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到上海,人们脑海中都会呈现出各种画面:是百年前的“十里洋场”、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城隍庙里的五香豆、南京路上摩肩接踵的人流;是弄堂里、石库门中的弹街路,煤球店、老虎灶,还有大饼、油条、豆浆和粢饭糕,散发着浓浓的市井烟火气;是夜幕下的灯红酒绿,摩登洋气的繁华都市,高雅和时尚融为一体;抑或是蜗居和马桶,灶披间里的闲言碎语,在初升的阳光赤着膊在屋外的自来水龙头旁洗漱的男人们,挂着一嘴的牙膏泡沫……但,这是上海的全部吗?
“上海是座城,城外,是另一个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闵行籍作家、闵行区政协委员吴玉林日前推出新作《荷溪镇的夜与昼》(以下简称《荷溪镇》)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上海,他笔下的那个小镇以及他出生的那个黄浦江畔的小村落虽在上海,却跟我们对这座城市的认知大相径庭。这部非虚构文学作品让我们发现,这么多年来人们对上海的认知和理解是不全面的,甚至是单薄的,也可以说只关注了城里的生活,对“乡下头”的上海作了选择性回避。《荷溪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在补齐上海历史文化缺失的一页。
闵行区融媒体中心《城市季风》编辑部采访了吴玉林,就此作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一条1分钟不到的小视频,带你走进回不去的乡愁
上海的乡村,是“另一个上海”
记者:坦率地说《荷溪镇》讲述的往事跟人们印象中的上海截然不同,“很不上海”,即便书中已说明这是上海的乡村,描绘的是20多年前乃至更早的乡村生活,读者或许依然会有疑问,您能讲述下创作背景吗?
吴玉林:我知道读者看了这本书后,会怀疑甚至质疑这一点。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写的就是上海,只不过这是上海的B面,“非典型”的上海。大多数人对上海的传统认知其实是上海的城市生活,是上海的A面,但不要忘了,上海是由城区和郊区组成的,上海市总面积6300多平方公里,但直到今天,归为郊区的占了5600多平方公里,占比高达90%,生活着大量的原住民,而我就是从“乡下头”出来的,几十年来没离开这块土地。
许多生活在市区的人其实对上海乡下的生活是不了解的甚至非常陌生,外省市的人更是如此。也怪我们自己意识中从来都缺乏身为“上海人”的自觉性,几十年来去上海市区总会习惯性地说成是“去上海”,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在文学作品中我们经常能读到东北的农村,西南的民俗,上海石库门弄堂里的故事也不少,但描写上海乡村生活的却寥寥无几,在关注度方面备受冷落甚至可以说是缺位的。我一直疑惑,这是为什么?没有答案,我就想自己寻找答案。所以,作为一个在乡下头成长起来的作家,我很希望能够写出一部关于上海乡村的文学作品,《荷溪镇》的出版算是达成了我的一桩心愿,是我对这块挚爱的土地的热烈倾诉。
记者:能向读者介绍一下《荷溪镇》的内容概要吗?
吴玉林:这是本写我家乡的书。我从小生活在黄浦江畔一个有着600年历史的小村落,附近有个名为荷溪镇的小集镇,形成于清代中期。这里江河稠密、阡陌交错、鸡犬相闻,气质上“很江南”,或许不一定有着典型的标本意义,却有着江南村宅的共性。离我老家七八里地有个叫俞塘村的,还是上海三大考古遗址之一“马桥文化”的发现地,被誉为“上海之本”。6000年前成陆,5000年前有先民活动生息,可以说隐藏着上海这座城市原始的、最初的密码。
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我所在的这个小镇(村)的命运同诸多上海小镇(村)的命运几乎相同,暗合着社会转型期间的迷离,个体与时代的纠缠。而这段时间也是我从出生到青年时期的一段珍贵体验,或者说是心路历程。书中写了我的成长、我的家族,也写到了我的父老乡亲,还有许多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柴米油盐,小镇的夜与昼,一半熬,一半等,述说着人间万象。小村落里的最后一个猎人、走街串巷的换糖人、轰轰烈烈的乡镇企业……在农耕文明的背景下形成了绚烂多姿的图景。上海的乡村和上海的城市共同构建了一个丰富、多元、立体的大上海,“乡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二者缺一不可。
记者:是不是可以理解,这是本关于乡愁的书?
吴玉林:这个理解也对,但不完全。我们现在只要一谈到关于家乡的文字,便片面地理解为是乡愁的记忆,其实失之偏颇。以前读沈从文、汪曾祺描述家乡的美文,能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后来又看了肖复兴关于北京老胡同、老院子的书,以及李娟笔下的阿勒泰等等,文字中流露出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让人对那些地方有种怦然心动的向往。从这方面说,我不一定能企及。
或许,你可以将这本书视为一个关于岁月的故事集。乡愁是温情的,是心底深埋的那份柔软,但有时也是惆怅的,甚至是无奈的。各种情绪夹杂着,说不清道不明。我在书的题记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童年,不一定都是趣事;少年,不一定都是梦想;青年,不一定都是励志,所谓“岁月五味,冷暖自知”,大抵如此。尤其是我笔下的这30年,是汹涌澎湃的大时代,城乡一体化的过程让我们猝不及防,碰撞、冲突、挣扎,各种情绪爆发在所难免,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令人引发共鸣和深层次的思考。
记者:我在书中读到您生活过的那个叫彭家渡的小村落和叫荷溪的小集镇,在历经600年栉风沐雨后基本上不存在了,村民被动迁,小镇也已被拆得差不多,将重新规划改造。
吴玉林:是的,所以说我现在是个没有老家的人。在上海,快速的城市化进程让我们迎来了新的希望和期盼,但留下了诸多的不舍和遗憾。我很早以前就在城区里买了房,成了“城里厢”人,但毕竟老家还在,每每回老家,走到村头,风是熟悉的味道,野河浜畔的杨柳翠绿欲滴,一股子的亲切连眼睛都装不下,尤其祖坟还在那里,更是一根坚韧的无法扯断的线。如今因为动迁,老宅被拆,便意味着没有了老家,失去的才是最珍贵的,多少欢悦与苦恼,多少梦想和失落,都化为一地碎瓦残砖。每每念及,一阵心悸,随后是犹如失重后的无力感袭来,想要抓住什么,但终究抓不住。
我无法代表别人,但相信许多同我有相同遭遇的人或多或少有这种情绪萦绕着。当然,人也不能太矫情。我在念着丝丝缕缕的乡愁,念着老宅的一草一木,但那些长期生活在此地的乡人们呢?他们何尝不想走出去。得失之间,总是辩证的。不过,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我们又有了新的选择。
携带着特定时期的文化信息
记者:您曾说过,《荷溪镇》是继您的上一部作品《申江记》之后的衍生之作,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吴玉林:《申江记》是2024年8月出版的,首次以文史散记形式,全景式书写上海母亲河的两岸文明和文化意义。我一直讲我从小生活在黄浦江畔,黄浦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地域符号和文化密码,从水史探索史脉,为黄浦江立传是我的荣幸。我以自己的故园为出发点,以自己的成长经历为视角,从一条江解读一座城,在行走中回望历史,对上海的文明脉络和文化基因进行追溯和解读。
《申江记》的引子就叫“家住彭家渡”,写完后意犹未尽。但因为那本书是写黄浦江的,我不可能展开更多话题来讲述我的家乡,于是便默默酝酿着。《申江记》出版后,创作《荷溪镇》的思路也成熟了,于是仅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它写了出来,仿佛是了却了一桩心事,整个人不由得轻松起来。事实上,我不知道除了文字,还能够为这个少年时想逃离、中年后已回不去的地方留下些什么,现在这本书算是我给家乡的交代。
记者:著名作家、上海资深媒体人沈嘉禄为您这本书作序,说您的“文字朴实无华,以细节丰富而取胜,叙事上偏爱策马徐行。可近桃红柳绿,又可仰望苍狗白云”,笔下的人物血肉丰满,神清气爽,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无不烙印下时代的印记,携带特定时期的文化信息。我读这本书后,也有同样的感受,同时也感到您在字里行间执着地体现了对上海历史、对上海人命运以及对自我生命过程的冷静思考。
吴玉林:沈嘉禄老师是我文学界的前辈之师,近年来对上海城市历史颇有研究,他作品丰硕,其中《上海老味道》被公认为以一种惆怅而温暖的笔调构筑了当代人关于乡愁与风物的叙事模式。2023年7月出版了《上海人》一书,着力梳理上海人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于细微处发现上海的精神生活,对我影响很大,也深受启发。所以我的这本书写完后,想请人作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沈老师。虽然他一直生活在市区,对乡下生活不一定很熟,但他做过二三十年的记者,了解上海,了解各式各样的上海人,而且有过深层的研究和思考。
他认为我的文字“充满了上海西南区域特有的烟火气息,在读者眼前展开色彩纷呈、栩栩如生的俗世画卷”。得到前辈的肯定,当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说实话,我从17岁开始文学创作,写过散文随笔、小说、报告文学,至今发表了400多万的文字,但从没想过自己某一天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而且因为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从事企业经营管理,创作时断时续,直到我从事本土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才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也越发感到写作的意义所在。我希望我的文字是自由温暖的,充满人性的美好,能让读者产生共情和共鸣。
方言是打开地域文化的密钥
记者:我觉得这些创作特质在《荷溪镇》这本书中已得到了初步体现。尤其在叙述中以上海本地方言添彩,亦庄亦谐,让人忍俊不禁。2023年2月,您出版了长篇小说《人来人往》,也是以浓郁上海话文本,讲述上海这座城的活色生香,为什么还会坚持这种语言风格?
吴玉林:《人来人往》出版后很多人总不免联想到金宇澄的《繁花》,还有人甚至认为我是在跟风,金老师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大家下意识地认为我们这种“非专业”作家是在模仿。其实我最早用上海方言写作,是在2007年初,那时写了一部名为《夜色无边》的长篇小说,发表在当年《小说月报》长篇专号上,而《繁花》是2013年出版的,所以并不是我跟风。
我只是在努力改变着自己的语言风格。创作当然也要讲究创新,不能墨守成规。我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对地方风俗较为了解,对本地闲话也有过较为深入的研究。作为闵行区政协委员、学习和文史委副主任,多年来一直主持着“发现闵行之美”闵行文史系列丛书项目。在2022年出版了首部闵行简史《本来闵行》,受到业界和读者的好评。我还主编过《本地闲话》一书,在去年,专门向政协提交过《关于加强上海方言规范化书写的建议》。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是劳动人民真实生活的写照,是丰富的、不可再生资源。它是打开地域文化的密钥,是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如今,随着波涛汹涌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席卷世界各个角落,尤其在国内,因长期大力推广普通话的环境使然,加上城镇化的迅猛推进,我们遗憾地发现方言的话语空间越来越小,生存空间越来越局促,甚至失去了方言的地域文化色彩,局部地区方言呈现式微之势已成不争的事实,本地土语的命运岌岌可危。所以无论是之前的小说《夜色无边》《人来人往》还是这本《荷溪镇》,我坚持用上海方言甚至是本地土语写作,并非孤芳自赏,或者说是“跟风”,更非要将其他地域的读者拒之门外,恰恰相反,是希望在开放、交流的大势中保留方言的特色韵味。
记者:的确,尤其是像《荷溪镇》这样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有了方言添彩,我觉得基本不会产生阅读障碍,反而会使文字更有魅力和灵性,找到文学叙述的真谛,有时,“土”到极致,反而是种“雅”。
吴玉林:所以我很希望读者能接受,能认可,能喜欢“上海闲话”,尤其像我们老家的话,而不至于在若干年后让它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无人能在实际生活中使用,那将是十分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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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姚家驹
编辑:崔松鸽
初审:岳顺顺
复审:姚怡莹
终审:刘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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