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的人是痛苦的，尤其是患了重症的人，非常痛苦，想要终结肉身的生命，但往往受到各方面的阻挠。那么，患者有终结肉身的自主权吗？
从人权方面来看，患者当然有终结肉身的自主权，因为肉身是他自己的，他可以选择怎样处理。就好像人伸胳膊抬腿一样，都受自己的意识控制，不受别人操控一样。肉身是自己的，选择生存还是毁灭，是自己做主的，不需要别人做主。但得病的人似乎精神会出问题，于是家属们要替他做主，还要长久照顾他，即便看着他很痛苦，也不会让他自己接受生命。有患者得了绝症，疼得要死要活，想要自杀，但亲属们不同意，轮流看着他，不让他自寻短见，最终他在疼了几天之后痛苦地死去。这种看护到底是人道的还是非人道的？患者到底能不能拥有终结肉身的自主权？
1975年美国的卡伦·安·昆兰案，就说了这方面的矛盾。21岁的卡伦因醉酒导致脑部长时间缺氧，造成了无法逆转的损害，陷入永远昏迷的状态。在应用各种治疗手段之后，昆兰夫妇明白女儿卡伦不会醒来了，便希望移除呼吸机，让女儿安然离去，获得临终的尊严。他们把想法告诉主治医师罗伯特·莫尔斯，这位医生开始表示同意，后来就反悔了，打电话给昆兰夫妇，表示自己“决定不那么做”，因为这与他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信念相悖。昆兰夫妇将医生告上了法庭，经过诉讼之后，法官宣判，卡伦的父亲使其监护人有权决定卡伦的生死，而莫尔斯医生可以为卡伦移除呼吸机，不会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如果莫尔斯医生坚持自己的信念，昆兰夫妇可以请求更换医生。法庭的判决比较公正，隐含的条件是卡伦有权结束自己的生命。当他不能结束的时候，身体非常痛苦，他的监护人有权决定他的生死。卡伦的父母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当看到他非常痛苦的时候，就要让他安然地离去，获得临终关怀，而不会看着他痛不欲生，最终在痛苦中死去。
中国传统观点认为，“百善孝为先”，儿女要为父母床前尽孝，尤其是父母生病的时候，儿女要为父母排忧解难，长期伺候，而不能逃避。当父母被疾病折磨得痛不欲生的时候，儿女应该在床前，为父母分忧解难，却不能帮助父母离开这个世界，因为那样就是不孝，甚至等同于谋杀。越是这样认为，很多得了重病的父母越是无可奈何，即便他们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会获得儿女的认可，不会获得其他亲友的认可，甚至被认为精神出了问题。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只有精神出了问题的人才会想到自杀，而正常的人都想活下去，哪怕是做牛做马，苟且偷生也要活下去。父母对待孩子也是如此，希望看到孩子健康地成长，一旦孩子遭遇了不可逆的疾病，痛不欲生，父母宁可看着孩子在疼痛中死去，也不会结束他的生命。倘若有父母要结束孩子的生命，就会背负沉重的负罪感，甚至一辈子不会饶恕自己，其实只不过是他们解除了孩子的痛苦，让孩子有尊严地死去。
中国缺乏临终关怀，尤其是得了重病的人临死之前，亲属并不会让他们选择结束肉身的生命，而是会看着他们在疾病的折磨中死去，本身就是不人道的，这也是安乐死之类的药物不能在社会上流行的原因。人们宁可看着亲人得病死去，也不会看着亲人高高兴兴地离开。如此一来，人就失去了对肉身的自主权。尤其是病人，很容易被疾病折磨得神魂颠倒，甚至出现幻觉，也就被亲友们认为精神不正常了，当然不能决定自己的肉身生命。倘若病人想要自杀，那么亲友们将会轮流看着他，不会让他寻了短见。其实，人的肉身靠自己支配，其他人无权支配。倘若肉身被其他人支配，那么这个人将会成为其他人手中的提线木偶，成为肉体和精神上的奴隶，不能获得自由。德国一名76岁的老妇人患有严重心脏病，行动不便，丈夫去世后，他看不到任何活下去的意义，便以书面方式表示想要有尊严地死去。1981年11月，家庭医生维蒂希发现她昏迷在沙发上，手中握有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致我的医生————请不要把我送去医院————解脱。”维蒂希发现这位老妇人服用了过量的吗啡和安眠药。知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她完好无损地救治回来，于是就陪伴在她身边，直到他第二天早上离世。这个事情告到了法院，争论的焦点是医生是否有故意杀人罪或见危不救罪。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维蒂希医生的故意杀人罪不成立，因为这是尊重老妇人自我决定权的体现，进而认为见危不救罪也不成立。理由是如果实施救助，老妇人将遭受不可逆转的严重伤害，这与见危不救罪的立法目的不符。
患者同意结束自己的生命，别人就不能强求，医生也不能完全去抢救他，因为在抢救的过程中会造成更大的伤害，让患者更加痛苦，反而成了害人。当患者可以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就成了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体，远比那些虚伪道德宣扬的要好得多。因为患者拥有终结肉身的自主权，就能够维护生命的尊严，也有权利获得自我解脱。别人对他的生命进行干预，不管是出于道德原因，还是出于人道主义原因，需要征得患者的同意，不然只是一种父权制的体现，是一种强权的体现，而忽略了人性的自主性，也忽略了人性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