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部以画入局的古装悬疑剧《清明上河图密码》你看了吗？这部剧改编自冶文彪的同名悬疑小说，制作精良、考据严谨，扎根于真实历史，情节环环相扣，令人欲罢不能，是独具特色的东方风雅悬疑故事。
剧中频繁出现的一些关键词汇——如“清明上河图”“开封府”“大理寺”以及“贴书吏”，这些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于宋代社会中的。《清明上河图》作为一幅描绘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繁华景象的艺术珍品，不仅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更是研究宋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开封府”则是当时全国最高的地方行政机构之一，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大理寺”作为古代司法体系中的核心部门，承担着审理重大案件的责任；至于“贴书吏”，则是指在官方文书中负责抄写工作的人员，虽是小人物但却对信息传递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宋代，不妨翻阅由多位专家学者精心编撰而成的“知宋”丛书。“知宋”丛书总主编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包伟民，丛书以两宋为中心，选编共列出了政治制度、君主、法律、科举、军事、城市与乡村、货币、交通、科技、儒学、文学、书画艺术、建筑等专题，每题一册，试图尽可能涵盖目前史学研究中关于两宋历史的核心议题。通过阅读丛书，你将能够揭开关于宋代的神秘面纱，从多个角度认识那个遥远而又辉煌的时代。
摘编自《宋代之书画艺术》
《宋代之司法》
图 | 源自网络，侵删
《清明上河图密码》开篇第一奇案梅船案，就发生在《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处，《清明上河图》有多厉害？
宋代艺术的画卷，当然不限于绘画，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对此有最生动的说明，此图中有书法、建筑、工艺等各种艺术活动，550多名来自社会各阶层的百姓，在都城汴梁，为后人展示一个经济、文化和艺术高度繁荣的现实场景。试想，这是在今天我们用手机摄影录像之前九百余年所留下的视觉造像，本身就足以令人神往。如果说宋人郑樵“以图证史”的观念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个创见的话，那么，《清明上河图》研究在全球艺术史学中所形成的专门学问，已经超越了艺术史本身，使视觉图像进入历史，成为《知宋》丛书中最为耀眼夺目的一颗明珠。比较一下表现征服者威廉1066年夺取英格兰的巨幅刺绣挂毯，其造像的水准，正好可以表明艺术对于知宋，意义是多么不同凡响！
《清明上河图》画本幅长528.7厘米，高度只有24.8厘米，但很多人以为它是高头大卷，因为画中完美地容纳了一座大都市（通常认为是北宋东京）内外的城乡景观，格局宏大，气势开张。它的绘画技法写实而不刻板，精准而不琐碎，被视为具象的宋代都市日常生活百科全书。画中建筑细节具有强烈的写实性，这也是宋画广为后人称道的一个特点。
例如虹桥一段反映出的桥梁结构颇为精准，现代桥梁专家如唐寰澄称之为“贯木拱桥”，推算出其净跨长20米左右，并曾在汉阳和开封复建这座虹桥；城门楼是一座典型的宋代官式建筑，可与北宋晚期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相参照；还有许多细节，如门外土仪、正店、脚店、太平车、算命铺、彩楼欢门、孙羊店等，都可以在南宋初年（1147）成书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找到相应记载，这一书一图历来被称为记录北宋晚期东京盛况的双璧，今人对东京城的复原，也多以《清明上河图》为具象依据。
《清明上河图》局部 北宋 张择端
但《清明上河图》也是一件存在不解之谜的作品，曾经的讨论焦点包括但不限于：它所表现的时间和地点为何？它是在北宋晚期所画，还是南宋初年的忆旧之作？如果是在北宋所画，那是在灭亡前的宋徽宗时代，还是更早（例如宋神宗时代）？它是单纯的摹写市容，还是寄寓政治立场？目前较为公认的观点是它所画的是清明前后时节、北宋徽宗时代的东京市井盛况，但近年关于画中河流是否汴河，又出现了新的争议。
大理寺、开封府为何都能断案，两者的职能有何区别呢？
宋代京师，为皇族、达官贵人居住地，同时又是全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狱讼之间，尤为繁剧”。治狱机构有开封府院（南宋为临安府院）、左右军巡院、御史台狱、大理寺狱、三司及各寺、监刑狱，共二十余所。北宋初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京师案件，通常由开封府和各寺、监的刑狱机构审判。审判后的案件，无论大小须报大理寺审核，再送刑部覆审。
淳化二年（991）二月，太宗诏“大理寺杖罪以下，并须经刑部详覆”。当时大理寺不治狱（元丰元年始设刑狱机构），负责裁决地方呈报死刑疑案。于此可知京城的案件，开封府等审理后，还得送大理寺审核。
大中祥符二年（1009）设置纠察在京刑狱司，规定“御史台、开封府应在京刑禁之处，并仰纠察。其逐处断遣徒已上罪人，旋具供报”。然御史台为皇帝耳目，其判决的案件送纠察司审查，不合体统，至天圣八年（1030）规定免于供报审差。熙宁三年（1070）以京朝官任开封府新旧城左右厢官，“凡斗讼，杖六十已下情轻者得专决”。这与北宋初相比，审判权限已有所变化。元丰改制，罢纠察在京刑狱司归刑部，纠察审核在京狱案之责遂委御史台掌管。御史台狱，则由尚书省右司纠察审核。
开封府题名记碑，“包拯”二字因被后人抚摸现已不能辨认
北宋后期，大理寺狱亦审判京师刑案。宋初，“大理寺谳天下奏案而不治狱”，本身无刑狱机构，不审讯犯人。元丰元年（1078）因开封府狱事繁多，神宗诏置大理寺狱，恢复唐制，京师百司之狱归于大理。于是，大理寺分左右两部：左断刑，掌断天下疑案及命官、将校犯罪案；右治狱，掌判决京师刑案，“应三司及寺监等公事，除本司公人杖笞非追究者随处裁决，余并送大理狱结断”。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大理狱非得旨不许送理官宅》云：“自神宗置大理寺狱，著令专一承受内降朝旨、重密公事，及推究内外诸司库务侵盗官物。余民事，送开封府。”大理寺狱掌管京师诸司刑案，而开封府负责处理京城居民的诉讼案件。不过，此就一般情况而言，如遇特殊情况，开封府也可审理居民以外刑案；而居民案，大理寺狱也能审理。
开封府、大理寺和御史台是宋代京都最主要的司法机构，京师刑案常移审于三者之间。大理寺狱，流以下罪可专决，死刑报御史台差官审核。元丰二年二月知大理卿崔台符言：“流以下罪，长贰亲录问决遣。其大辟罪，乞牒御史台，选差曾任亲民常差官一员审问。即特旨推勘，罪至大辟或命官，即临时取旨差官。”宋神宗诏：“大辟罪牒御史台差官，赴纠察司审覆，余如所请。”此外，大理寺和开封府狱有重大案件还可“上殿奏裁”。
男主角赵不尤每天都在架阁库埋头整理案件卷宗，贴书吏到底是什么职业？
县衙对简单的案件采取“当厅果决勘状”的原则，只对当事人“面谕罪名”。审断的时候，未经呼唤的“厅子”“典押”不得上厅。不能一日结绝的案件，县官必须检查法令，仔细写下“书判”，所以往往需要一名吏人在案旁轮值：逐日轮贴书一名于案侧，执笔抄节所判出状词，其判语则全录。
“贴书”就是“贴司充书吏”，是“贴司”的别称，乃指官衙编制名额内的私名书手。成为县衙贴司的条件则是“召主户三人，保有行止、立籍”。北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以前，“诸县人吏正名外，不许更置贴司、抄状司。景德二年，诸官司私名书手，并量人数，立额”，到了南宋绍兴年间，县衙贴司的编制又有所增减，如绍兴五年（1135），“县贴司，每案不许过五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增上县人吏三十人，贴司二十人，下县贴司同人吏”。“贴司”主要的工作是与“手分”负责重新编排县衙内的架阁文书，或是登录县内的租税产簿，是属于管理文书的吏人。贴司是衙门里的基层人员，他们的阶级高于门子，次于手分。如果表现良好者，就可以升等为手分。
“手分”则是县衙吏人的基本资历之一，他们每日有固定的工作量。北宋的“官箴”认为应该“手分各置逐日工课历子，分受公事，了即勾销，日下实不能了者，批凿行遣因依，呈押”，以确实管理手分的工作进度。手分是必须在架阁簿书上签名的吏人，所以可说是管理文书的主要典吏。
宋代将“讼牍”归于为架阁文书之一类，尤其是南宋视“狱囚案款”为重要的架阁文书，吏人若管理不当时，依“黏贴、印缝、藏匿、弃毁、拆换”等犯罪情节，处以徒一年至盗罪，若是遗失一般的听讼案牍，县吏人至少必须入狱“枷锢”推勘、断罪，若亡失已编号上架阁的狱讼文书，不仅要入狱枷刑问罪；断罪之后，限时追寻该件文书，若再限满百日尚未能寻获，又得受处杖八十。
《知宋·宋代之书画艺术》
洪再新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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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知宋·宋代之书画艺术》共选文12篇，既有名家之论，也有后学之作，兼具经典性与前沿性，研究范围涉及画史画册、金石鉴藏、画作研究、数码技术等多个方面，内容丰富，阐释深入，具有时代新意和世界视野。主编围绕宋代书画艺术的价值，精心编写导言，分篇撰写编者按，有助于读者了解宋画，进而理解宋韵文化的精神实质，发掘提炼宋韵文化的当代价值。
《知宋·宋代之司法》
戴建国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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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知宋·宋代之司法》重点探讨宋代法律制度、法律理念、法律实践。宋代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一方面承袭唐代之制，另一方面又进行改革，创立了颇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全书分三编：第一编为“宋代的司法审判机制”，第二编为“宋代基层社会的法律日常”，第三编为“宋代司法裁判的价值理念”，共选论文14篇，内容丰富，逻辑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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