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为殷民定居费尽心思的古公亶父，到南泥湾大生产中开荒更生的解放军，中国人仿佛总是可以从有限的土地中发展出无限的可能性。
从星星点点的原始聚落，到人口过亿的超级大国，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开拓新的生存空间一直是我们祖先孜孜不倦的追求。从为殷民定居费尽心思的古公亶父，到南泥湾大生产中开荒更生的解放军，中国人仿佛总是可以从有限的土地中发展出无限的可能性。
如今，随着地球的完全开发和环境的超载，我们开始将探索的目光转向新的星球。2024年10月15日，中国科学院、国家航天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联合发布了我国首个国家空间科学规划《国家空间科学中长期发展规划（2024—2050年）》，其中提到将探索太阳系天体和系外行星的宜居性，开展地外生命探寻。乐观者认为，我们终将征服星辰大海，为人类创造新的繁衍之地，人类终将成为多行星生物；悲观者则认为，我们只会在各种尝试后铩羽而归，最终不得不在榨取地球的剩余资源后逐渐消失。未来如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回顾来时路可以发现，在开拓探索生存空间的道路上，我们有成功，也有歧路；有辛酸，也有收获。
01
“荒废-开发”的漫长循环
中国古代社会在治世和乱世间往复交替，展现出明显的规律性。治世升平，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农业和手工业得到发展，土地广泛开垦，农田面积迅速扩大，但也带来森林砍伐和水土流失等环境问题。乱世之际，由于战乱，人口减少，耕地荒废，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社会重归稳定，形成“开垦—恢复—再开垦”的循环。所以，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生存空间的开发一直处于摇摆中缓慢扩展的状态。
自西汉建国起，中国古代土地的开垦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发展时期。伴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应用和牛耕制度的推广，农业生产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农田开垦的范围从中原核心区逐步扩展至更广大的周边区域。西汉时期，政府在边疆地区实施大规模的屯田政策，以支持守边军队的粮食供给和维护边疆的稳定。这一政策不仅带动了农业的扩张，也加速了自然植被的破坏。黄河中游地区的森林资源在这一时期遭到大规模的砍伐，大片林地被转化为耕地，使当地的泥沙沉积问题愈发严重，黄河逐渐由清转浊，“黄河”这一名称在该时期开始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反映了当时水土流失问题的加剧。
然而，到了东汉后期，西北边郡的农业由于内外局势的变化而逐渐难以维系，屯田制度逐渐废止，边疆的农业开垦活动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匈奴、羌胡等游牧民族逐步内迁至中原地区，原来的汉族百姓则逐渐向南方迁移。黄土高原部分地区由农耕区重新变为牧区，游牧经济逐渐取代了农耕经济，使得大片农田重新恢复为草原，生态环境得以一定程度的修复。由于牧业的流动性和低破坏性，北方的天然植被逐渐恢复，黄河流域的泥沙含量在此期间也有所减少，环境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
隋唐时期，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尤其是唐朝在长安建都，农业开发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长安周边地区，人口密集，农田开垦迅速扩大，森林资源被进一步消耗。平原和浅山地区的森林资源几乎消失，甚至深山中的原始森林也开始因砍伐而退化为次生林。唐朝后期，随着藩镇割据势力的崛起，尤其是安史之乱带来的破坏，北方农业生产遭受了严重打击，战争和动荡使得大批耕地荒废，生态环境也因此得以短暂恢复。
北宋时期的恢复性垦殖政策，在中国古代社会“荒废-开垦”的过程中极具代表性。比如北宋政府通过减免赋税来激励垦荒。通过蠲免部分赋税，农民获得了更多的剩余收入，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农民的开垦积极性。正如北宋诗人、散文家王禹偁在端拱二年（989年）所言，“产财用者土地也，辟土地者人民也”，劳动力对土地开发至关重要。正因如此，宋朝政府广泛招募流民参与垦荒，以增加劳动力供应。宋太祖在建隆四年下令，宣布“所在长吏告谕民，有能广植桑枣，开垦荒田者，并只纳旧租，永不通检”，即新开垦土地免于政府检视与征税。这一政策不仅避免了官吏在税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公和腐败，还进一步刺激了民众开垦荒地的热情。
02
人口膨胀带来土地开垦的强烈需求
中国真正的“人口爆炸”发生在明朝中期，因为农业技术进步、粮食作物如玉米和番薯的引进、南方经济发展以及国家鼓励垦荒政策的推动，人口从洪武时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位时期）约6000万人增至明末的1.5亿人左右，尤其集中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这一人口激增给土地资源造成了压力。到了清代，中国进入了“人口爆炸”期，如何开发新的生存空间变得迫在眉睫。
国家运行平稳之后，康熙、雍正两朝都将重点放到农田开垦之上。此时期的开垦政策主要包括鼓励垦殖和禁止垦殖，前者多在内地推行，后者主要用于边疆地区，尤其是东北和内蒙古。康熙时期的垦殖政策着重恢复和扩大农业生产，以多种手段推动垦荒，包括制定奖惩条例、放宽税赋年限、资助垦荒和保障垦民权益。比如在奖惩方面，对未达成垦荒指标的官员给予降职处分，对积极垦荒的百姓给予官职奖励。通过设定考核标准，康熙朝进一步确保了垦荒政策的执行。
康熙时期还通过延迟开始征税的时间来减轻垦民负担，将垦田起科年限从三年延至四年，促进了荒地开垦。康熙帝认识到隐匿田亩的普遍性，但为安抚民心，他允许地方官按地多寡处理隐田案件，不予严查，并鼓励自首，体现了康熙帝的灵活性。康熙帝后期因“国用已足”，更慎于清丈地亩，明确禁止以清查扰民。基于康熙朝的政策经验，雍正帝采取更加宽松的措施以进一步发展农业。他调整起科年限，将水田的征税宽限至六年，旱田宽限至十年，并对隐田问题宽大处理。
雍正时期还在边疆地区推行了“借地养民”政策，为缓解灾民生计问题，允许内地民众进入蒙古地区开垦，并免除田赋。这一政策从康熙时期的默许逐步转变为鼓励，这也表明朝廷无法满足内地日益增长的土地需求。雍正帝还推动垦荒向直省（直属中央的各省）的河湖滩地、西南苗疆等地扩展。在东南沿海和岛屿地区特别是如浙江、山东、广东等地，清政府也采取措施促进垦荒。
到了乾隆时期，皇帝对“各省生齿日繁，地不加广，穷民资生无策”深感忧虑，谕令各省加紧筹划，垦辟未耕之土，“即使地属奇零，亦物产所资，民间多辟尺寸之地，即多收升斗之储”，也可减缓人多地少的紧张关系。但是乾隆深刻认识到，国土之内的耕地已经开发殆尽，有限的国土逐渐难以承担急剧增长的人口。乾隆时期的开垦政策继承并深化了康雍时期的举措，着重解决土地利用效率和民生问题。首先，乾隆实施了大规模的豁免政策，对各直省已垦的河湖海滨及盐碱飞沙田地，免除大量土地税赋；其次，乾隆加强了对新垦田的免科政策，特别对零星土地给予免科，鼓励民众开垦荒地。此外，部分新垦土地实行折征政策，按土地的不同条件进行减税，保障垦民利益；最后，乾隆在新疆地区推广“移民实边”政策，通过屯垦和“以边养边”的策略，推动边疆开发。
总体而言，清代是中国古代生存空间开拓的“冲锋期”，期间的政策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不断向内挖掘，鼓励精耕细作。政府通过奖励垦荒、放宽科征、减轻税赋等措施，调动民众积极性，推动荒地的开垦与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采取对新垦田地免科和折征等政策减轻民众负担，保障农民的生计；二是在边疆地区的开拓与屯垦。特别是乾隆时期，边疆地区的开发成为重点。通过“移民实边”政策，鼓励内地民众迁移至边疆地区，实施屯垦政策以稳固边疆防线。在对内精耕、对外扩展都做到极致的情况下，过度开垦带来的生态问题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03
代价与反思
人口膨胀式增长对土地的需求必然大幅度增加。为了最大限度地解决人地之间的矛盾，保证新增的人口有粮可吃，人们就将原本只在沿海地区种植的玉米和番薯等外来农作物大面积引种到中西部山区。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人均耕地面积迅速下降，我国人均耕地从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4亩下降到道光二年（1822年）的2亩，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在清代中期只有大约780斤，倒退到2000多年前春秋战国时代的水平，几乎只有唐宋时期的一半。
乾嘉年间，全国许多地区都出现了因为粮食供给不足造成粮价上涨的现象，出现了抢米风潮，甚至爆发了农民起义。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增加粮食供给只能依靠扩大耕地面积来实现，而在当时适垦之地已经饱和的情况下，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几乎成了必然的选择。
到了清代中后期，全国都有向山林进军的开荒运动，而且也得到了皇帝的直接肯定。雍正皇帝上谕说：“各省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乾隆七年（1742年）正式谕令“山头地角止宜种树者听垦，免其升科”，即所谓“弛禁”，鼓励向山区开垦，永远免税，这就加剧了对山区森林的滥垦滥伐。
在陕西南部、澧水流域及黄土高原等地，嘉庆四年（1799年）十月的上谕明确鼓励流民开山垦荒，利用山林开发耕地和木材，这一政策不仅加剧了森林的破坏，还导致了大量土地的过度开垦。嘉庆皇帝上谕中提到：“朕意南山内有可耕之地，莫若将山内老林，量加砍伐。”流民在获得土地的同时，也获得了砍伐森林的许可。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人口压力，但却为环境带来了长远的恶果。
此外，清代广泛种植的美洲作物如玉米、番薯等，虽然在缓解粮食紧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带来了极大的环境问题。特别是玉米种植，往往需要彻底清除原有的草皮和其他植被。这种过度开发不仅加剧了水土流失，还导致了许多地区的土地肥力迅速下降。
除了生态灾难外，清代土地的大面积开垦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危害。地主大规模扩张土地导致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为佃农或流民，贫富差距拉大，农民生活困苦。以湖南为例，乾隆十三年（1748年），许多曾有田产的农户变为佃耕户，原有的自耕农经济逐渐瓦解，社会贫困加剧。随着土地兼并和人口激增导致大量无业流民涌向其他地区，进一步加重了社会治理压力。
面对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和社会问题，清政府在垦荒过程中逐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例如政府会通过查禁政策，严格限制私自围垸（在河道或湖泊区域建矮坝，围起一片水域）和改田，防止水道被阻塞。乾隆年间，湖南、湖北等地开始进行围垸清理，对违规者进行严惩。对于已存在的围垸，政府则进行加固修复，以提高水利设施的抗灾能力。清代的这些政策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滥垦带来的水患和土地荒废问题，但其长期效果受限于地方执行力度和自然灾害的反复。
在中国古代拓展生存空间的过程中，开垦政策曾为国家的繁荣与人口的增加提供了支持，创造了一个个生机勃勃的田园。然而，人类的野心在时间的长河中并非不朽，而大自然的力量却总会在不经意间做出回应。无论是山川的崩塌，还是水土的流失，所有的过度利用都在默默诉说着一个真理——凡事皆有后果。因此，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并非简单的“昂首阔步”，而是提醒我们在追求进步时需深思熟虑。开拓生存空间，固然是一种生存的智慧，但更是一种对自然与后代负责任的担当。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如一场细腻而深刻的对话，只有在理解与尊重中，方能找到平衡之道。
作者 | 王敬雅，系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古代史博士，关注清代政治史、宫廷史研究
来源 |《商学院》杂志2024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