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儿童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儿童文学在百余年的发展中受到来自不同文化、文明体系的滋养，也建立了自身稳固的精神内核，洋溢着蓬勃的生命力。
持续了两年的“贝壳谈话录”，迎来以此为主题的最后一期。主持人、鲁东大学儿童文学研究院名誉院长方卫平邀请了中外儿童文学传播、交流、研究等领域卓有建树的作家、翻译家、学者，在世界视野的关照下共同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过去、当下与将来。
方卫平：文学比较常常是困难的，尤其是谈论中外儿童文学比较这样的大话题，同时，外国也是一个多元的综合体。不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还是难免会有一种“比较”的好奇。从总体上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与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处于同一水平；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与优秀的世界儿童文学仍有差距。各位怎么看？
曹文轩（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对这样一个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比较方法，可能需要商榷。以一国儿童文学之成就与全世界儿童文学之成就比较，是否公平、恰当？我们能不能单练，一对一进行比较——只与一个一个的国家进行比较？当我们将全世界的优秀儿童文学堆积在一起时，我们显然是单薄而渺小的。我们很少有一对一的比较。我们国家太大，许多比较方法也太大。我这几年一直在讲，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强大磁场，我们的仰望姿态几乎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变。我们已经很难做到像欣赏一个外国作家的作品那样欣赏自己同胞的一部具有同等水平的作品。我曾经发问：如果《哈利·波特》不是一个叫J.K.罗琳的英国作家写的，而是一个叫某某某的云南或贵州的中国女作家写的，会有走遍世界、畅销世界的气象吗？难道没有答案吗？这后面没有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吗？当我们说走向世界时，我们将面临作品质量竞争力的问题，还面临接受者的疑惑、在旧的印象中无法超越根深蒂固的蔑视态度的问题。时间之流还不足以冲刷历史积累起来的刻板印象。我们得学会优雅，站在门口对那些往门里张望的人说一句：请进，这里也有好看的风景。
马爱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儿童文学翻译家）：我同意曹老师的看法。如果我们比较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我们是在用一个国家，去跟整个世界的其余所有国家相比，这首先就会产生一个体量上的不平等。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即便放在世界顶级儿童文学之林也毫不逊色。这是从质的方面，把最好的跟最好的放在一起比较。但从其他角度，比如从数量、传播方式、抵达的有效率、视觉效果、文化多元化和丰富性等维度来考量，不得不说，我们的优秀儿童文学跟欧美发达国家的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一方面是我们国家的儿童文学起步较晚，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教育系统重应试、重实用，导致儿童文学的趣味性不足，选题和市场受限，这也是需要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去弥补和突破的地方。
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执委、原主席，生命树文化促进中心理事长）：对于“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顶级儿童文学处于同一水平”以及“优秀的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顶级儿童文学仍有差距”这两种说法，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比如中国儿童文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艺术表现力也不断创新，等等。另一方面，从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和影响力来看，世界顶级儿童文学作品如《哈利·波特》系列、《小王子》等，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范围极广。而中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在国际上的传播相对有限，虽然也有一些作品被翻译成外文，但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仍有待提高。国际奖项的获得情况也可以反映出一定的差距，总体而言，中国儿童文学在国际奖项上的斩获相对较少。另外，世界顶级儿童文学作品在题材上更加多样化，涵盖了科幻、奇幻、冒险、悬疑、历史等多个领域，能够满足不同儿童的阅读需求。而中国儿童文学在题材的开拓方面相对保守，虽然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品在尝试新题材，但整体上题材的丰富程度还有待提高。对于一些敏感话题的处理，世界顶级儿童文学作品可能更加大胆和深入，能够引导儿童思考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中国儿童文学在这方面可能受到文化传统和教育观念的限制，相对较为谨慎。
谈凤霞（南京师范大学教授，2024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我觉得比较中国儿童文学与外国儿童文学的异同，不能泛泛而论。第一，从地域空间而言，外国儿童文学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很难从总体上来概括中外儿童文学的异同。第二，从时间阶段而言，中国儿童文学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与不同国家的儿童文学有相似或相异之处。因此，中外儿童文学的比较需要落实到具体地区/国家和特定时期来论，否则就会大而无当。在比较两个国家的儿童文学时，要充分注意影响文学的外部因素，尤其是地域和社会文化的异同，也要注意文学内部因素的性质和品质，并且要注意中外儿童文学之间是否存在彼此的交流和影响关系。比如说，中国儿童文学在20世纪30至50年代，其儿童观、儿童文学观以及书写的题材、主题等方面与苏联儿童文学有更多相近之处，而与英美儿童文学有更多差异。21世纪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深受东亚的日本和欧美儿童文学的影响，在观念、故事、形象、精神、审美、风格等方面有不少趋同，同时也因为对“中国式童年书写”这一时代呼唤的响应而具有了鲜明的中国地域与传统文化的特色以及当代社会主流话语的导向。
赵霞（浙江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浙江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首先，“外国儿童文学”本身是在中国儿童文学语境下诞生的一个多维概念，它实际上容纳了高度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其次，中外儿童文学的异同不是绝对的，会随时代的演进发生变化。在充分认识到以上两点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外儿童文学的发展的确存在一些普遍的规律。比如，在很长时间里，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许多地方的儿童文学写作都曾受到教训主义的严格框范和限制，也都用了很大的力气来重新思考、调整儿童文学的教育意图与艺术表达之间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正在出现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品。我以为，这些作品把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水准推向了更为“世界”的水平。但与此同时，在世界顶级儿童文学的视野下，当前中国儿童文学需要努力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在儿童观念层面，我们不少作品都包含关爱儿童的良好意图，但其文本中的许多处理或细节，却恰恰透露出对儿童缺乏尊重的事实。这就导致作品的讲述在某些时刻违背了它的初衷。这类现象，甚至在一些优秀作家的儿童文学写作中也不少见。我以为，这是儿童文学写作难度的证明之一。另外，在语言艺术层面，当前儿童文学写作中存在一种我称之为“不假思索”的语言现象。一些写作者把儿童文学的语言视同日常的随意表达，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怎么想就怎么写，结果导致表达的苍白、冗赘以及缺乏趣味的口语化。可能因为中国童书市场的需求太大了，这样的作品也在持续不断地出版。
其实，上面两种现象在外国儿童文学中同样存在。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家来说，世界顶级儿童文学同样是一个需要不断努力和突破的标杆与方向。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世界顶级儿童文学的集合体，只有被不断地重新探寻、书写的儿童文学的世界艺术。
汪海岚（Helen Wang，英国翻译家，英国皇家钱币学会副会长）：我还是很想更多地了解用中文讲述故事和创造性写作的艺术。2004年，克里斯托弗·布克撰写了《七个基本情节：我们为什么讲故事》，分析了故事及其心理意义。他写这本书写了三十多年。他说的七个基本情节是：战胜怪物、白手起家、探索与追寻、远航与回归、喜剧、悲剧，以及重生。这些也适用于中国的故事讲述吗？
有些英语读者评论说，他们觉得中国的儿童故事不够令人满意，好像他们需要更多令人满意的东西。我记得多年前参加过一次关于夏洛克·福尔摩斯早期中文翻译的讲座，演讲者展示了一张英文和中文标题的幻灯片，其中一个标题被翻译成中文，名为“吞下祖母绿的鹅的故事”。我的直觉反应是，这个标题是“剧透”——如果读者已经知道谜团的答案，那么读这本书有什么意义呢？这次讲座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如果中国读者不必解开这个谜团，那么他们阅读这个故事的乐趣一定在别处。我该如何运用它呢？
方卫平：相对来说，各位都对世界儿童文学的现状及总体趋向比较了解，能否谈谈这方面的观感及其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启示？谈教授今年参与了国际安徒生奖的评审工作，能否先来谈谈？
谈凤霞：好。这次参评2024年的国际安徒生奖，让我有机会读到了来自数十个国家提名的候选人的代表作品以及个人档案卷宗。这些候选人代表了近些年各自国家的儿童文学的优秀水准，总体来看，大家在观念上对儿童文学的性质和意义的认识大致相同，都关心和尊重儿童，自觉以儿童为本位，深入探察儿童的生活和内心世界，直面儿童和人类的生存困境，揭示和批判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表达对理想社会、人生和个性发展的追求。在书写内容上，既有形而下的关注，也有形而上的思索；在创作风格上则因人而异，有些作家本身的创作也体现出多样化，在儿童文学的题材、主题、体裁、风格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创建，积极探索审美表现的新颖和成熟之道。无论是作家还是插画家，国际安徒生奖候选人基本都能秉持博大和勇敢的正义之心，探讨民族、国家和人类历史及现实中的负面问题，比如战争与罪恶、生态环境恶化等；对边缘和弱势群体给予深度关注，对传统意义上认为是儿童文学中的“禁忌”题材（如暴力、性和性别认知等）进行严肃表现，体现了对构建理想社会、创造美好童年和人生、呼吁平等包容和精神自由以及个体健全发展的倡导，并以各自深厚的文化积淀和自觉的美学探索，展现了世界儿童文学多样化发展的无限可能性。
世界顶级儿童文学作品常常具有较高的创新性和挑战性，突破传统的表现内容和叙事框架，尝试新的创作形式和主题。这些作家拥有恰当且宽广的儿童文学观念、丰富的创作经验和成熟的创作技巧，从而使得作品具备更高的艺术成就和跨越国界与时代的影响力。
赵霞：当下世界正处于新的风云际会之时，儿童文学也是如此。就我个人观察，21世纪以来，世界儿童文学潮流正加速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当代儿童文学艺术的不断拓界，其观念的开放、形式的多样、实验的大胆、态度的包容，都是空前的。受益于这些方面的同步拓展，当前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的艺术形态和探索也空前多样化，从低幼到青少年，从先锋到流行，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各自热爱、擅长的儿童文学分支中施展才华，优秀作品不时出现。这些前沿尝试不一定都是成功的，但它们典型地诠释了当代儿童文学应有的艺术气象和精神，也为儿童文学的艺术探索提供了有力的推助。
二是基于儿童文学艺术的上述发展，这一文类正在默默突破儿童读者圈的传统限制，成为一种具有跨越性的文学类别。21世纪初，全球范围内兴起的跨界文学潮流，其主要表现之一，即是一些儿童文学成了成人自主选择、喜欢阅读的文学。成人不是（或不只是）为了陪伴孩子而阅读，更是出于自己对这类作品的欣赏和喜爱，并从这种阅读中获得由衷的愉悦。世界儿童文学正在迎来一个大读者圈的时代，这是对儿童文学艺术的肯定，也给它带来了挑战。
当然，在新的发展趋势下，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和问题。比如，在总体的艺术包容态度之下，如何继续对儿童文学作品做出精准、可靠的艺术评判？随着儿童文学的某些艺术边界在新的写作实验中不断消融，如何重思儿童文学的伦理边界？不论是开放的文学生态，还是越界的读者参与，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都富于启示。
马爱农：过去我们常常谈到儿童文学对孩子品格、人格的塑造和培养，但随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注重培养孩子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文学新形态逐渐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数字化和信息化手段也呼应了这一需求，儿童文学的样貌呈现出更加多元、更重视不同文化之间沟通交互的特点。
中国儿童文学同样置身于这一世界性的潮流之中，生活在信息时代的孩子，毫不夸张地说，其思维方式和头脑神经元反应速度、交互结构等都有了新的变化，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们，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儿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