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者：（田香凝为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副教授，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沫潇（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杂志”微信公众号
导 读：
“国际学术观点”栏目每月摘编来自国际权威学术期刊的最新观点。本期摘编的6篇文章涉及新闻信任、公共议程、新闻在场、怀旧、新闻回避和青少年自我呈现等多样主题。
1.新闻信任：基于46个国家的纵向分析
在全球范围内，公众对新闻的信任度的变化始终是学者和从业者们关注的议题。2024年11月，《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文使用了2015年至2023年在46个国家收集的数据，探讨了新闻信任度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与人口特征、媒体系统差异和新闻使用模式之间的联系。
从整体的信任度来看，研究发现自2015年以来，全球新闻信任度呈现小幅下降，但不同国家的趋势不同。在一些国家，由于电视新闻使用量的减少和社交媒体新闻量使用的增加，信任度下降更为明显。
而就人群特征而言，年纪较大者、学历较低者、女性以及电视新闻用户，对新闻的信任度较高；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的人信任度较低。
此外，研究还分析了不同国家的媒体系统类型对新闻信任度的影响，在媒体系统为民主社团主义（Democratic Corporatism）的国家，新闻信任度保持稳定，而在极化多元主义（Polarized Pluralism）和混合媒体系统（Hybrid Media Systems）的国家，信任度有所下降。
研究者建议，未来可以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更好地处理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让研究结论更具针对性和概括力。
文献来源：RICHARD F, SIMGE A, SUMITRA B, ET AL. The link between changing news use and trust: longitudinal analysis of 46 countries[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4(11):1-15.
2.竞争、合作、共存：美国公共议程60年的动态演变
作为经典的媒介效果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在过去50年中得到广泛研究。在关于议程设置的各种研究问题中，公共议程间的关系十分有趣，但目前针对该问题的研究还不够充分。公共议程是一个生态系统，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公共议题相互作用、相互竞争，以获得公众关注。
肖和麦库姆斯关于议程设置的经典研究假定议题之间主要是竞争关系。随着政治传播中的竞争日趋激烈，越来越多的人也将公共议题间的竞争性关系作为解释公众对多种议题关注动态的主要甚至唯一范式。发表在2024年第8期《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一篇文章为这一主流观点提供了更多的补充和细节修正。研究采用生态学方法，以1958年至2020年间盖洛普“最重要问题”（Most Important Problem，MIP)民意调查为主要资料来源。MIP调查权威性高、连续性好，最适宜考察美国公众对公共议题的关注。
研究区分了公共议题间的四种关系，分别为“竞争关系”（competitive relationship）、“合作关系”（cooperative relationship）、“内讧关系”（internecine relationship）和“独立关系”（independent relationship）。竞争关系中，议题之间存在输赢博弈，公众对某一议题关注的增加是以公众对另一议题关注的减少为代价的。议题间的合作关系也叫双赢关系，意味着公众对一个议题关注的增加伴随着对另一个议题关注的增加。当公众对这两个议题的关注都下降时，两者的关系被定义为内讧而非合作，因为合作意味着互利。独立关系指公众对一个议题关注的上升或下降，在很大程度上与另一个议题无关。
研究发现，美国公众的公共议题生态系统本质上是竞争性的，竞争与合作的平衡基本保持不变。涉及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公共议题间的互动更有可能是竞争性的，而涉及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议题之间的互动更有可能是合作性的。
文献来源：PENG T, ZHU J J H.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Coexistence: An Ecological Approach to Public Agenda Dyna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8–2020) [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4, 51(8): 952–976.
3.新闻在场：数字时代我们为什么需要小镇新闻机构？
长期以来，小镇新闻媒体一直在地方社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数字化时代，远离案头的报道方式正取代传统的现场报道，记者似乎可以从任何地方进行新闻制作，这让小镇新闻媒体变成了地方的“幽灵”。在2024年11月的《新闻实践》（Journalism Practice）中，有学者通过对澳大利亚五家地方报纸的研究，重申了“新闻在场（News Presence）”对于地方新闻机构的重要意义。
论文基于对新闻从业人员的半结构化访谈，识别出了关乎新闻在场的两个维度：可见性和可感知性。可见性意味着地方新闻记者应当嵌入所在社区的基层网络中，积极参与社区的各项活动，更多地被“看见”，从而赢得当地居民的尊重和忠诚。可感知性则意味着，地方新闻机构要增加对当地居民、社会、历史和文化身份的隐性理解，强化受众对新闻机构的信任和感知价值。
论文强调了在数字化时代，保持地方新闻机构的实体存在，对于其合法性、信誉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并指出数字在场可以补充物理在场，但不能替代它。
文献来源：MCADAM A & HESS K. Re-asserting the Value of Local “News Presence” for Small-town News Outlets in a Digital era.?Journalism Practice[J], 2024(11): 1–16.
4.怀旧：开展气候变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长期以来，阻碍人们参与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气候变化影响的感知时间距离（perceived temporal distance），即人们倾向于认为气候变化的显著影响主要在未来显现，是一种未来威胁。在2024年第8期的《环境传播》（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中，一篇研究提出“怀旧”（nostalgia）具有减少感知时间距离的强大潜力，是开展气候变化传播的有效策略。
“怀旧”被定义为一种具有强烈认知根源的复杂情感，代表了对过去的情感向往。一方面，当个体经历怀旧时，他们被“传送”至过去并形成生动意象（vivid imagery），将个体对过去的记忆和对当下的感知紧密连结。另一方面，怀旧促使人们比较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差别。
研究认为，当人们怀旧时，自然环境是展开回忆的重要场景。增加人们对过去和现在巨大变化的感知可让他们更好地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怀旧减少气候变化的感知时间距离，增加了人们的风险感知和行为意愿。其中，“用心听”和“用心看”的生动意象构成了传递怀旧效应的关键一环。
研究表明，传播者应考虑在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中加入怀旧元素。虽然目前很多公益广告也利用时间先后的对比来展示气候变化的影响，比如绘制地球前后的对比图，但这些内容似乎并没有在个人层面上与受众建立联系。因此想发挥怀旧信息的积极作用，就需特别注意通过怀旧信息唤起与个体相关的、与生动的个人记忆相关的社会情感，帮助人们与世界建立联系。内容选择上，应贴进个体生活（如展现童年玩泥巴、放风筝、抓昆虫、扔雪球等场景）；技术手段上可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人们沉浸式体验过去；体裁形式上，可采用丰富的视听怀旧线索，如复古滤镜和老歌。
文献来源：HUANG J L, YANG J Z, ZHANG S J. 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 Nostalgia Brings Climate Change Temporally Closer[J].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2024, 18(8): 1147-1167.
5.意识形态和政治信任对新闻回避具有特殊影响
近年来，不断蔓延的有意新闻回避（intentional news avoidance）现象引发西方新闻学界和业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讨论热点。在探究新闻回避的诱发因素中，许多研究都提到了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内容的消极性，即许多新闻报道涉及的消极信息会传导负面情绪，让受众感到沮丧，使人们远离新闻；二是信任因素，即人们对媒体的不信任易导致对新闻内容的回避。但目前这些结论缺少充分的实证支撑。鉴于此，发表在2024年第4期《国际舆论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的一篇论文基于对西班牙地区活跃社交媒体用户的问卷调查，着重考察了上述两个因素的作用机制并在此过程中发现了新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虽然感知新闻消极性（perceived news negativity）对有意新闻回避具有显著影响，但这一作用受到意识形态的调节。以西班牙的社交媒体用户为例，具有右翼倾向的人较少会因为消极性新闻内容而放弃新闻消费，相比之下，当偏左翼的社交媒体用户感觉新闻内容过于消极时，更可能刻意回避新闻。研究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右翼容易受恐惧和愤怒等负面情绪驱动，负面新闻更符合右翼的意识形态偏向，基于身份认同的媒体消费也在右翼中更普遍，这可能会抵消一些情绪依赖的影响。
除了常见的媒体信任因素外，研究还发现了政治信任对新闻回避的特殊影响。研究指出，政治上的不信任降低了有意回避新闻的可能。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上的不信任会转变为一种监督态度，一种捍卫知情权的公民责任感。换言之，很多对政治精英不信任的人仍将媒体报道视作进行民主监督、防范权力滥用的工具，他们不会轻易回避新闻。
文献来源：GOYANES M, BENE M. News Surveillance and Democracy: The Effect of News Negativity and Political Trust on Intentional News Avoida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024, 36 (4): 1-11.
6.社会规范对青少年自我呈现的影响
自我呈现是社交媒体的重要功能，很多青少年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来控制他们希望被看到的自我形象。2024年11月的《社交媒体+社会》（Social Media + Society）中，有学者引入了社会规范行为理论，进一步探讨青少年自我呈现和社会规范的关系。
论文指出，社会规范是“经过社会协商并依赖于语境的行为模式”，包括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s）和指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s）两种。描述性规范指的是大多数人的普遍行为，如青少年发现很多朋友在晒自拍、用滤镜、分享生活点滴，他们也会跟随这样的行为；指令性规范指的是大多数人赞成或不赞成的行为，如青少年的朋友群体普遍认为要发布积极内容、避免负面内容，便会构成一种指令性规范。论文基于对德国青少年的深度访谈，发现描述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同时显著地影响着青少年的自我呈现。
论文建议，未来应进一步研究群体身份、平台差异和内容持久性等调节因素如何影响社会规范与自我呈现之间的关系。
文献来源：ZILLICH A F & WUNDERLICH A. The Impact of Social Norms on Adolescents’ Self-Presentation Practices on Social Media[J]. Social Media + Society,?2024(1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