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不顾国内各界人士的反对，固执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直到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被逼之下，蒋才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停止内战、实行国共合作的原则。1937年8月22日，中共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朱德、彭德怀（正、副总指挥）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10月12日，中共南方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开展敌后武装斗争。
有人认为中共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和日军举行的大会战很少，就否认共军在抗日中的作用。其实，这种看法是非常狭隘、无知的。试想，日本那么个资源有限的弹丸之地，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胃口，想吞并中国呢？
原因在于，他们的计划是“以战养战”。具体说来就是，日军在中国占领一个地方后，就从占领区补充兵力和给养。这样，就可以利用中国的资源，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
中共的敌后斗争，完全打乱了日军的这一计划，使日本人在中国的行动陷入僵局。尤其到抗战后期，日军不仅没能以战养战，而且还要从前线抽回部队、来维持后方的“治安”。
如果没有共军坚持敌后斗争，让日本“以战养战”的计划得逞，让他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源源不断地得以兵力和给养的补充，那么，正面战场上的国军遇到的日军势必越来越强大。如果这样，抗战历史势必就会改写！
1938年10月结束的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此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基本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正如大革命时期，北伐胜利在望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反动派突然发动清党运动、疯狂屠杀共产党一样；在抗战进行到相持阶段、蒋介石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后，又开始对共产党动手了。
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发出“皓电”，对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种种的攻击和诬蔑，并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将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
其时，由于中共坚持敌后斗争，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队伍得以发展壮大。1940年7月，共产党的部队已发展至近40余万人，并拥有约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组织。
江浙一带、原本是之前国民党的统治中心，中共在这个地域的实力壮大、让蒋尤为担心。面对蒋介石方面的反共诬蔑和无理要求，中共一方面据理力争，一方面决定让步，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6日，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的新四军，突遭国民党军队七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部队英勇奋战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出重围外，一部被打散，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在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的建议下，军长叶挺下山去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
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周恩来为《新华日报》题写“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对蒋介石反动派进行了声讨。
同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于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新四军军部，继续坚持抗战。
这次事件以后，共产党人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使蒋介石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此后，蒋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1941年2月，蒋介石公开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
毛主席曾有评价说：“蒋介石从来没有像现在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们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1月17日以前，蒋是进攻的，我是防守的；1月17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