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9日，中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的梁思成因病在北京去世。值其忌辰，如去选录其弟子罗哲文的回忆文章一篇，以致追思。
社会上一度传言称，新中国建立后、中共破坏了很多的文物；为了佐证他们的说法，往往还会拿出旨在保护北京古建筑的《梁陈方案》被否定来说事儿。《梁陈方案》，是指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位先生合作完成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
关于这个方案的来龙去脉，梁先生的弟子罗哲文在2010年左右接受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许水涛访谈时，曾详细介绍过。罗哲文，1924年4月17日出生于四川省宜宾市叙州区柳嘉镇（合什镇)人，1940年考入当时唯一的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学术机构“中国营造学社”，师从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从此开始与中国古建筑打交道的生涯。
其间，罗哲文深得梁思成夫妻的关怀。罗哲文原名罗自福，常被人取笑为“罗斯福”，于是梁先生给他改名为“哲文”。在一篇回忆文章中，罗哲文写道：“我至今难忘的是他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的传艺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手把手地教…”
1946年，罗哲文随中国营造学社来到北平，成为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助理。新中国征选国旗、国徽图案时，梁林两位先生发动全系投稿竞选，特别点名罗哲文参加。罗哲文的国旗设计得了第二名，在国徽的设计中、罗哲文也参与了备选方案修改的部分工作。
1950年，罗哲文被调任到文化部文物局任职，成为国家文物局最年轻的古建筑专家。1952年，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提出修复长城，当时的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让罗哲文担起了这个重任。此后，罗哲文以历史文献与现状考察相结合，一生为保护长城等奔走，被誉为“万里长城第一人”。
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物界曾有“三套马车”的说法，就是指他和单士元、郑孝燮三位；同时，他和郑孝燮、朱炳仁还称为“运河三老”。以下是他接受许水涛访谈时的部分内容。
梁思成对于古建筑的爱护，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北京的古建筑。他曾这么介绍过：北京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都，是举世无比的，集中表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城市规划表现了传统的礼制，传统文化中的中轴线讲究左右均衡对称，以故宫为中心，前朝后寝，中轴排列，对称均衡，左祖右社，左边代表祖先，右边代表社稷，社稷指的是国家，这是《周礼》中就确定的宫殿规划的模式，体现了皇家威严和儒家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梁先生除了进行建筑教学、古建保护外，还致力于都市规划工作，他曾构想了一个在北京西郊建设新北京的方案，以便把北京这座世界罕见的古城全部保护下来。可是，城市的发展和文化遗产保护不可避免是会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梁陈方案》被否定，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罗哲文说，当时的行政领导（的否决方案）也不是完全不对，因为城市的发展问题没法回避。如果采纳了他的意见，当然最好；但因为具体情况，当时不可能不拆。为什么？周总理说得很清楚：“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谈到此事，罗哲文说当时有两个因素要考虑：一是美帝作为头号敌人、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都已经打到鸭绿江边了，首都能不能在北京站下去都成了问题；另一个关键的是，当时不可能再建新城、没钱，只能尽可能利用北京的古建筑安排中共中央、政务院、全国政协和各部委办公。
罗哲文说：历史就是如此，就是这么回事。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主席表示在城楼上看到前面烟囱隆隆的就高兴，那就是他认为的现代化，现在就得考虑到污染了。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看不到后来的情况，为什么？历史没到一定阶段。
事实上，大家当时都认识到了古都保护的重要性。在1953年8月20日，北京市政府还召开“首都文物建筑保护问题座谈会”，吴晗副市长主持，中央和北京市文物管理部门的领导、专家，如郑振铎、马衡、朱欣陶、华南圭、朱兆雪、薛子正、叶恭绰、梁思成、林徽因等人都到会了，真的是畅所欲言、百家争鸣。
讨论时，大家都意识到城市要发展，必须先解决交通问题。那时，从阜成门到朝阳门是北京最精华的一条路，也是北京历史风景最美的一条路。它穿过皇城，两边有许多古建筑，如故宫、北海、景山、沙滩等。但景山、故宫之间是封闭的，不能拆，一拆、就不能保护了。
对于那些立在道路中间的牌楼，争论得很厉害。比如帝王庙前面的两个牌楼，是北京最好的木制牌楼，但是已经腐朽了，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随时可能倒了、伤人！梁先生说，为了人的安全要拆的话，派我去拆，我就去。
所以，梁先生的并不是保守、而是想在发展中尽量保护。曾经有人认为中共破坏文物和传统文化，梁先生认为是歪曲。他说他佩服共产党两条：一是保护文物；二是主张居者有其屋；就是要让老百姓都有房子住，建筑要真正地为大众享用。
罗哲文先生还说到文革时期。那个时期，和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梁先生和罗哲文都曾遭受过“不公正待遇”。但梁思成安抚罗哲文说这种情况肯定不会长久，也不是共产党的本意，应该对未来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