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磊
亚当·斯密在其代表性著作《道德情操论》里明确提出：人并不是完全自利的，会受到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他在《国富论》里也没有特别夸大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作用。然而因为一些历史原因，违背这个思想的“经济人”概念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并在萨缪尔森提出的效用最大化模型的推动下，构建起了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
古典经济学家认识到了人的因素在经济学中的重要性，斯密则是从心理学层面提出了“同感共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第8版）》中预言：“经济学家的圣地是经济生物学”，但是当时的心理学、生物学发展的水平，都无法承担起为经济学提供科学方法的重任。近年来，脑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快速发展，为经济学提供了理论纠偏的机会。近期由格致出版社出版的，小杰拉尔德·A.科里所著的《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一书，就构建了一个神经反馈模型，该模型从生物进化的角度对人的“利己”和“利他”的缘起进行了分析，也为弗农·史密斯和巴特·威尔逊的《人的经济学》提供了生物学依据。这本书不仅展示了非常多的神经生物学研究成果，而且作者也尝试从人类进化和大脑功能出发向我们指出，结合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大融合”，才是经济学前进的正确方向。
作者在书中指出，“自利”和“利他”动机分别对应大脑神经“自动保护回路”和“他人保护回路”，在心理学上它们分别对应“自我”和“同理心”，实现了与心理学与脑神经科学的统一。他认为，两个本质上相互冲突的大脑神经回路之间的冲突，使我们产生了内部的以及人际间的行为紧张。这种行为紧张必须由人类后来进化出的更高级的神经回路（大脑新皮层）来管理。作者表示，人与人的对等互惠行为就是这两个回路互动的结果。我们的个人体验和我们表现出来的社会行为必须保持平衡，才能消除行为紧张带来的不适感。尽管这是一种暂时的平衡，而且并不总能达到这种状态，但我们的大脑神经总是试图努力达成这个目标。作者借助生理学的“内稳态”（体内平衡）概念，提出大脑必须为维持这种体内均衡状态而指挥人的行为。因此，我们的社会行为事实上是生理过程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一系列外在表达。
作者还指出，大脑更高层次的神经回路具有可塑性或学习能力，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可以改变神经回路的基因表达。他基于进化神经科学构建出的对等互惠结构模型，和亚当·斯密的理论是同构的。正如作者所说，这个经济学家不甚了解的观点，其实早已在人类学和社会学中得到了深入研究。
哺乳动物祖先的神经结构，具有自我（自身利益）和同理心（他人利益）的双重动机，才构成了所有社会交换的基础。作者以此演绎了这种神经结构在人际关系、礼物赠送和市场交换中寻找平衡、公平或均衡所起到的作用。他提出，动态平衡的基本平等社会行为是小群体的特征。人类的自我和同理心原本是在小家庭群体中进化的，人类的生存策略是分享与互惠，而不是统治和屈服。所有的这一切以及大脑神经回路，是在进入更大的社会群体之前，就已经被铸造并固定在我们的DNA中的。自我和同理心在面对面的小群体中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资源和权力的普遍公平。灵长类动物学家克里斯多佛·博姆在对平等行为起源的研究中指出，所有已知的狩猎、采集社会都是平等的。他还说，社会进化的最大谜团之一是从平等主义社会到等级社会的转变。
然而，随着社会单位规模的扩大，劳动分工越来越明确，这种自然趋势可能会受到许多方面的障碍。作者分析了大脑神经结构在小型亲缘群体环境中进化的过程，通过“包容性尺度”这个概念，提出需要通过社会化和教育，将这种动力机制扩展到越来越大的社会群体。
对于身处更大规模社会的人类来说，约束着给予和接受关系的张力，可以产生维系社会关系的作用。比如，慷慨的给予可以带来荣誉和声望；而未能回赠一份大致相等的礼物，就会导致地位的丧失——毕竟没有人喜欢被欺骗或被不公平对待。如果人们未能通过预期的对等互惠关系得到满足，可能就会由此产生行为紧张。对等互惠性支撑着我们最原始的和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斯密认为，植根于人类本性的是两种伟大的自然动机：一是追求自身利益、积累财富和改善个人境遇的欲望；二是同理心或同情共感，后者是仁慈和道德的源泉。没有同理心，我们就不知道该提供什么或如何提供来回应他人的要求或需求。自利和同理心在社会规范下表现为自爱，在商业社会中则表现为市场交易。因此该书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市场本身的结构应该是人类进化而来的大脑结构“自我—同理心动力学”的制度化产物，也是与人类伴生的客观存在。（本文作者系萨摩耶云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