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作为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其地位本应举足轻重，然而，历史上却有不少学者对其持批评态度，甚至有人将其称为“最不靠谱的正史”。这一评价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晋书》在编纂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其在后世引发的争议。本文将从《晋书》的编纂背景、内容特点、后世评价等多个方面，探讨其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不靠谱的印象。
《晋书》的编纂始于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成书于贞观二十年（646年），由房玄龄等人主持编纂。这部史书以臧荣绪的《晋书》为蓝本，采集众家史料，集思广益而终成书，共有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是唐初编修的史书中卷帙最多的一部。唐太宗为之撰《宣帝纪》、《武帝纪》以及《陆机、陆云传》、《王羲之传》的论赞，因此此《晋书》被称为“御撰”。作为官修正史的开山之作，《晋书》所反映的史学思想和所采用的史学方法为后继官方史学定下了基调，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然而，《晋书》的编纂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唐太宗出于处理现实政治斗争以寻求身后皇权稳定，与恢复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名教以维护封建统治之需，而下诏重修晋史，这使得《晋书》在编纂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同时，由于编纂时间紧迫，参与编纂的人员众多，分工虽然明确，但缺乏默契的配合，导致《晋书》在内容上出现了不少问题。
首先，《晋书》在文辞上过于追求华丽，可读性较好，但不免有编者艺术加工的成分在里边，反而降低了可信度。刘知几在《史通·论赞篇》中曾批评道：“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这说明《晋书》在编纂过程中，过于注重文辞的修饰，而忽视了史实的真实性，导致其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的真实面貌。
其次，《晋书》在采择史料时，过于注重小说的笔法，而忽视了史书的严谨性。据高淑青在《唐初<晋书>采撷<世说新语>因由初探》中的统计，《晋书》共引用了《世说新语》的内容多达四百余条，这些条目多涉及人物的逸闻趣事、言谈举止，而非重大的历史事件或政治决策。这种做法固然增加了史书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却也使得《晋书》在叙述历史时显得琐碎而不够庄重，降低了其作为正史的权威性和可信度。正如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所言：“《晋书》采《世说》太多，故与正史体例不合。”
再者，《晋书》在列传的设置上，对某些人物的记载过于简略，而对另一些则过于冗长，这种不均衡的处理方式，使得读者难以全面、客观地了解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例如，对于一些在晋朝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其传记往往只有寥寥数语，而对于一些相对次要的人物，则不惜笔墨，详加描绘，这种厚此薄彼的做法，无疑削弱了《晋书》作为历史记录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综上所述，《晋书》虽然在编纂上体现了唐初官方的史学思想和方法，但由于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以及编纂过程中时间紧迫、人员众多等原因，导致其在内容、文辞、史料采择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从而给后人留下了“最不靠谱的正史”之印象。然而，尽管存在诸多争议，但《晋书》毕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晋朝历史的宝贵资料，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