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这一年的10月18号下发了一个通知，里面指出王、张、江、姚这四个人：
“他们有计划，有预谋的，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主席的临终嘱咐，并在9月16号的两报一刊社论中发表连篇累牍的大赐宣扬”
——来源：《问史求信集》.阎长贵/王广宇.合著.
那么，这其中缘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四个人为什么要伪造所谓的临终嘱咐？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这篇文章我们就从阎长贵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正文
阎长贵，他曾经在钓鱼台11号楼当了一年的机要秘书，因此，对于过往的一些事情，他也是有所了解的。
1976年的9月16号，这一天，《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还有《解放军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主席嘱咐我们：按既定方针办……
四个人伪造出这个所谓的临终嘱咐以后，就开始大肆的宣扬起来了。在文化舆论上，作为他们的一个宣传中心。
从9月16号这一天以后，其他很多重要的报刊杂志，也跟着一起宣扬“按既定方针办”。据不完全统计，从9月17号到30号，在这短短的13天时间里面，《光明日报》、《文汇报》、《内部参考》等重要报刊都发表了相关的文章，这些文章的数量加起来大概有个236篇。
除此之外，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以文章、诗歌或者是散文的形式，在悼念主席的时候也被强制要求加上“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他们之所以要大肆的宣扬，其目的也很简单，就是在舆论上进行造势，以便于达成他们自己的目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由来。
当年，华国锋同志在报刊上看到了这些文章以后，还曾特意去询问当时在主席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们，经过询问，连他们都不知道还有这样的遗嘱。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只有他们那几个人知道？
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按照他们的脾气，那肯定会写进最权威的文献里面，而不仅仅只是在“两报一刊”上以社论的形式出现，这显然是不合乎常理的。
虽然“两报一刊”的影响力很大，但是和权威的文献比起来，在权威性上效果是差了很大一截的，而且信服力也是差强人意的。
陈斐章，这个老人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在国家计委办公厅工作，他主要的工作内容就是做会议记录，或者是起草负责人的讲话。
阎长贵晚年在写回忆录，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特意在90年代初去拜访过陈斐章老人。
在和陈斐章老人谈话的过程中，阎长贵这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说，“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的出现，其实和他当年做记录时的失误有关。
那是1976年4月30号的晚上，伟人当时接见完来自新西兰的总理马尔登之后，把随之一同陪见的华国锋同志留下来汇报工作。
等华汇报完工作以后，伟人当即给他写了下面这么三句话：
1：慢慢来，不要着急
2：照过去方针办
3：你办事，我放心
这三句话对华来说是特别的重要，可以说这个是他成为接班人的一个重要依据。
同年的7月到8月，在召开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议上的时候。因为遭到那四个人的捣乱，再加上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唐山大地震，这次座谈会的现场显得就乱哄哄的，声音很嘈杂。
华国锋当时宣读的稿子，正是陈斐章等人起草的。
在讲话的过程中，他脱离了稿子，讲了几句话，内容就是传达主席给他的批示：
“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
正当他要说下一句的时候，被人插话说了一句，还有“你办事我放心”呢？
于是，他就顺着把“你办事我放心”说了一遍。
但是因为会场比较乱哄哄，声音嘈杂，以至于很多人都没有听清楚。
因为华说的这三句话，是不在起草的稿子里面的，是他脱离稿子讲的话。因此，负责现场会议记录的陈斐章只听清楚，“不要着急”，至于后面的什么“方针办”，他没有听清楚。
于是乎，他就为了把意思表达准确，就顺手写下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
会议结束之后，陈斐章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的会议记录和原话对不上号。于是乎，他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了自己的直属领导，一个不知名的技委副主任，让他来核实。
哪知道这个副主任工作不认真，没有经过核实就直接刊发了。
等出事以后，领导就把锅甩给了陈斐章，这让性格直率的陈老忍不了，直接离开了技委。
这个源于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就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大做文章了。
这事也成了陈老心头上的一根刺，哪怕是20多年后，他和阎长贵谈及此事，心中也觉得愧疚。就是他的一个无心之举，被人抓了空子，使得他们有了一个空子，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拿来大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