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是对文学创作原则的概括，是对文学作品深层次价值的反思，是对文学作品含义进行系统解释的框架。文学批评作为文学理论的实际应用，应当基于理论归纳出的原则和方法论，对特定的文学作品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作品的成功与不足，并向读者阐明作品所传达的深刻意义，并以此来推进和完善对文学作品的普遍评价标准。
从二者关系来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理应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文学理论为批评实践提供了普遍性、稳定性和规律性的指导，而文学批评则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同时其经验积累又能够反作用于理论，使其更加丰富和完善。然而，当前某些文学批评现象表明，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之间的联系正逐渐减弱。一些研究者过于迷信西方文学理论，他们的研究远离了文学作品，陷入了概念的自我循环和理论的自我发展，似乎忘记了文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服务文学实践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另一些批评家则脱离了理论的约束，文学批评沦为个人情感的宣泄，导致批评变得缺乏系统性和深度。这种理论和实践分离的趋势，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也对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造成了阻碍。因此，分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研究者的紧迫任务。
回溯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古典时代，文学批评往往是由诗人、剧作家、散文家等文学实践者本人来开展的。在创作之外，他们会将自己的创作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创作技巧的或系统、或零散的论述，并以此为基础对其他文学作品进行评价。因此，在这个时期，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阅读之间是紧密相连的。这一时期，文学批评还未走向学院化和职业化。人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有两个基本预设：一是认为作者将自己的情感、意志、意图直接寓于作品文本之中；二是认为阅读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文本中寻找作者的意图。这两个基本假设长期以来被人们所接受和认可。到了19世纪，西方文艺界受到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在评价文学作品时，特别关注对文本作者的研究、对作者意图的揭示与把握，以及作品与现实社会、外在世界的联系。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学在欧洲逐步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一些大学中也开设了专业的文学研究课程。这一转变带来的是职业文学教授和评论家的出现。然而，文学作为新兴学科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首先，文学研究尚未从语文学和语言研究的框架中完全脱离，文学文本的分析往往被限制在文法研究的范围内。其次，与当时人文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古典学相比，通俗文学研究并未受到足够重视。更重要的是，许多人质疑文学研究的学科地位，认为文学阅读活动无非是一种个人趣味，建立一套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的体系并无必要。因此，为了提升文学研究的专业性，文学从业者们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证明文学研究的价值。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将文学理论研究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进行改造，发展出一套可验证、可积累、准确描述研究对象本质与规律的方法体系。通过这种方式，文学批评可以减少主观性，避免仅凭个人感受和观察来评价文学作品，而表现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客观性、普遍性和有效性。
在这种科学主义思潮的推动下，20世纪出现了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不同的文学批评流派。虽然它们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所差异，但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追求文学研究中所谓的“科学性”。在这些林林总总的研究方法下，文学研究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是关注文学文本本身，如形式主义、新批评派和结构主义等，他们将文本从文学活动的整体中剥离出来，独立研究文本在修辞、语义、结构、形式等方面的规律；二是关注人类自身，包括精神分析理论、表现主义、象征主义等，它们希望通过研究人类本身来揭示文学的本质。
为了不断强化“科学性”和“专业性”，当代西方文学理论还频繁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框架来论证自身的合法性。我们熟知的许多西方文学理论，其提出者往往并非专职的文学作家或理论家。例如，德里达、阿尔都塞、德勒兹等是哲学家；布尔迪厄、鲍德里亚等是社会学家。还有许多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者和精神分析师也纷纷登场，在文学研究领域发表意见。当他们谈论文学时，他们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本身的探讨。文学文本变成了他们验证自己理论正确性的工具，失去了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立性。乔纳森·卡勒在《文学理论入门》中描述了这种20世纪的“奇异”现象：“我们被告知，‘理论’已经根本改变了文学研究的本质。然而，这里所说的‘理论’并非指文学理论，也不是对文学本质和文学分析方法的系统阐释。例如，当人们抱怨文学研究的理论过多时，他们并不是指关于文学本质的深入思考和评论过多，也不是指对文学语言的独特性的争论过多…… 实际上，他们指的是非文学性的讨论过多，关于综合性问题的争论过多（这些问题与文学几乎无关），以及需要阅读大量难以理解的心理分析、政治和哲学著作。理论不过是众多名称（大多数是外国名称）的集合……”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尽管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在拓宽文学批评视野、增强文学研究潜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幸的是，这些理论流派最终走向了偏颇和极端。这首先体现在将文学活动中的一个方面夸大为文学的全部本质。那些专注于文本的理论家忽视了文本生成的社会历史背景，仅仅聚焦于语言和形式，错误地认为这样做才能确保“科学性”，仿佛文本是独立存在的、自给自足的实体。而那些关注人的理论家，实际上研究的要么是脱离具体社会关系的抽象人物，要么是被欲望和本能完全支配的人。这些理论家或是追求“超验”，或是依赖“直觉”，或是诉诸于“欲望”，唯独忽视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将人的研究引向了歧途。这两条路径的共同点是都将作者、作者的意图以及文学作品的历史社会背景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罗兰·巴特宣称“作者死了”，将作者从文学中驱逐出去，导致了“文本”的孤立存在，使文学失去了其独特性和完整性。缺乏对作者、创作过程以及文学审美活动的关注，过分追求“科学性”，反而会使文学研究变得越来越不科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脱节还表现在理论研究脱离了大众，成为一种精英的游戏。西方文论一直存在精英主义倾向，抬高了文学研究的技术门槛，将大量普通读者排除在外。文学批评家应该通过专业的、令人信服的阐释，引领更多大众参与文学阅读和欣赏。如果忘记文学是来自于大众、成长于并兴盛于大众，理论研究最终只会是空谈，文学批评也将成为小圈子的自娱自乐，失去其活力。
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对西方文学理论过分崇拜、盲目追捧，将解读西方文论当作自己的唯一学术追求，却忽视了文学理论应基于创作和审美实践这一重要前提，由此导致理论研究成为一种学术自我展示的工具，并反映为在实际文学批评实践中的无力。这种无力的根源，在于西方文论脱离了文学创作的实际过程，将孤立文本或抽象人作为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是对文学研究方向的误判。因此，文学批评应该回归到文学创作和审美实践中，重新建立起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良性循环。我们需要理性地看待西方文论，既要认识到其借鉴价值，也要看到其局限性。将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文学批评的实践与作家创作、文学阅读实践相结合，使文学与大众、与现实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才能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分离的现状，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实践和文学经验。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与阐释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