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观园改革,居然改出一堆反贼

——洞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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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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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情况,真的有点奇怪

第五十九回回末,平儿对袭人说:

“这三四日的工夫,一共大小出来了八九件了。你这里是极小的,算不起数儿来,还有大的可气可笑之事。”

第五十六回探春改革,把大观园承包了。

第五十七回宝玉发疯,视角全在贾府上层,算是宕开一笔。

紧接着三回,都是讲大观园内的混乱。

袭人的观感是 “各处大小人儿都作起反来”。

晴雯的评价是“如今乱为王了,什么你也来打,我也来打,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

莺儿更是感同身受,为了几根柳条,居然被一个底层婆子何婆给顶撞了,搞得体面无存,简直荒唐透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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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次的情况,真的有点奇怪。

以往袭人、莺儿这些威风八面的大丫鬟、平儿这样的高级管理者,甚至是上一回硬帮烧纸的藕官出头的宝玉——突然都受到了挑战。

而挑战他们的,恰恰是那帮最不起眼的婆子,宝玉最讨厌的“鱼眼珠”们。

在他们看来,这当然就是做反,就是乱为王。

形势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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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觉醒

其实,这就是探春改革必然会发生的后果。

因为形势变了。

承包制的情境一旦发生,社会结构与意识变迁也就发生了。

事实上,当何婆等承包人被赋予了对特定区域的管理和经营责任后,就具备了类似于一种基于劳动的 “产权” 的转移过程。

何婆对柳叶渚一带的悉心照料,是她 “劳动投入” 的表现,而她对莺儿折柳编篮行为的干涉,则可视为对其 “产权” 的一种本能捍卫。

尽管这种 “产权” 在贾府的体制下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产权,但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个人对特定资源的占有和支配意识的萌芽。

这是走向个人独立的重要基础。

洛克认为,个人产权是构建自由社会的基石,因为产权给予人们安全感和独立性,使其能够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决策。

当何婆等人开始有了这种模糊的 “产权” 意识后,便不再愿意完全屈从于以往的等级秩序,而是试图依据自己对所负责区域的 “权利” 来行事。

这是她自我意识觉醒的初步体现,也是从奴隶性质的人身依附关系,向追求个人独立地位转变的开端。

在贾府长期的等级森严的环境中,下人们习惯了无条件地服从主子的命令,这种习惯成为了一种稳定的行为模式。

然而,承包制的实施打破了这种传统习惯。

何婆在与莺儿的冲突中,她的行为不再是以往那种对大丫鬟们的顺从,而是基于自己对承包事务的新经验和认知。

这种新的行为模式的出现,表明她开始摆脱旧有的习惯束缚,去探索一种基于自身 “权利” 的新的行为方式。

这意味着,她在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利益来行动,而不仅仅是作为贾府等级体系中的一个被动的棋子。

这种意识的转变虽然缓慢且艰难,而且行为笨拙吃相难看,但我们可以看到,习惯与新经验正在冲突与融合,开始推动着个人独立意识的孕育和生长。

任何改革的起初,大半都是为了搞钱,探春改革初衷当然也不例外

但在实施过程中,何婆等这些原本身处底层的人物,看到了通过自身努力能获得的实际利益。

作为个体,她们开始关注自身的幸福和利益实现。

而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利益诉求并积极去争取时,就是权利意识觉醒。

她们不再将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于主子的恩赐或贾府的传统安排,而是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对 “权利” 的维护来改善生活状况,追求个人的幸福。

这是一种具有突破性的观念转变。

这就是我们从小就在政治课所学到的耳熟能详的概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新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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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因此产生

从何婆等人物的行为变化可以看出,大观园承包制引发了从模糊的产权意识到初步人权意识觉醒的过程。

这一过程虽然受到贾府传统体制的重重限制,但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把握到其中蕴含的个体对自由、独立和权利追求的精神内核。

“做反”也罢,“乱为王”也好,都反映了这一个新的维度,人性中对自由和权利的渴望开始自发而顽强地生长,进而让现有的体制和既得利益者感到威胁。

探春绝不会想到,一个简单的承包制,却造成贾府传统上依赖等级秩序的权力结构开始松动。

以及随之而来的,产权意识与权力结构之间的矛盾激化。

何婆对柳叶渚的管理不再仅仅是完成主子的命令,而是体现了劳动者对资源的占有和保护意图。

所以,何婆顶撞莺儿的行为,本质上是对这一产权的维护,是一种真正的权利诉求。

矛盾因此产生。

等级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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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重新分配

贾府的权力结构长期建立在主仆间严格的等级秩序上。无论是高级丫鬟如袭人、莺儿、平儿,还是底层婆子如何婆,均需无条件服从家族中层级更高者的命令。

而承包制的实施,无意中赋予了底层角色部分管理权,这种权力的重新分配,与传统的等级秩序形成了直接冲突。

以往,贾府中的底层人物依赖于主子的恩赐生存,其角色定位是被动和听命的。但随着管理区域成为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何婆等人逐渐形成了“这片地是我的”的意识。

于是,这种产权意识与传统权力结构的矛盾不可避免地凸显出来了:

一方面,贾府的管理者仍然将底层角色视为“工具人”,而另一方面,承包制却在无形中赋予了这些“工具人”以某种主体性。

制度创新与权力意识滞后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张力。

在以权力关系为核心的传统社会中,权力拥有者很自然地将底层劳动者的权利诉求被视为“反贼”。

何婆对柳条编篮的抗议行为,在莺儿等高级管理者看来就是“做反”。

袭人和莺儿的愤怒,既是对权力被削弱的不满,也是对等级秩序被挑战的本能反应。

而作为部分的产权拥有者何婆来说,她却是在维护自己的权利。

两者是完全对立的,却奇特地混合在同一个场景之中。

这种对立,注定了任何触及产权分配的改革都将面临强大的阻力。

探春试图通过承包制提升经济效益,但她忽略了产权意识的萌芽会动摇权力基础,暴露了贾府权力结构的固有弊病:

主仆关系的松动让传统等级秩序面临瓦解;

权力层的反噬又限制了产权意识的真正发展。

产权意识的萌芽与权力结构的冲突,是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张力所在。

这些乱象,既是人性中自由诉求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变革不可忽视的代价。

美好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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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秩序都将被打破

在以阶级叙事的红学年代,宝玉和黛玉的爱情被视为资产阶级萌芽而大加歌颂,这是非常可笑的。一对年轻人的恋爱,能挑战的无非是家族权威,顶天了也只是一些贵族圈里的八卦谈资而已。

而“产权意识”,才是潘多拉盒子中那个最危险的幽灵,才会培养出真正的反贼。

一场小风波以后,何婆和春燕母女有一段对话:

春燕笑道:“妈,你若安分守己,在这屋里长久了,自有许多的好处。我且告诉你句话:宝玉常说,将来这屋里的人,无论家里外头的,一应我们这些人,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呢。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他娘听说,喜的忙问:“这话果真?”春燕道:“谁可扯这谎做什么?”婆子听了,便念佛不绝。

渴望“放出去”,自然说明春燕母女并不羡慕袭人、平儿这种从通房丫头起步,进而成为宝玉和贾琏的妾室的“美好前景”。

她们不憧憬这些,她们更希望获得自由。

这种观念如果普遍出现,以往的一切秩序都将被打破。

大观园怎么能不抄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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