年北京市政府在原址附近复建了几座老北京的牌楼，尽管也华丽精致仿佛再生，但毕竟是假古董，与原貌佳构已无法相比。
图9崇文门外城墙
图10前门城楼
图11被拆的元代义和门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现在可以对过去北京城墙的拆留之争作个结论，看来还是以不拆为好。北京城墙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瑞典学者奥斯瓦尔德·喜仁龙在1924年写的《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书中这样描写：“内城城垣雄伟壮观，初看起来它们也许不像宫殿、寺庙和牌楼那样赏心悦目，当你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广阔，沉稳雄劲，有一种高屋建瓴、睥睨四邻的气派。”而在作家老舍眼中，北京的好处“不在有好些美丽的建筑，而在建筑的四周都有空闲的地方，使它们成为美景。每一个城楼，每一个牌楼，都可以从老远就看见”。今天随着城市的现代化发展，人们会更加关注居住的环境，也会更加追忆、怀念那些饱含文化积淀的古老建筑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