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卓英（1896—1961），字尤青，号慈威，国民党陆军上将。1896年3月19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7岁入乡私塾读书，1914年毕业于该县官学，次年入大埔中学。1922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 罗卓英早年参加东征、北伐及中原大战等役，由下级军官累升至国军第11师师长及第18军军长，并积极参与江西剿共。抗日战争时期，率部先后参加了淞沪会战之罗店争夺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长沙会战、仁安羌大捷、平满纳战役等重大战役，历任第十六军团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武汉卫戍总司令兼第5兵团总司令、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长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次长、青年军总监、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大会代表。抗战胜利后，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晋升为陆军上将。1947年8月赴沈阳，任东北行辕副主任（主任陈诚）。1948年2月，随陈诚离职南下，任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协助陈诚经营台湾，改编整训败逃的国民党军队。金门战役初起，罗卓英与胡琏从台北抵达金门，原意以胡琏取代汤恩伯与李良荣，惟正值战事激烈进行，罗卓英以第18军老长官身份于旁督战，但未参与指挥。不久，长官公署撤销，改任台湾政权“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研究院副主任等职。1961年11月6日，因患糖尿病逝于台北。其族人多随之迁往台湾，乡居屏东县。
1922年6月毕业回到家乡，先后在大埔中学任教务主任，在湖山官学任校长，并倡办湖山中学。1923年，罗卓英曾受邹鲁推荐，任潮梅军少校参谋，但旋即辞职。1925年，东征军回师广州，进行大改编，罗卓英才正式参军，并参加了讨伐刘、杨之役。第二次东征时，任第一师炮兵连连长，在惠州攻城战中指挥炮兵准确地摧毁城楼，打开缺口，使持续两天、屡攻不下的惠州城得以迅速攻破，立了战功。随后率部队由河婆入揭阳、黄岗，升炮兵副营长，参加了1926年10月歼灭孙传芳、周荫人部的战役。接着随军由闽、浙入苏。1927年，陈诚升第二十一师师长，罗卓英即归其麾下，任师参谋处长、参谋长。1928年春，陈诚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警卫司令，罗被委任浙江警备师上校团长，但不久即为何应钦裁撤。是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任命陈诚为副师长，罗随之任参谋长。1929年春，陈诚升师长，罗卓英被任命为第三十三旅旅长，旋即升副师长。[1]
中原大战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第十一师经徐州、砀山、杞县进击，与冯玉祥部激战于归德。7月奉令与蔡廷锴部共解曲阜之围，大败阎锡山的军队，并乘胜追击，占领了济南、郑州。陈诚升第十八军军长兼第十四师师长，罗卓英也升任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带兵很注重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训练，并对官兵灌输忠于蒋介石和陈诚的思想。[1]
围剿红军
1931年5月，第十一师与第十四师作为围剿红军的主力，从抚州、南城攻打中央苏区，企图找红军主力决战，却被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弄得在黎川、南丰、广昌、宁都一带疲于奔命，士气低落。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罗卓英秉承陈诚的意旨，乘机吞并杂牌军。罗卓英因“整军经武，屡建殊勋”，提升为第十八军副军长。此后，陈诚升第三路总指挥兼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则代陈诚指挥该军。
1933年2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罗卓英部作为第一纵队出宜黄，拟先攻乐安再犯广昌。由于第十八军下辖师太多，为指挥方便，陈诚请准蒋介石，临时决定成立第五军，升罗为军长，下辖第五十二、五十九师。2月28日至3月1日，第五十二师在行进中被红军围歼，师长李明受伤自杀。第五十九师企图增援，途中又被红军包围全歼，师长陈时骥被生俘。这样，第五军尚未正式成立便全军覆灭。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罗卓英仍回十八军任副军长，代行陈诚的军长职权，有时陈诚的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军部驻在一起，连总指挥的权亦由罗代为执行。
1935年，罗卓英晋衔陆军中将。
1936年，第十八军驻粤汉铁路南段。8月4日，蒋介石颁布平定桂军战斗序列，罗卓英被任为前敌总指挥，率军南下，陈兵西江，迫桂军就范。8月11日，蒋介石到广州设行营，任命罗卓英为行营办公厅厅长兼代参谋长、粤汉铁路警备司令。次年，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1]
抗日战争
淞沪会战
1937年，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当国家民族处于此危难的时刻，罗卓英率领千万健儿与日寇血战沙场，谱写了人生最光荣的一页。
淞沪会战作战图
淞沪会战中，罗卓英的十八军被编入左翼军序列，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带的防守。8月23日凌晨，日军在小川沙、狮子林、炮台湾等地同时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猛烈进犯，其中又以罗店、嘉定方向作为重点，企图切断京沪线，包围上海的国民党野战部队；8月25日，日军又从吴淞镇、蕴藻浜、张华浜开始登陆，重点仍是指向罗店。由于该地濒临长江口，离大场、闸北不远，日舰的炮火可以直接命中陆上的目标，又有制空权，便于海陆空协同作战。日军集中重兵，对这一带猛攻，其中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全部到达上海时，罗店已经失陷。罗卓英即令第十一师将其夺回，其后一个多月里，罗指挥部队与日军反复争夺罗店、浏河一带。白天，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夺取阵地；夜晚，罗部将阵地夺回，战斗非常艰苦和激烈，官兵伤亡惨重。在这次战役中，罗卓英先后升为第十六军团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不久改归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由薛岳代），罗为副司令。9月6日，罗部奉命负责防守金家宅、罗店西南、南北的周宅、曹庄至朝王庙、双龙墩、沈家桥、浏河等地，与日军开展阵地战，大量歼灭日军，从而打破了敌人企图打通长江右岸，包围上海的计划。[1]
彭湖战场
淞沪会战要图
11月5日，日军从设防空虚的曹泾镇、金丝娘桥一带登陆，攻陷松江，上海防线动摇，守军不得不全线撤退。13日，罗部向吴县、福山一线转移。15日，与日军激战于常熟、福山、兴隆桥，击沉日舰四艘。19日，向锡(无锡)、澄(江阴)线撤退。此时正值冬寒，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士气低落。第十九集团军退到江苏、浙江、安徽交界处，开始了游击战时期。
11月19日，罗卓英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协助唐生智守卫南京。日军争夺中华门时，南京城防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亲自指挥反击，将攻入城内的日军全部击毙，暂时稳住了局势。12月12日，日军对南京的攻击达到最高潮。中午前后中华门首先失守，南京城防全线动摇，城防司令唐生智意识到按原计划14日晚撤退已来不及，遂决定提前至当晚撤退。12月12日下午，唐生智召集师以上指挥官开会，宣布了蒋介石11日晚发来的择机撤退的电报，部署撤退计划。月底，南京即告失守，罗重回苏、皖、浙边区，接替薛岳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5]
1938年6月至8月，罗部在彭湖战场上与日军激斗，于流澌桥一带歼灭了大批敌军，并多次挫败日军在湖口一带的登陆企图。9月12日，罗卓英代替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之职。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罗的第十九集团军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指挥，参加南昌会战，罗卓英任战区前敌总司令，负责直接指挥。[1]
南昌会战
1939年3月，日军冈村宁次率四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南昌，3月24日陷吴城镇，并强渡修水，与罗部激战于万家埠、安义一带。27日，奉新、南昌相继沦陷。罗卓英下令各部避开敌锋，逐渐建立起修水以南，赣江以北的抗日根据地，与日军第一○一、一○六师团对峙。4月下旬，罗负责全面部署并指挥本集团、上官云相集团及高荫槐集团的一部，对南昌之日军反攻，试图夺回该市。21日晚，罗统率三军，以分兵合击之势对南昌进击，由于未能切断南浔铁路，使日军得以增援，加之在反攻南昌的关键时刻，遭日军反击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违令畏缩，至误良机，使第一次反攻只得暂停。5月1日再次反攻时，日军借助其空炮火力支援，顽强扼守南昌外围阵地，并进行反击，罗军伤亡十分严重，无力攻坚。5月9日，全线停止反攻。反攻南昌城后，罗卓英集团放弃了对城市的争夺战，改为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游击战。此后罗指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了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扫荡战、1940年夏季配合第五战区的扫荡战，歼灭了大批敌军有生力量。[1]
立功授勋
1940年2月，罗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与薛岳、王陵基、杨森等联名通电讨汪。
日军进攻长沙受挫之后，深感必须首先消灭或赶走赣江、抚河流域一带的国民党野战军，扫清障碍，才能直捣长沙右侧，打通粤汉铁路，便于1941年3月发动了鄱阳湖扫荡战。由日寇三十三、三十四师团、池田混成旅团，及远藤少将指挥的第三飞行团组成的扫荡部队，共出动了四万余人，飞机百余架，坦克四十余辆，分三路合击第十九集团军的指挥中心上高。罗卓英指挥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李觉的第七十九军、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和赶来增援的七十二军李良基师，共六万余人，采取两翼牵制敌军，使其不能形成合围之势，并大胆集中重兵，转移外线，诱敌从中路深入，在上高一带歼灭敌人的战略。是役，敌三十四师团几乎被全歼，该师团步兵指挥官宕永少将因重伤至毙。据当时战报说，日军被毙伤24000余人，被俘72人。罗卓英因此役而获青天白日勋章。[1]
浏阳之战
12月中旬，罗卓英将该集团军司令部由上高迁到浏阳，指挥肖之楚第二十六军、夏楚中第七十九军及郭礼伯第一九四师，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罗将此两军一师布置于浏阳、醴陵、株洲一带，与王陵基集团相配合，对长沙近郊成百里侧击之势。
1942年1月1日，来势汹汹的日军渡过浏阳河，罗、王部静伏不动，待敌进入长沙近郊，即全线出击。罗令二十六军出永安市，杨枫坝向槊梨市，七十九军及一九四师出马经营黄花市亦攻槊梨市，急速进军，与杨森、王陵基集团密切配合，形成对敌包围圈。经过四天血战，挫败日军的攻势。随后，罗卓英任南方追击军总司令，率三军穷追猛赶，追至桃林忠场一带，与日军对峙。与此同时，赣北之敌亦全线出动，进犯高安、修水地区，配合长沙作战，罗卓英在浏阳遥控指挥，粉碎了敌军的牵制计划。[1]
中国远征军
罗卓英在印度
1942年4月2日，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任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归史迪威和英军太平洋战区司令指挥。4月5日，罗与蒋介石乘飞机到达腊戌与史迪威部署平满纳会战，打算将日军引到该线的有利地带歼灭。计划定下后，正准备施行，但英军决定撤往印度，已全部集中西线，原有防地均放弃。罗部接替防务，进行了皮尤河前哨战、同古战斗和斯瓦逐次抵抗战斗，掩护了英军的撤退。4月18日，因东西两路告急，棠吉、瓦城动摇，史、罗只得放弃平满纳会战，退守瓦城，重新计划瓦城会战，准备在瓦城附近与日军一决雌雄。但他们未重视把守通往腊戌的要道东枝等地，而是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日军来攻瓦城。
然而，日军却不采取正面强攻的战略，而是迂回出击，派一部佯攻瓦城，一部袭击东枝。占领东枝后，得悉罗部集兵瓦城，便以机械化部队急攻腊戌。当史、罗获悉腊戌危急时，已赴援不及。28日，腊戌失陷。瓦城处于被包围之中，史、罗这才如梦方醒。30日，急令各部向伊洛瓦底江后撤，急援八莫、密支那，试图先固后方，再图进取。可是一切已为时太晚，日军占腊戌后，继续沿东线急进，5月3日，占领中缅边境重镇畹町，飞兵莫八，全速抢占密支那。5月8日，密支那失守。9日，腾冲亦沦敌手。
至此，十万入缅军的归路被切断。5月1日，史、罗下令放弃瓦城，开始了悲惨的大撤退。全军被迫丢掉车辆辎重，突破日军封锁线，进入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穿越原始森林，一部分于8月初回到滇西。罗卓英的长官司令部及新三十八师则经巴曼克、曼坎、荷马林、泰南进入印度。入缅军十万人损失五万余，其中三分之二死于撤退途中。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将军因重伤得不到治疗，而壮烈牺牲。
转战印度
罗卓英进入印度后，于6月11日率参谋长杨业孔及官兵四十余人到新德里，14日参加联合国庆祝大会，23日返重庆述职。10月，与史迪威和韦维尔等会谈，决定将中国入印的第二十二、新三十八师在加尔各答西北设训练基地，取消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驻印度总指挥部，由史迪威和罗卓英分任正、副指挥。为了保持中国军队的独立性，另设副总指挥部，由罗节制。由于史迪威要求营以上的军官由美国人担任，因而与罗产生了矛盾。蒋介石不同意史迪威的要求，为了解决纠纷，便以撤销副总指挥部，调回罗卓英为条件与史迪威妥协。是年冬，罗卓英离印返渝。
1943年5月，罗出任军令部次长，不久即调军事委员会桂林干训团教育长，“与驻华美军合作，首用轮带式教育法，训练反攻部队”。
战绩彪柄，扬威国际
八年抗战，论作战次数之频繁，战区跨度之大，战绩之辉煌，所有国军将领中，实难有人能超过罗卓英。
1.最惨烈之拉锯战：上海罗店争夺战
1937年“八·一三”凇沪会战，罗店为双方必争之地。第十五集团总司令陈诚率部把守，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明确指示：“只要能够完成任务，即使全军打光打尽，也在所不惜！”
罗卓英军长亲率中央军主力第18军，开拨淞沪会战前线，把守最紧要阵地，抵死抗争，有进无退。其压力及艰辛程度，可想而知。
罗店争夺战自8月23日清晨起，至9月18日止，历时27日。战至酣时，每小时伤亡上千人。日冦为之胆寒，称之为“血肉磨坊”，“一寸山河一寸血”之说即由此得来。据其部下王楚英少将回忆，总指挥罗卓英不避矢石，亲临督战，几为日寇机枪击中，幸被部属及时按倒，始免于难。
其时有人进言：“敌人火力旺盛，不如退守昆山，以避其锋。”罗卓英愤然答曰：“罗店者，乃我家之店也。此正吾人摧敌破阵之地，何惧焉！”(杨力翔《淞沪风云罗店血———罗卓英率部首战日寇》，《罗卓英将军纪闻》上册第43页)
罗卓英指挥坚守东战场长达83天，几与会战全程相始终。直至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始终未能跨越浏河、嘉定之线一步。痛歼倭奴，威震敌国，乃至“扶桑童稚知名姓”。
2 .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之决战：武汉会战
1938年，首都南京已失陷，武汉为临时首都，故日本大本营认为，攻占武汉即可迫使中国屈服。为求速战速决，结束对华作战，本次大会战，日方先后投入兵力多达40余万人，超过在华总兵力三分之一。
而与之相应，中国政府拟定以确保武汉为核心之持久抗战计划，将全国军队划为十大战区，并设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与江防部队，其中尤以第5战区与第9战区为重点，分别由李宗仁与陈诚担任司令长官。中国政府共投入129个师110多万人。双方投入兵力之多，交战时间之长，作战战线之长，战争规模之大，置诸八年抗战历史，可谓空前未有。会战自1938年6月11日始，至10月27日止，历时4个多月。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之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
纵观整个武汉会战，罗卓英每每临危受命，知难而进，力挽狂澜，独支残局。始则马当失守，奉命抵死反攻；继而信阳陷敌，领衔北上阻敌；终则武汉撤退，请缨掩护转移。自始至终，参与其役。其所跨越战区，先由第3战区到第9战区，后到武汉卫戍区，再到第5战区作战；地域则由长江沿岸、大别山麓至鄂湘边界，军职则由第19集团军总司令、武汉卫戍总司令到第5兵团总司令。可谓马不停蹄，人不下鞍，军内“救火队”之誉由此得来。
而最后放弃武汉，也全仗罗率部死守半月，始得从容不迫，全身而退，不至重蹈南京覆辙。如此作为，求诸众多高级将领，实惟一人。然其任务之重，压力之大，处事之智，临敌之勇，远非单一战区，某一战役、某一将领所堪比拟。陈诚谓其“每当艰苦盘错之时，轧攘袂争先，义形于色”，复称其“默运智略，消弭无形”，由此可见一斑。至于其“见事之卓，决策之深，思虑之缜密，临阵之忠勇”，则陈诚“知之尤深”，当时已有公论。
3 .开战以来最精彩之战：上高大捷
1941年，抗战相持阶段，日本大本营妄图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以便解脱主力，抽兵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于是遣重兵扫荡赣北，意图速战速决。中国军队以上高为中心，在赣西北地区，与日军大规模会战，3月15日-4月9日，历时26天，最终制胜，是为上高会战。
上高会战国军以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为总指挥，投入总兵力约9.5万人，实际参战兵力约7万人。日军以11军团司令官园部和一郎为总指挥，进犯总兵力约6.5万人，并配有战车40辆，飞机150架，实际参战兵力4.2万人。
据第19集团军《上高会战详报》记载：会战毙伤日军官兵15729人，日军第34师团参谋长樱井德太郎因战败自杀，第11军团司令官园部和一郎被大本营撤职。国军伤亡20533人，其中阵亡9541人。
时中央通讯社、国民日报、长沙光华日报、江西国民报、大江日报、长沙阵中报、东南日报等各媒体争相报道，将上高大捷与台儿庄大捷媲美。如1941年4月1日《东南日报》报道：这次大捷是“与台儿庄战役前后辉映的第二次大捷”。4月15日《重庆大公报》报道：“此役俘虏之多，为八一三以来所未有”。4月17日《桂林扫荡报》盛赞：通过上高会战，世界人民足以看到，在远东牵制日军的主力是中国军队，从而更“树立了中国成为亚洲反侵略势力中的地位”。
是役以劣胜优，且力保阵地不失，较之台儿庄战役胜敌而失地，尤觉胜果辉煌，李宗仁亦未免折服。军委会总参谋长何应钦电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曰：“捷音远播，举国腾欢，收赣北空前未有之战果，作战国最后胜利之先声。”并在国民参政会上以及面对记者采访时得意断言：上高会战是我军抗战四年来最精彩之作！蒋介石则誉之为“空前胜利”，并称为“胜利之年开胜利之先河”。
胜利之得来，实与总指挥罗卓英及主要将领参谋之果敢决策密不可分。会战至第三天，实为危急关头，其时是守是撤，争议激烈。副参谋长黄华国力主“撤离上高，不予决战”，附和者过半。罗卓英力排众议，坚持决战，曰：“上高以西，无阵地可守！”时某军参谋长来电反对固守上高，罗即予大声呵斥，而战局亦为之扭转。
4 .最具国际影响之战役：仁安羌大捷
国际结盟，共御强敌，罗卓英由最高统帅钦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临时空降异域，以调和内外，折冲樽俎。其间部属连获大捷，扬威国际，可谓史无前例。
1942年4月19日，罗卓英上将命令孙立人师长驰援仁安羌被困英军，以一千兵士，救出七倍于己之盟军，轰动国际。
时罗将军赋诗一首，以婉谢国际记者宣传其事：“救人从井吾何惜，急难鸰原正此时。四海一家须共喻，乾坤大道不为私。”此诗经记者传播，远扬国际，深入人心。
战功显赫，难以比肩
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抗战期间，决定战局走向之重要因素，当属十大战区历任正副司令长官暨四十大集团军历任正副总司令。故欲论名将之贡献，可以十项重要指标，即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大型会战副总指挥、总指挥、单位集团军参与会战次数、殉国将领、授衔上将、青天白日勋章等为依据，对集团军副总司令及授衔上将以上高级将领予以集中考量。
经统计，以上十项指标，共得666人，1283频次。前十名将领分列如下：罗卓英(21频次)、孙连仲(19频次)、薛岳、杨森、唐式遵、李品仙(以上各14频次)、陈诚、王陵基(各13频次)、王缵绪、孙震、汤恩伯(各12频次)。
其中罗卓英以21频次独占鳌头，具体指标如下：战区司令长官1次、副司令长官2次、集团军总司令2次、副总司令1次、会战总指挥1次、副总指挥4次、亲率集团军参与会战次数8次、授衔上将1次、青天白日勋章1次。
若以集团军总司令身份而论，罗卓英于22次大型会战中参战8次，仅次于杨森、唐式遵与王陵基等三名川军总司令(均参战10次)，与孙震、王缵绪及卢汉在全部116任总司令中并列第四。优于孙连仲、李品仙(均7次)、汤恩伯(6次)、陈诚、薛岳、顾祝同、吴奇伟、朱德、王耀武(以上6人均为2次)等无数名将。
若以战区计，罗卓英连续转战于抗日各大战区，全国十大战区，罗卓英曾经征战之处，至少有第1、第3、第5、第7及第9战区，加上南京卫戍区、武汉卫戍区以及滇缅印战区等，可谓跨越国境过半。民国元老于右任称其“行三万里程，打二百回仗”，确非虚誉。
儒将风流，文武全才
罗卓英身经百战，马上英姿早已载入史册。少为人知的，是他文采风流，精擅律绝。戎马倥偬之际，几乎无役不诗。抗战胜利后，他出版有《呼江吸海楼诗集》，收入183题共593首诗，皆创作于1937年7月至1946年11月，涵盖整个抗战时期，时罗卓英在四十二至五十一岁之间。其中多数篇章，如《芦沟曲》、《罗店》、《吊宝山殉城姚营官兵》、《上高会战奏捷四首》、《远征军贺捷诗三首》等，经战地记者转载传播，一时脍炙人口，乃至蜚声国际。[2]
三进南海，维护主权
罗卓英先生，大埔县湖寮岭下村人（出生于百侯宜洋坪），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他在沪东前线、江西上高、长沙会战、保卫武汉、印缅等地英勇杀敌抗日之事已名闻遐迩，他抗战胜利后回粤主政时，三进南海策划收复南海诸岛一事却鲜为人知，这是他主政广东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南沙群岛在郑和下西洋前，为我国统称“七洲洋”之一部，1931年前称团沙群岛。
1933年，法国人对西沙群岛怀有野心，曾照会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声称西沙群岛隶属安南（今越南，当时为法国殖民地），被我国政府严厉驳斥，法人自知理屈，此事自行平息。法人在向我交涉西沙群岛同时，出兵占领我南沙群岛，并向全世界宣布。当时，法国报纸报道：“在安南与菲律宾岛之间，有一群珊瑚岛，浮沙暗礁错杂，航行者视为畏途，未敢轻易接近。但该地也有草木繁多之处，广东一带的中国人，有居于该岛以从事渔业为生者……”
我国政府当时向法方提出严正抗议，并据法人自己的报道：“岛上居民都是从事渔业的中国人”，并非无人居住，依照国际惯例，凡新发现岛屿，其居民属何国人，即可证明其主权属于何国，南沙群岛隶属中国，不容置疑。
1939年春，日军在大举进占江西上高、高安等地，妄图扫除占领长沙障碍的同时，出兵侵占了我国西沙及南沙群岛和台湾，驱逐了原驻岛法军（前被法人占领）。同年四月将南沙群岛改名为新南沙群岛，同时将东沙、西沙一并划归台湾总督管辖，隶属高雄县。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终于使日军臣服，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罗卓英先生因抗战殊功升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罗上任伊始，即受命前往南海诸岛，收归广东省管辖。
罗卓英先生受命后，即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接收南海诸岛事宜。他亲自过问，选派工作人员，拟定接收计划，指定省府三名高级官员负责监督实施。省政府从有关各厅局抽调技术人员数十人，又在海南岛崖县及榆林等地征雇渔民及石工近百人。渔民经常进出诸岛，熟悉航道。石工则在军舰上勒制地名石碑，供上岸后各岛立碑定名使用。
11月5日，接收人员由榆林港乘“太平”、“中业”两舰出发，中途遇大风暴而两次折返榆林。12月9日，再次启航，经过三天三夜艰苦航行，12日晨6时抵达南沙群岛，在当地居民欢呼声中，登陆执行任务，日军自行退出。其主岛原称长岛，改为太平岛，以示我海疆太平之意，在岛上立碑升旗。有关人员留在诸岛上两月有余，分别从事各岛之测量、调查、立碑等，还采集动、植物标本，满载而归。
罗卓英 （号慈威）先生三进南海诸岛，从始至终都十分关注，经常垂询，听取报告，提出意见，果断决策，使之圆满完成，为维护我国领土主权完整，及今后开发南海诸岛作出重大贡献。国民政府中央特指定一岛命名为“南威岛”，以作罗先生接收之纪念。
罗卓英从1945年8月13日起卸下戎装，履新之后，主政南粤，心系南海，不忘初衷。据其《追忆南沙》记载，先后三次巡视海南岛全境（谨按：当年隶属于广东省）。某次，“伫立于已有雏形建设的榆林港（谨按：在三亚市），临风遥望，顿解旧怀，倍加关注。当时以为，大战之后，生息有机，国防经济，相提并举，此其时矣。”果然，翌年9月，国民政府依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之规定，在胜利收复台湾之后，再作重大决策：由国防部、内政部和海军总部担纲，组建舰队南下，收复南海诸岛，并饬令广东省政府予以配合。另传此举亦属针锋相对——虽然侵占南海数岛的日军投降并撤离，但是已经察觉当时管治南越、菲律宾的法、美殖民主义者有妄图争夺岛屿之异动。
罗卓英自称，奉命之后，感到“十分兴奋和重视”。他以“艰险定疆”四字，高度概括此项使命之目的、作用和意义等，意蕴尤为深刻。“艰险”者，是指必须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务必旗开得胜；“定疆”者，即谓仰仗军政同心戮力，确定我国领土主权、领海疆域和海洋权益等。此后，他在三个多月的收复过程之中，运筹帷幄，宵衣旰食，处事果断，事必躬亲。“除召集会议，选派员工，订定接收步骤外，并指定省府高级人员三位，负责进行。”（谨按：即各率省府有关厅局数十名技术人员随舰出发，登岛居留、考察、勘测、查证、采集标本等。）“并在海南岛崖县、榆林等处各征雇渔民及石工数十人同往。石工是在舰上凿石刻碑，预备登陆后竖立纪念；渔民则用为领海向导。”（谨按：皆因他们经常进出诸岛，熟悉水性、航道、风向和汛情等。）“当时广东各界人士，闻此消息，曾掀起一次热潮，对于被担任此项任务的人员，几目其为英雄人物。”（引文见《追忆南沙》）
南海主权既复，舰队凯旋，报道连篇累牍，民众奔走相告，罗卓英也是如释重负，欣喜若狂。他不仅为舰队将士举行庆功宴会，赞颂备至、勖勉有加，而且亲撰收复历程文字，镌刻于象牙质纪念牌，颁发给官兵，人手一枚。省府还成立“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他兼任主委，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论证南海主权，并为深入开发海南岛及西、南沙群岛拟订规划。编委会又在广州举办一场“西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披露极其珍贵的大量图片、实物标本、文献资料等，形象展现南海海域及其诸岛。展期5天，盛况空前，参观者达30万人次。此外，正式出版富有文献价值的《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由他亲笔题写书名。
罗卓英还认为：“吾国为太平洋之大国，为求太平洋之太平，必须共同维护。我们必须稳站此南海三大群岛，方能负起和平之使命。此为义务，亦为责任，更为安定太平洋、保障世界和平之基础。”（引自2012年8月11日《羊城晚报》窦聪先：《南海诸岛物产展览会》）因此，广东省府整理随舰登岛人员获取的翔实资料，专题呈报中央行政院转饬内政部，予以核准和公布；除了将南海各大群岛以及众多岛礁分别命名或更名之外，还特批将南沙群岛的一个岛礁称作“南威岛”，以示褒奖罗卓英（别号慈威）居功至伟。如今该岛已被越南强占，设立南沙第一线军事指挥中心；新的台湾当局则在图谋“租借”太平岛给美、日两国，令人痛心疾首。假若罗卓英泉下有知，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