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宁
旧瓶新酒，其命维新
作者 | 胡安宁
作者单位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 |
拙作《结构流动:基于调整—分解的分析策略》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24年第6期。承蒙编辑部的邀请，让我有幸写下这篇手记，来分享一下文章背后的“来龙去脉”和写作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感想。
一、文章的缘起
这篇文章的主题虽然是关于结构流动，但是写作的缘起却要追溯到其他研究主题。关于社会流动研究，我最初关注的问题是社会流动的效果（这方面的研究先后发表在Methodo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Research Methods for the Behavioral and Social Sciences和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两个期刊上）。为了熟悉相关的理论背景，我阅读了大量发表于上个世纪50~80年代关于社会流动研究的文献。在阅读的过程中，结构流动这个概念不断地映入眼帘，而区分结构流动和交换流动似乎是当时那个时代社会流动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昔日的这种“热度”和今日结构流动研究的“式微”之间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为了理解这种从“热”到“冷”的变化，我又补充阅读了一些兴起于70~90年代基于发生比的“相对流动”研究（一些学者仍然活跃在今天的学术舞台上，如Richard Breen），试图理解何以发生这种研究“范式”的转移（从结构/交换流动转向相对/绝对流动）。至此，我基本了解了结构流动概念的“前世今生”，尤其是在方法层面上测量结构流动的不同方法各自的局限性。
但是，正如克劳泽和斯洛姆琴斯基(Krauze & Slomczynski 1986)所言，方法上的局限并不等同于理论上的局限。尽管结构流动的测量在方法上有各种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结构流动这一理论概念一无是处。实际上，即使是以日常生活经验来判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像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巨大结构转型的社会，很多解释个体生活际遇变化（社会流动）的因素恰恰是结构性的（例如所谓的站在风口上）。这样的话，结构流动至少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仍然具有其现实生命力。那么，所需要解决的，只是在方法上如何克服前人所指出的种种局限。这便是《结构流动:基于调整—分解的分析策略》这样一个方法论论文的缘起和立论的基础：通过综合使用德明-斯蒂芬算法和流动表的三元分解法，来突破既有方法的不足，让方法的应用能够匹配和体现出理论的价值。
可以说，从关注流动效果转到测量结构流动，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过程。其间最为关键的动因，或许就是结构流动作为理论概念的丰富性和作为方法的局限性所造成的这种“错配”。当然，本文可以说得上是一篇比较典型的量化方法论论文，所以这篇手记不太能够补充太多的具有经验质感的案例。考虑到这一点，在文中剩余的部分，笔者想分享一下写作过程所带来的一些感受。当然，和任何手记一样，这些感受也是有感而发，纯粹一家之言。
二、社会学的方法创新
首先想谈的一点感想，是关于社会学量化方法的创新问题。在阅读拙作相关文献的过程中，一个比较强烈的感觉是，与上个世纪60~90年代社会学量化研究领域新方法迭出的状态相比，当下的量化社会学研究似乎在方法创新上落后了。虽然从根本上讲，没有专属于社会学或者专属于经济学的回归模型，但不同学科确实有各自独特的研究问题，而面对这些问题，自然也会形成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手段和分析策略，从而构成特定学科的“独门武器”。这一点对于社会学而言，或许最具有学科特色的方法就是围绕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所形成的一系列分析工具（如流动表分析、unidiff模型等等）。但是，正如统计学家（同时也是社会学家）Adrian E. Raftery在2001年一篇综述文章（Statistics in Sociology, 1950-2000: A Selective Review）中所谈到的，类似的方法创新在社会学领域内却变得日渐稀少。他的文章写于21世纪之初，他认为当时主流的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仍然是那些发明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方法（Raftery所举例证包括回归模型、潜变量模型、结构方程模型、事件史分析等）。而今天，当我们站在2024年年末的时间点上回头看时，情况似乎仍然如此。社会学量化分析手段的革新之慢似乎可见一斑。
当然，方法虽然缺乏革新，但仍可以研究新问题，得出新结论。这样说固然没错，但以旧方法去探究新数据以得出新结论的研究进路却在应对今日的学术研究需求上变得举步维艰。一方面，采用传统的分析方法探究新数据，对于数据信息的开发效率相比新方法而言更低（一个类比是，t检验相比于多元线性回归，其数据开发效率更低）。受制于方法（如模型设定限制等）的研究也更加容易陷入模式化的工匠式研究的窠臼，即找到一个新的数据，套用老的方法，流水线式的得出结论，最后写出文章。结果或者是验证常识，或者是对既有理论的小修小补，缺乏足够的原创性，这也是当下对于量化社会学分析的主要批评点所在。另一方面，与传统的结构化数据不同，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社会学研究者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新型数据形态（文本、图像、视频等）。这些新的数据形态势必要求量化社会学者更新自身的“武器库”，通过方法的创新来开发和利用这些数据。所以，新方法的开发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分析手段问题，也关系到量化社会学实质性的知识探索、创新和积累。
实际上，当我们把视野放大到一般意义上的科学研究之后不难发现，以分析手段创新推进实质研究创新似乎日渐流行（例如，202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给了利用机器学习方法进行蛋白质设计的学者）。很多时候，想法再多再好，也需要相应的分析手段来配合实现。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量化社会学研究者对这句话心有戚戚焉。社会学研究积累了大量有深度的理论洞见和中层理论，而如何将理论洞见和现实相连以达成学术创新，研究方法很多时候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正因为如此，量化社会学研究中，方法的创新应当也必须“迎头赶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拙文的尝试，虽是研究一个旧的主题，但也希望能够革新其内容，装进新酒，以方法论创新将一个老的概念带回到社会学当下的语境中，赋予其新的生命力，也就是所谓的“旧瓶新酒，其命维新”。
三、社会学文献的新与旧
如果说拙作的写作过程让我感觉到量化研究方法需要“求新”，那么回到理论和文献，我的感受却恰恰相反：对于研究当下中国社会而言，不一定要时时刻刻追求新文献，而是要充分挖掘老文献的价值。这种感受仍然来自于阅读上个世纪后半叶发表于国际主流学术期刊的学术成果。这个时期的社会学论文有几个特点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第一，与今天动辄数十页的论文相比，当时的学术论文在形式上更加短小精悍，没有今天论文这么多的背景铺陈，而是直抒胸臆，直接从要解决的问题谈起，提出自己的主张。第二，那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关注的很多问题是社会学学科的基础性问题，而非那些局限于某一国的特定现象。以社会流动研究为例，那个时期内所开发出的各种分析社会流动的方法工具都在学科意义上具有奠基性。第三，回到具体的研究领域，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围绕中国社会转型的社会学议题都可以从当时的研究中获得丰富的启示。例如，杨庆堃先生发表于1963年关注现代化转型下家庭的结构变迁的经典著作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当我们写论文的时候，文献的“时效性”似乎是衡量学术成果品质的一项指标。在这些要求之下，那些“古早”的文献日渐无人问津。当然，这样要求有其价值，可以避免研究人员抱残守缺。但是，如果对于他人成果的引用偏向于“装饰性”或者“象征性”，甚至为了引用而引用。这无疑背离了学术互鉴的初衷。实际上，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成果发表的时间，而是他人学术成果是否具有深入的洞见。这方面，基于我个人有限的经验，反而感觉发表于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大量社会学研究更具启示性。与之相比，今日的社会学知识生产日渐“精细”，但也似乎逐渐缺乏一种给人“惊喜”的能力。或许这个问题并不是社会学这个学科所独有，例如，在2023年Nature上便有一篇经验文章（题为“Papers and Patents are Becoming Less Disruptive Over Time”）发现，即使是在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学术创新也变得日渐缓慢。可见，就研究创新性而言，似乎并不必然“古不如今”。我们可以充分借鉴这些“旧瓶”，然后装入当下社会的“新酒”，来获取新知。
上面拉拉杂杂谈了很多，只是我在撰写论文过程中的一些个体性的感受，不免有所偏颇，还请读者们海涵。最后，我想再次感谢《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匿名审稿人以及众多师友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