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伟大诗人白居易之所以能够在李白杜甫双峰并峙、盛唐时代群星灿烂的局面之后，以其卓绝诗歌艺术崛起于中唐诗坛，成就永垂青史的历史地位，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长篇叙事诗创作方面超越既往，达到空前的艺术高度，开创了中国诗歌艺术的崭新局面。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作为他在诗歌叙事艺术方面的代表作，取得了杰出成就，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对此，从宋代洪迈到现代陈寅恪等古今学者，都曾加以深入探讨，提出许多真知灼见，也难免存在某些认识误区。本文在继承前代学术传统的基础上，贯彻以文学研究为主、多学科综合运用的方法，广泛吸收历史学、法学、艺术学、文献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继承发展陈寅恪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范式意义的“以诗证史”方法，充分发掘史料，以场景还原和身份确认作为重点，进一步阐发《琵琶行》的历史文化内涵，力求实现更多学术创新，开拓诗学研究的新视野、新局面。
一、 洪迈之问与陈寅恪之答
白居易著名长诗《琵琶行》，将风景描写、事件叙述、人物刻画、情感抒发紧密融会起来，达到了炉火纯青、完美无瑕的程度，臻于艺术极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堪称不朽的经典。此诗历来与诗人另一首著名长诗《长恨歌》齐名。会昌六年（846）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曾写诗吊之，其后四句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歌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可见这两首诗在当时流传之广，不仅老幼皆知，而且及于西域以至海外。两相比较，可以看出，《长恨歌》是从第三人称的、外在的、间接的视点，对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进行融入浓郁情感的艺术化的描述；而《琵琶行》则是从第一人称的、内在的、直接的视点，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人物，进行饱蘸深情的艺术化抒发。尽管视点不同，两者同为抒情性极强的长篇叙事诗，在描写之优美、叙述之连贯、刻画之精微、抒发之充沛等方面，可谓异曲同工，其艺术成就和历史影响，也同样实现了圆满统一。
《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816）秋天，这也是诗人贬谪江州的第二年。关于此诗具体内容，诗人在序中作了简要交代：“元和十年，予左迁九江郡司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闻舟中夜弹琵琶者，听其音，铮铮然有京都声。问其人，本长安倡女，尝学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长色衰，委身为贾人妇。遂命酒，使快弹数曲。曲罢悯然，自叙少小时欢乐事，今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凡六百一十六言，命曰《琵琶行》。”可见，这是诗人在湓浦口送客的晚上，与琵琶女偶然相遇并邀其弹奏数曲，有感于“天涯沦落”的共同命运而写成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诗人以第一人称之“予”（或“我”）出现于诗中，也就成为其中人物之一。这与杜甫“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的写法如出一辙，但因为《琵琶行》全诗八十八句、六百一十六言，篇幅更长，内容也更丰富，所以，诗人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出现于诗中，其作用也就不限于对事件的过程，承担一个见证人的角色，并画龙点睛式地发表几句旁白评点，而是更直接参与到作品中去，以作品中人物的身份，抒发自己内心的深切情感和强烈共鸣。这显然是中国诗歌史上叙事艺术的一个重要飞跃。
《琵琶行》既是一首叙事诗，人们理所当然会把它当作实际生活中已经发生的事情来看待，如果更以一定道德尺度予以衡量评价，也不足为怪。实际上，宋代学者洪迈就是这样做的。他在《容斋随笔》中两次谈道：“白乐天《琵琶行》，盖在浔阳江上为商人妇所作。而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岂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邪？……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避也。”“白乐天《琵琶行》一篇，读者但羡其风致，敬其词章，至形于乐府，咏歌之不足，遂以谓真为长安故倡所作。予窃疑之。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中，且谪宦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乐天之意，直欲摅写天涯沦落之恨耳。”人们知道，洪迈《容斋随笔》一书被《四库全书总目》评为：“凡意有所得，即随手札记，辩证考据，颇为精确。”“然其大致，自为精确。南宋说部，终当以此为首焉。”可见其学术价值甚为后世所推崇。全书包括《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计七十四卷，一千二百二十则。据其自述，写作时间逾四十年，作者之殚精竭虑，由此可以想见。其中与白居易相关内容就有四十三条，在全书所涉及各类人物中居于前列，足证作者对白居易其人其诗兴趣之深、关注之切。诚如陈寅恪所云：“惟南宋之洪迈，博学通识之君子也。其人读乐天诗至熟，观其所著《容斋随笔》论白诗诸条，可以为证。”有鉴于此，对洪迈评论《琵琶行》的上述两段文字，确有必要予以特别重视。
综合洪迈所言，他就《琵琶行》所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作品中某些具体情境和细节，从微观上如何理解？二是由此涉及到唐代社会礼俗的某些特征，从宏观上如何认识？这也就是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所言：“容斋之论，有两点可商。一为文字叙述问题，一为唐代风俗问题。”陈氏对此做了精审的商榷和阐发。
首先，针对洪迈把《琵琶行》中诗人与琵琶女相遇的具体情境和细节，理解为“商乃买茶于浮梁，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乐天）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至于极弹丝之乐，中夕方去”，陈氏在细致的文字辨析之后，指出：“盖江州司马移其客之船，以就浮梁茶商外妇之船，而邀此长安故倡从其所乘之船出来，进入江州司马所送客之船中，故能添酒重宴。否则江口茶商外妇之空船中，恐无如此预设之盛宴也。”陈氏所言极是。只要看看《琵琶行》开篇所写：“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忽闻水上琵琶声，主人忘归客不发。寻声暗问弹者谁，琵琶声停欲语迟。移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任何明眼人都会毫不犹豫地认同陈寅恪对诗意解读的正确性，而对洪迈误会诗意所造成的乌龙，只能报以诧异。所以陈氏批评洪迈说：“读此诗而做此解，未免可惊可笑。”推究其失误之原因，或是由于《容斋随笔》毕竟是更多凭借记忆而写成的笔记，无法达到后来乾嘉学派那样严谨程度，也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规范化学术论文。所以，如《四库全书总目》所指出其“少有抵触”“颇为失检”之类情况，也还是不能尽免。对此理应指出，却也不必苛责。其次，针对洪迈把《琵琶行》中诗人与琵琶女相遇的情节，理解为“岂以其长安故倡女，不以为嫌邪？……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避也”、“唐世法网虽于此为宽，然乐天尝居禁中，且谪宦未久，必不肯乘夜入独处妇人船中，相从饮酒……岂不虞商人者它日议其后乎？”这却涉及到唐代社会礼俗的宏观层次，值得更深入的探讨。对此，陈寅恪指出：“夫此诗所叙情事，既不如洪氏之铨解，则洪氏抵触法禁之疑问可以消释……然容斋所论礼法问题，实涉及吾国社会风俗古今不同之大限，故不能不置一言。考吾国社会风习，如关于男女礼法等问题，唐宋两代实有不同。”“此茶商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是知乐天之于此故倡，茶商之于此外妇，皆当日社会舆论所视为无足轻重，不必顾忌者也。”陈氏所言，洞幽烛微，新颖独到，足以令人深长思之。
尽管如此，由于洪迈提出的问题，涉及到唐代艺术、文化、礼俗、法律等诸多方面，而陈寅恪随文释义的笺证，限于篇幅未能全面展开，所以仍有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必要。这里，拟依照陈氏提出的“两点可商”，即“一为文字叙述问题，一为唐代风俗问题”，结合相关历史文献，从场景还原、身份确认等方面，逐层展开探讨。
二、浔阳江头的场景还原
关于《琵琶行》开篇所描写浔阳江头主客送别的情节，亦即陈寅恪所谓“文字叙述”问题，应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叙事要素，予以条分缕析，尽可能逼真还原诗中场景。这在白居易序中和诗中原本已有明确交代，陈寅恪更是言之甚详，似乎足以消解洪迈的所有疑问了。但其中还有些关键词，需进一步细致推敲，才能领略其内涵与背景的丰富性，进而探究诗篇的写作用心和艺术情景、诗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
在此不妨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诗中所写浔阳江头的这次主客送别，“主人”和“客”分别是谁？这次送别酒宴的性质如何？对此，诗人既未点明，千余年来似也无人关注。我的看法是，诗中的“客”，当是一位公务出行、途径江州的官员；而诗中的“主人”，则是包括诗人自己在内的江州地方官员。至于这次酒宴的性质，应属于公务接待性质的官方宴会。何以知其然呢？须知，白居易是在元和十年（815）初冬到任江州的。写作《琵琶行》的元和十一年（816）秋天，实际上是他在江州贬所度过的第一个秋天。在这一年里，据统计，白居易共写作六十四首诗歌。其中，送别之诗为四首。具体如下：
其一，《江楼宴别》云：“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缥缈楚风罗绮薄，铮鏦越调管弦高。寒流带月澄如镜，夕吹和霜利似刀。樽酒未空欢未尽，舞腰歌袖莫辞劳。”这次送别酒宴，是在霜降风寒的初冬时节，诗中虽未交代客人姓名，而从管弦乐队奏乐、歌姬舞伎陪宴的豪华氛围，以及座中出现身穿绿色官袍的官员，可见是一场较高规格的官方接待。按唐代制度，六品、七品官员才能穿绿色官服。这已是中层官员的服色了。
其二，《北楼送客归上都》云：“凭高眺远一凄凄，却下朱阑即解携。京路人归天直北，江楼客散日平西。长津欲度回渡尾，残酒重倾簇马蹄。不独别君须强饮，穷愁自要醉如泥。”这首诗，亦未交代客人姓名，但特别强化了其“京路人归天直北”、即返回京城长安的身份特征，并与诗人自己“江楼客散日平西”的贬谪生涯相对照，可见，写的是一位京官公务出行、返程途经江州之时，诗人与其宴饮送别的事情。
其三，《赠别崔五》云：“朝送南去客，暮迎北来宾。孰云当大路，少遇心所亲。……何如愁独日，忽见平生人。平生已不浅，是日重殷勤。问从何处来，及此江亭春？江天春多阴，夜月隔重云。移樽树间饮，灯照花纷纷。”从中可知，这次设宴送别的时间，是春天里的一个薄云隔月的夜晚；送别的地点，是江边的亭子（“江亭”），应是酒楼的代称；送别的客人，是一位平生相知甚深的老友（“平生人”）。诗题中言其姓氏排行，而未言其官职，对其行程和目的均未预知，不像公务出行，从语气上判断，此人应非官场人物。
其四，《送客之湖南》云：“年年渐见南方物，事事堪伤北客情。山鬼趫跳唯一足，峡猿哀怨过三声。帆开青草湖中去，衣湿黄梅雨里行。别后双鱼难定寄，近来潮不到湓城。”其中未写设宴相送，只是表达了依依惜别之情。至于写作时间，则是阴雨霏霏的黄梅时节，也就是农历六月的初夏时分。诗中未言客人姓名，其身份不详。
综合上述，白居易在江州所送别的客人，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因公出差的各类官员，无论是否熟人和朋友，其宴饮接待都带有官方色彩和公务性质；另一类则属于私人关系，即他自己的朋友或亲戚，因而也只能是自费性质的私人接待。这两种情况是很不相同的。先看后者。如元和十一年，也就是诗人写作《琵琶行》这一年八月，诗人的长兄白幼文率其孤幼弟侄等六七人，从符离前来探望贬谪中的白居易，直至翌年八月才返回符离。这是家族之亲，属于私人来访和接待性质。再如元和十三年（818）春天，白居易的布衣之交张山人，千里迢迢前来探望，给身处贬谪生涯的白居易心中带来极大温暖和慰藉，以致发出“书信朝贤断，知音野老多”的喟叹（《春江闲步赠张山人》）。这是朋友之交，也属于私人来访和接待性质。当然，这类情况应是次数较少的，其接待规格，以白居易贬任江州司马的俸禄收入和仕途处境，亦当简约朴素、不事张扬，即所谓“日有粝食，岁有粗衣”而已。比较而言，当时大多数情况，还是属于官场往来的公务接待性质。《琵琶行》所写浔阳江头的主客送别，即是属于这种公务上的迎来送往，带有明显的官方性质。
且看诗篇开头一段。其中“主人下马客在船”一句，从修辞上来说，是互文见义的手法。其完整意思是：主人和客人一起下了马，一起来到船上。这种修辞手法，在唐代诗歌中是经常运用的。如王昌龄《出塞二首》其一“秦时明月汉时关”一句，意思是，天上是秦汉时就有的明月，地上是秦汉时就有的城关。杜牧《泊秦淮》“烟笼寒水月笼沙”一句，意思是，云雾和月光笼罩着秦淮河里的寒水，也笼罩着河边的沙滩。而《琵琶行》这里所描绘的，显然属于官员送别之情景。再看“举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惨将别”两句，如果是私人朋友或亲戚，举酒同饮，叮嘱珍重，已足以表达相互间的友谊或亲情，原不拘于外在形式。只有官员相送，公务应酬，才需要安排歌姬舞女，乐舞助兴，用一定排场来表达相应礼节和情谊。正如诗人在《江楼宴别》诗中所写：“楼中别曲催离酌，灯下红裙间绿袍。”“樽酒未空欢未尽，舞腰歌袖莫辞劳。”而《琵琶行》中主客送别的酒宴，因为没有管弦丝竹助兴，就让人感到是“惨将别”，说明这场酒宴从规格上，原本是可以享有歌舞为欢、管弦助兴的。既然可以享有管弦之乐，而事实上却成了“醉不成欢惨将别”，其中原因又是什么呢？那是由于这场送别酒宴是摆在船舱之中，而不是江楼之上，场地所限，也就无法载歌载舞、举乐为欢了。
说到“主人下马客在船”的“船”，当然不能不提到“浔阳江头夜送客”的“江”，不能不提到唐代的长江航运，特别是当时的旅客运输情况。由于经济社会的繁荣兴盛，唐代航运业是非常发达的。据史载：“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而由于长江流域、特别是江南地区经济体量的快速增长，即所谓“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长江航运也就成为在全国居于核心地位的漕运和客运渠道。仅就客运情况而言，研究表明：“其客运形式多样，常见的有官船运送、附随商舟、包佣民船、同赁共乘等4种形式。”“官船运送：这种形式只限于朝廷官吏及公干人员的流动。”“附随商舟：这是搭乘便船的一种客运形式。许多巨大的载货商船，往往可以随带亲友或旅客以付资或免费附舟同行。”“包雇民船：这是唐代长江水上客运的一种主要形式，唐宋时称此为‘买舟’。”“同赁共乘：这是个体船户驾舟运送去向相同的旅客到达同一目的地，船户向乘客收取一定数额船钱的客运形式。”至于《琵琶行》中这位“客”所乘之船，根据乘船者的意愿，可以在舱中摆设酒宴，可以调整出发时间，可以邀请外人上船，可见其不是“附随商舟”、“同赁共乘”等情形，至于“包雇民船”，则所费不菲，普通布衣之士并不容易承担。因此，这条船显然属于“官船运送”，亦即官员公务出行时所乘之官船（即“驿船”）。
两年半以后，元和十四年（819）春天，当白居易本人由江州司马量移忠州刺史，沿长江逆流而上，他所乘亦为官船。他在途中所写《江州赴忠州至江陵以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诗云：“昔作咸秦客，常思江海行。今来仍尽室（按，即举家），此去又专城（按，即刺史）。典午（按，即司马）犹为幸，分忧固是荣。箳篂州乘送，艛艓驿船迎。共载皆妻子，同游即弟兄。……水餐红粒稻，野茹紫花菁。瓯泛茶如乳，台粘酒似饧。脍长抽锦缕，藕脆削琼英。”他所乘官船被称为“艛艓”，又称“小艛艓”，可见是专为官员公务出行提供的小型船只。既然是客运船只，当然不必像担任漕运任务的货船那样宏大，但也是带有多间舱房、食宿条件甚佳的楼船，诗人带领全家（连同其胞弟白行简）可以非常舒适地乘船航行。船上提供精心烹饪的餐食，真是米香蔬鲜，鱼肉丰盛，饮酒品茶，一应俱全，闲来还可垂钓烟波，令人达到“卧稳添春睡，行迟带酒酲”的境界。另外，因为是刺史所乘的专船，航行时红旗招展，鼓声震动，如其《入峡次巴东》诗中所写：“两片红旌数声鼓，使君艛艓上巴东”，排场也是很足的。
官员公务出行，无论水路、陆路，沿途各地官员作为东道主，往往根据过往者的官职身份，予以相应规格的公务接待。一方面，这本身即是制度的安排，另一方面，也是增进感情、培养人脉、沟通信息、了解时局的机会。由此产生了许多酬唱赠答之作，其中不乏脍炙人口的名篇。与白居易同时代的韩愈，在永贞元年（805）十月由阳山令量移江陵法曹，乘官船途经岳州（今湖南岳阳）时，当时权领岳州的大理司直窦庠，曾在岳阳楼上设宴接待这位敢于忠谏的鲠直官员，韩愈临别时就留下了著名诗篇《岳阳楼别窦司直》。而白居易此次从江州乘官船沿江逆流而上，途经夏口时，也受到他早年任职翰林院时的同僚旧友、时任鄂州刺史、鄂岳观察使的李程的热情接待。白居易为此先后写下《行次夏口先赠李大夫》、《重赠李大夫》两篇情深意挚的诗作。
只有对唐代官员公务出行的制度、方式、待遇等问题足够了解，才能逼真还原《琵琶行》诗中所描绘的浔阳江头主客送别的场景：明白其中的“客”，并非诗人的亲戚朋友等私人关系，而是公务出行、沿江往还的官员。其所乘之船，也不是私人租赁的客船，而是航行于长江之上、归属各地水驿管辖、专门运送公出官员的官船。同时，与前述材料相比，可以看出《琵琶行》的内容有所不同：其一，浔阳江头、官船舱内的这次酒宴，乃是一场相对简朴的送别酒宴，不像举办于城内各种正式场合的接风酒宴，没有那样豪华热闹，也就无从达到姬女侑酒、乐舞助兴的规格，以致看来有些“不成欢”、“惨将别”的意味。其二，诗中开头、结尾虽然是写主客送别，而由于琵琶女这一人物的出现，使得诗篇主题成了诗人与琵琶女之间的命运参照和情感共鸣，而所送之“客”反而只起到陪衬作用、退居极次要地位了。尽管如此，这既是一场有主有客、性质明确的公务活动，就注定不可能出现洪迈所谓“妇对客奏曲，乐天移船，夜登其舟与饮，了无所忌”的情景。以上场景还原，不仅进一步否定了洪迈的误解，佐证了陈寅恪对诗篇“文字叙述”（亦即情节线索）问题的辨证，也为更全面地理解作品的丰富情感内涵和精湛艺术水平，从历史环境和生活场景方面提供了依据。
三、 琵琶女的身份确认
根据洪迈、陈寅恪之问答，应该加以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即从琵琶女的社会身份所涉及的“唐代风俗问题”。关于其身份问题，《琵琶行》诗中写道：“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可见她本是京城长安的女子，家住兴庆宫南、常乐坊内“虾蟆陵”一带。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中提到了这位琵琶女“名属教坊第一部”的问题。
所谓“教坊”，是唐代官设教习歌舞技艺的处所。起初设于宫禁中，用来教习宫女文化技艺，后来则转变为专授歌舞乐技了。正如任中敏所言：“教坊之始义，泛指教习之所，不限于伎乐一端，后始专指伎乐。”唐代设立教坊甚早，据《旧唐书·太宗纪》载：“戊申，初令天下决死刑必三覆奏，在京诸司五覆奏，其日尚食进蔬食，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就是说，处决死囚之日，内教坊和太常寺不得演奏乐舞。可见早在唐太宗时期，宫禁中即已设立教坊。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载：“武德后，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曰云韶府，以中官为使。开元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京都置左右教坊，掌俳优杂技。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记载了唐高宗武德年间，在宫禁中设立教坊，以“中官”（即太监）为教坊使，隶属于太常寺太乐署，教习宫女歌舞技艺。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则把宫禁中设于蓬莱宫侧、专授宫女乐技的教坊称为“内教坊”，而在京城长安另设左右教坊，教习民间乐伎，也参加宫廷演奏表演，也以“中官”（即太监）为教坊使，但不再隶属于太常寺太乐署。又据唐代崔令钦《教坊记》云：“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盖相因习。”则把左右乐坊各自的位置、职责，说得更清楚了。《琵琶行》诗中所写这位琵琶女，与“五陵年少”多有往来，经常为他们表演并获取“缠头”（即小费），后来还嫁给茶商，显然是位外教坊（即“左右教坊”）乐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云：“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按，即唐玄宗）初，公孙一人而已。”可以推知，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的身份，亦即杜甫诗序所谓“外供奉”，与公孙大娘是完全同类的。
琵琶女以其精湛的弹奏技巧，被列入“教坊第一部”。所谓“第一部”，亦即教坊中的“坐部”。朱金城曾云：“‘第一部’系‘坐部’之代称，亦隐含‘第一流’、‘第一等’之意。”所言甚是。白居易《新乐府·立部伎》序云：“太常（按，即太常寺）选坐部伎，无性识者，退入立部伎；又选立部伎，绝无性识者，退入雅乐部。”诗中写道：“太常部伎有等级，堂上者坐堂下立。堂上坐部笙歌清，堂下立部鼓笛鸣。笙歌一声众侧耳，鼓笛万曲无人听。立部贱，坐部贵，坐部退为立部伎，击鼓吹笙和杂戏。”恰可作为证据。坐部伎因其艺术技艺之精湛，在宫禁中表演时，是靠前坐在“堂上”（即室内）的，与立部伎表演时靠后站在“堂下”（即室外），待遇颇为悬殊。而这位琵琶女，是技艺精湛的“坐部伎”，在为天子演奏时，得享坐在堂上的较高待遇，这是殊为不易的。
应该看到，内外教坊的性质颇有区别。内教坊设于宫禁中，其乐伎是专职为宫廷表演的，生活自有保障；其中色艺俱佳者，有可能被选入宜春院，相应提高其经济待遇；如蒙天子宠幸，则会享受更优渥的待遇。据《教坊记》载：“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常在上前头也。其家犹在教坊，谓之‘内人家’,四季给米。其得幸者，谓之‘十家’，给第宅，赐无异等。”这里所谓“妓女”，即指内教坊的乐伎。她们原本是不能走出宫禁、进入民间社会表演的。
而外教坊的乐伎（即“外供奉”），则与此不同，她们所受管束较少，除了供奉宫廷表演以外，出于生计需求，还在民间社会进行商业表演，后者应是其主要生活来源。据李肇《唐国史补》卷之下载：“李衮善歌，初于江外，而名动京师。崔昭入朝，密载而至。乃邀宾客，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以为盛会。”崔昭是中唐前期人，年代早于白居易，他在京城宴饮，所邀请的“第一部乐”，当即外教坊中技艺精湛的“坐部伎”，也就是《琵琶行》中“名属教坊第一部”的乐伎。否则，如在宴会上将内教坊的“坐部伎”，与“京邑之名倡”混杂一堂，不免有失体统了。任中敏认为：“至中唐，教坊音声先开外雇之业，渐与宫外社会接近。晚唐浸滥，妓女生活更苦，始与后世情形相仿。”本是精审之论，如能进一步指明，“开外雇之业”的，乃是外教坊的乐伎，而不是内教坊的乐伎，那就更全面了。唐代孙棨《北里志·序》云：“近年……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宴，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之资，则倍于常数。”叙写的是晚唐时期的情形。朝廷各部官员举行宴饮聚会，只要出示相关部门的证明文书，即可将教坊“饮妓”带出，陪宴助兴，佐欢侑酒。任中敏认为：“此晚唐教坊情形大异之处。其机构由宫禁之私有，转为朝士所公有；其业由专门乐伎沦为兼充‘饮妓’。其动因与目的则皆在生活困苦，求缠头之赠以资挹注耳。”其实，中唐时期的情形，也不至于相差太远。虽然饮妓和乐伎有所不同，但籍属教坊则是一样的。可以说，外教坊的乐伎“开外雇之业”，参加商业表演，以获取生活来源，至少在中唐以来，已是一种常态了。
综上所述，再来看《琵琶行》中的琵琶女，她作为“开外雇之业”的外教坊乐伎，以其坐部伎身份和精湛的演奏技艺，受到长安士绅、五陵年少的热烈追捧，以至“一曲红绡不知数”，由此可知，愈是商业化表演，其经济收入愈高，是可以肯定的。虽然她之所以受到追捧，不仅由于琵琶弹奏的高超技艺，色相之美也是重要因素，也可能偶有陪酒助兴之举，所以诗中才会出现“血色罗裙翻酒污”的描写，但其教坊乐伎的身份，毕竟与一般青楼女子判然有别，不可混为一谈。任中敏早已指出“近人对于早期之教坊，已不分正变，一概目为北里、青楼”之谬误，这说法是应当重视的。
籍在教坊，即非自由之身。《琵琶行》诗中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实即商人出资为其赎身、而后成其婚嫁。这令人联想起孙棨《北里志》所载妓女福娘自述：“某幸未系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金之费尔。”一个“未系教坊籍”的普通妓女，尚需一二百两银子为其赎身，那么一个“系教坊籍”、能带来滚滚财源（“一曲红绡不知数”）的乐伎，其身价自然更高了。当然，琵琶女并不是在色艺俱佳、风华正茂的年龄出嫁的，而是在“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的情况下，不得已才“老大嫁作商人妇”。人开始走起下坡路，身价会打些折扣，尽管如此，仍需一笔不菲的赎身费用，自是不言而喻。当然，这对一个腰缠万贯的江西茶商来说，不过九牛一毫，也就不值一提了。
那么，根据诗中“老大嫁作商人妇”等叙写，应该怎样理解琵琶女和茶商的关系呢？陈寅恪认为：“此茶商之娶此长安故倡，特不过一寻常之外妇。其关系本在可离可合之间，以今日通行语言之，直‘同居’而已。”这个论断，思路开阔，颇具启发性，但据史实考察，恐难以成立。一般来说，“嫁”字不难理解，就是女子出嫁结婚。《说文解字》云：“嫁，女适人也。”在女方是“嫁”，在男方就是“娶”。古代男婚女嫁，组成家庭关系，无非娶妻、娶妾两种情况。琵琶女自述“老大嫁作商人妇”，就词义而言，“老大”一词，意为很大。结合其生活状况看，她出嫁时至少已三十岁出头，这才称得上“老大”。而茶商既是花费重资替其赎身，决不会娶回一个与自己年纪相当的女子。所以，当时茶商的年纪，也应该四十岁开外了。很难想象，一个到了如此年纪的茶商还未结婚娶妻。如家中已有妻室，按照唐代法律，是绝不可重婚娶妻的。《唐律疏议》卷十三“有妻更娶”条云：“诸有妻更娶者，徒一年，……各离之。”可见，犯此罪者，要判男方一年徒刑，还要判其婚姻无效。以茶商之情形，当然不会无端触犯法网。退一步说，即令茶商属于丧偶再娶，其家族不会允许、本人也不会愿意娶一个背景复杂的乐伎为妻。所以，茶商为琵琶女赎身，显然是娶之为妾。据《唐律疏议》卷十三“以妻为妾”条云：“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疏议：“妻者齐也，秦晋为匹。妾通买卖，等数相悬。婢乃贱流，本非俦类。”明确指出，妻、妾之间是界限严格、等级悬殊的，以妻为妾、以妾为妻，均属违法行为，应受法律惩处。可见，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从生活实际，琵琶女嫁为茶商之妾，都是理所当然的。她既不可能高居为妻，做妾就成为唯一出路了。
另一方面，陈寅恪推测琵琶女与茶商之间关系，是“本在可离可合之间”的“同居”关系，同样难以成立。基于某种金钱关系、而不是基于法律基础的“同居”关系，在唐代社会中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且看白居易《与元九书》所云：“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由是增价。”这个倡妓与节度使高寓霞之间关系，就是典型的建立在明码实价的金钱基础上的“同居”关系，或者说是包养一定时期的“外室”，本质上并未脱离原来的行当，期满后如无后续金钱供给，则可以脱离关系，重操旧业。
唐代孙棨所著反映当时妓女生活的《北里志》中，则留下更多记载。其中“张住住”条，详细叙述了妓女张住住与初恋情人庞佛奴、富家子弟陈小凤之间曲折复杂的三角关系：“张住住者，……少而敏慧，能辨音律。……里之南有陈小凤者，欲权聘住住。……已纳薄币。……他日，住住又曰：‘小凤亦非娶我也，其旨可知也。’……（陈小凤）复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礼纳之。……（庞）佛奴初佣徐邸，邸将甚怜之，为致职名，竟裨邸将，终以礼聘住住。”其中所写陈小凤“欲权聘住住”、“已纳薄币”，显然只是用金钱在一定时期内包养而已，所以张住住才会说“小凤亦非娶我也”，亦即陈寅恪所谓“本在可离可合之间”的“同居”关系；到了后来，陈小凤“复贪住住之明慧，因欲嘉礼纳之”，这才真正动了心思，要行“嘉礼”（即婚礼），娶其为妾，也就是建立法律意义上的家庭关系了。由于张住住拼死抵抗，这个意图未能实现。最后结局是圆满的，庞佛奴凭借贵人相助，提高了社会地位，“终以礼聘住住”。这里所谓“礼聘”，就是法律意义上的婚娶（亦即“嘉礼”），形成了夫妻之间的家庭关系。再如“杨妙儿”条所载：“长妓曰莱儿，字蓬仙，貌不甚扬，齿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莱儿乱离前，有阛阓豪家以金帛聘之，置于他所。”其中所谓“以金帛聘之，置于他所”，同样不过是金钱基础上的包养而已，并无法律意义上的家庭关系。再如“楚儿”条所云：“楚儿字润娘，素为三曲之尤，而辩慧，往往有诗句可称。近以退暮，为万年捕贼官郭鍜所纳，置于他所。润娘在娼中，狂逸特甚，及被拘系，未能悛心。鍜主繁务，又本居有正室，至润娘馆甚稀。每有旧识，过其所居，（润娘）多于窗牖间相呼，或使人询讯，或以巾笺送遗。”这同样是基于金钱基础而包养的“外妇”，故称之“被拘系”。假如楚儿真的已成郭鍜之妾，亦即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成员，则其行为就构成“和奸”（即通奸）之罪，据《唐律》杂律“奸徒一年半”条：“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疏议云：“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妻、妾罪等。”即使楚儿自己胆敢如此妄为，那些“旧识”之人早已避之唯恐不及，又岂敢以身试法、自毁前程呢？
那些沦落北里（即长安平康里）的风尘女子，与“名列教坊第一部”、卖艺求生的琵琶女，其基本身份并不尽同；而那种“本在可离可合之间”的“同居”关系，亦即“外妇”身份，与从京城长安来到偏远江州、千里迢迢“嫁作商人妇”的琵琶女，其实际情况更是大相径庭。有鉴于此，可知琵琶女既不是茶商之正妻，也不是其“外妇”，而是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家庭成员身份的妾。
那么，此时此地的琵琶女，又是如何看待自己这种身份处境呢？从她那“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的伤感自述中，让人感到，她对与茶商的这种结合，似乎心有不甘，表达出恍如隔世的人生况味，带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但要说她有多么不情愿，实际情况恐也未必尽然。这里，不妨以白居易《新乐府•盐商妇》一诗为参照：“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何况江头鱼米贱，红脍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诗中对商人家庭富足奢侈生活的描绘，是细致而真实的。应该说：“举此《盐商妇》，以与《琵琶行》相较，就其出身言，一为出自商业中心扬州之小家女，一为出自政治中心京城长安之倡女。作者之态度亦迥然不同，于盐商妇之前者，则极讽刺之能事，于茶商妇之后者，则尽同情之泪水。然两者皆嫁作商人之妇，物质富足，衣食无虞，究其生活之实质、命运之结局，可谓殊途同归。以普通之物理人情衡之，亦幸事也。”一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乐伎，能够“老大嫁作商人妇”，过上如此富足的生活，尽管只是为妾，从生存状态和人生归宿来说，也算差强人意了。当然，较之昔日在长安生活的青春繁华，两相比较，也就难免惘然若失。而这种命运变迁和心绪落差，正是琵琶女和白居易之间情感共鸣的生活基础。
其时，白居易贬任江州司马。他曾引述《唐六典》云：“（江州司马）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可见，其俸禄收入并不算得菲薄，所以下文才有如此感慨：“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但这个职位，名为协助刺史处理法令政策等事宜，实则不过领俸备员而已，并无多少具体责任。历来担任这一闲职的，亦多为年老体弱、不上不下之人，“莅之者，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贮用，急于兼济者居之，虽一日不乐。”像白居易这样无端遭贬，从天子脚下的京城，来到遥远偏僻的江州，从众望所瞩的翰林学士，成为有职无权的司马闲官，他虽然故作旷达，内心感受必是极为凄楚孤寂的。而白居易这种天壤悬殊的命运变迁，与“漂沦憔悴，转徙于江湖间”的琵琶女，恰好形成惺惺相惜之感，所以，他在诗中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深沉感慨，并在结尾写下“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哀伤语句，也就非常自然了。
结语
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知人论世”是富于鲜明民族特色的诗学观念。孟子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换句话说，学习古典文学作品，必须了解作者的人生阅历和创作心态；而要想了解作者其人，又必须深刻认识其所处社会环境和时代生活。这种历史主义的诗学观念，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科学意义，它形成于中国文化，又丰富了中国文化，两千多年来，在中国诗学传统中始终居于核心地位。无论是广泛研读古典诗歌，还是具体研读白居易《琵琶行》，这都应成为引人深思的诗学指南。而陈寅恪“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恰是将这一古典诗学指南与现代人文精神相融会，从而形成的新的科学范式，即所谓“了解之同情”。可以说，哲学上的“了解之同情”，与诗学上的“以诗证史”，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相通的。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诗学传统，以白居易代表作《琵琶行》为个案，侧重于场景还原和身份确认，而开展的“知人论世”、“以诗证史”，实即以文学研究为主、多学科综合运用的学术实践。期望这种学术实践的意义，不限于具体作品理解认识的深化，而更能对文学研究的水平提升、诗学传统的自觉继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郭杰，广东技术师范大学达之讲座教授
原载《求是学刊》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