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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第一批华工开路先锋踏上旧金山港的码头以来，二十年之后，也就是一八六九年，已经有数以万计华人在美国生活。
其中许多华人已经不年轻了，有些人已经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甚至将近二十年，而且大家都过着漫长又寂寞的苦日子，能休息的时间很少，报酬微薄。
若换成其他人到了他们这个年纪，尽管生活艰困，但还是可以靠妻子陪伴与儿女带来的欢笑而继续过下去，但他们却必须在他乡异国独自苦撑。
1、光鲜的背后
也许最悲哀的是，他们没有旅费可以常常回国，也有人是因为一败涂地而不好意思回去，某些人则是透过信件得知，他们来到美国前妻子所怀上的儿女已经成年了。这一切值得吗？
对于那些多年来工作始终不稳定，从来没有好表现的人来说，答案肯定是“不值得”。
也许，最可怜的是那些还在淘金的人。距离金矿的发现已经二十年了，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单打独斗，拿着筛子与淘金盘，再买一匹小驴当驮兽就够了，而是变成大企业的独门生意，因为采矿时必须使用昂贵机具去挖掘结晶石块，然后靠大批廉价劳工从石块中提取出黄金。
仍待在金矿业的华工此时大都已沦为大公司的廉价劳工，而且在薪资待遇上饱受种族歧视──白人的日薪为七美元，华工却最多只能拿两美元。
不是只有金矿业有华人矿工，煤矿与汞矿也有，而且有些人因为吸入过多含汞废气而生了重病，最后会变成“不停颤抖的无牙残躯”，已经药石罔效。这些人年轻时曾想来美国实现“黄金梦”，如今美梦早已永远成为泡影。
他们唯一看得到的未来，就是在这异地接受死神的召唤。
的确有数以千计的华工来到美国后只是被用完就丢，未曾尝过一丁点美国梦的滋味，但并非所有华工的下场都是如此，而且这也不是最常见的状况。
少数运气较好的华工的确在“金山”发了财（有些是靠淘金，但更多人是因为变成了勤勉的企业家），按原订计划回到了广东，再也没回美国。对这些人来说，去美国只是为了求财。至少从美国华人史的角度来看，他们的故事是以喜剧收场。
有些华人新富回中国买地，在乡下兴建大宅院，实现了下半生要变得“有钱有闲”的美梦。他们和儿孙述说关于旧金山、关于加州金矿的故事，也许还会提到美国西岸的其他地方。他们所描绘的金山就像拍立得拍出来的快照，注定会随着年月消逝而褪色。
另外还有一群人，在美国混得很好，会定期回中国待一小段时间，与家人团聚叙旧之后就回美国。尽管十九世纪美国华工的薪水往往比白人还少，但已经足以改善老家亲戚们的生活。不过，正因为如此，华人前往美国的移民潮也造成了一个比较不为人知的负面影响。
十九世纪的这个时期，美国人一周的薪水相当于中国劳工好几个月才能挣得的收入。因此，尽管美国华工的薪水微薄，但却已经足以在广东造就出一个新富阶级。
许多当时所谓的“金山家庭”享受着老祖宗们恐怕连做梦都想像不到的荣华富贵，而这全都是因为美金具有汇兑上的优势，再加上他们在美国的华工亲戚愿意做牛做马，忍受漫长的工时。华工拿着在外国赚到的美金回国帮家人盖屋买楼，甚至购入暑假专用的别墅，为孩子们聘请东翁先生，甚至送他们去上相当于大学的西式学堂。
很快的，这些人普遍出现一种心态：既然有亲戚在美国赚大钱，干嘛还要工作呢？
2、乡人眼中的“风光”
例如，广东省台山县是华工汇款数量最多的地方，原本当地人克勤克俭的工作精神早已在二十年间消失殆尽。金山华工的妻子们本来都很节约，持家有方，甚至会刻苦地自制手工艺品在当地市场贩卖，贴补家用，如今她们将手工的工作交给了家仆。
举凡金山华工的儿子、兄弟、子侄，本来都是勤奋的农夫，如今却开始聘用农工帮自己做事，甚至任由农田与灌溉系统荒废，花钱从其他地区进口食物。看来，再这样下去，台山人迟早要拿外国汇回来的钱去购买外国的米，所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船只偶尔不能开，厨房马上就断炊。”
台山县原本是全中国最有企业精神的地方之一，在一八五○年代时尚能自给自足，但短短几十年间却变成人人“茶来伸手，饭来张口”，只因很多老婆都有个华工丈夫在千里之外刻苦耐劳、日以继夜地工作。
除了原来的工作技能与冲劲渐渐丧失之外，更具伤害性的，是他们开始培养出各种需要花很多钱的品味。
这些“金山家庭”的数量愈来愈多，而且大家开始沉迷于追求享乐。女人买起了珍稀艺术品与珠宝，男人则变成烂赌鬼，染上鸦片烟瘾，或者花钱买小妾。
当时某位地方官后来在书中如此批评台山地区：
“宁邑地本瘠苦（“宁邑”指新宁县，是台山的旧称。台山县是一九一四年以后的正式称呼），风俗素崇俭朴。”
但“自同治初以来，出洋之人多获资回华，营造屋宇，焕然一新；服御饮食，专尚华美；婚嫁之事，尤斗靡奢，风气大变。”
这一切都是因为台山的年轻人出国赚钱，为当地带来许多巨大改变。
某些家庭有先见之明，懂得存钱，但其他家庭则是大肆挥霍。因为海外资金源源不绝流回家乡，谁也没想到要去质问这种新的生活形态。所幸，并非所有的钱都被虚掷在个人享乐上面。
许多“金山家庭”慷慨解囊，创办新的中小学、大学、图书馆，或挹注在其他公共建设上。
据《台山县志》引用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出版的《新宁县志》所载：
“近年藉外洋之赀，宣讲堂、育婴堂、赠医院、方便所、义庄诸善举，所在多有”（“宣讲堂”即新式学堂；“育婴堂”即孤儿院；“方便所”即收留游民的地方），不过“民风转入奢靡，冠婚之费（即弱冠之礼与婚礼的花费），动数百金。田既硗薄，力复不济。”
另外一个问题则令人感到更为忧心忡忡。台山地区人士原本恪守儒家道德与伦理，就在这些传统价值几乎荡然无存之际，当地社会也陷入了动荡不安。
3、家乡的战火
从道光、咸丰两朝（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广东地区的民变屡有所闻，而且常常在爆发后演变成庞大的叛乱势力。
例如，秘密会社洪门所属的三合会就曾在这里组织红巾军起事，意图推翻满清。在起事之前，三合会的贼人早已长年恐吓乡村地区，胁迫农夫入会，并且向各个城镇勒索保护费。到了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广东地区的三合会会众以“红巾军”之名叛变，各地村民被迫把自己武装起来，保家卫乡。两年后红巾军才遭剿灭，七万五千人因为有附匪之嫌而在政府秋后算帐时被砍头。
同样令广东陷入腥风血雨的，还有所谓“本地人”与客家人之间的械斗（又被称为“土客械斗”），而且此一冲突的滥觞甚至早在清朝创建（一六四四年）以前就已经存在。
讲粤语的“本地人”早在宋元之际（十三世纪）就先在广东的低洼地区落脚，他们占有的土地较为丰沃，至于客家人则是因为比较晚移居广东（而且就是因为这样才会被称为“客人”），不得不找地力贫嵴的丘陵地栖身。
土客之间生活条件如此悬殊，所以就打开了两个族群之间历史悠久的对立关系，双方不只争夺土地，也竞相鼓励子弟透过科举考试取得官职。
结果客家人的表现太过杰出，清廷还得特地针对他们设定名额限制，但这更是让客家人蒙冤含恨。土客之间的暴力冲突在咸丰年间（一八五○年代）陷入白热化，而且可说是红巾军之乱带来的后遗症。村民们为了对抗红巾军而把自己武装起来，此时则是转而把武器用来进行械斗。
据统计，从咸丰四年到同治六年（一八五四──一八六七）之间，有二十万人因为土客冲突而丧生。
从美国汇回家乡的钱显然让这情况更为恶化。在广东人大量移居美国的二十年之间，该省大多数的时间都是盗匪猖獗，因为失业的人深信中国的腐败已经无药可医，所以老实人根本无法出人头地。
打家劫舍、绑架与武装抢劫等案件发生的频率骤增。那些“金山家庭”如今在一般人眼里已经与地方士绅无异，所以也就变成了盗匪的肥羊，结果他们就需要家人从海外汇更多钱回国，才能用来购买武器、兴建碉堡高墙，抵御外人入侵。
最讽刺的是，华人移工在海外做牛做马，就是为了让家人有好日子过，没想到有钱之后，他们的日子反而过得比以往更不平静、更不安稳。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群美国华工返乡的目的与其他华工大不相同。有些华工事业有成，回国鼓励子侄、兄弟也踏上他们的移民之路，到美国帮忙打理生意。
他们认为，尽管美国充满种族偏见与歧视，但还是处处都有机会──至少相对来说，比中国还多。他们并未怀抱着思乡之情，留恋故人亲友，而是展望未来，希望有朝一日能把所有的家庭成员带到美国去过新生活。
美国的确有种种不是之处，而且当然也不像过去那样欢迎华人了。
问题在于，这些华工就是有一种“回不去了”的感觉：每次返乡，他们总觉得自己与过去在中国的人生愈来愈脱节了，而且渐渐觉得美国的生活才是他们想要的。就在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前，家人们倒是都先看出来了。
4、“小麦谷仓”的华人
从流传后世的一些轶事看来，他们的种种行为举止，包括喝咖啡、戴美国人的帽子或者在与人聊天时不经意地混用英语和广东话，总是让仍然住在乡间的亲戚们感到困惑不已。
直到多年后回想起往事，华工们才会意识到自己的改变有多大。例如，纽约华埠第一中华长老教会创始人许芹牧师曾表示，他记得小时候在广东曾听说白人都是一些“满脸是毛……红发碧眼的洋鬼子”，而且都是一些“野蛮粗暴的恶人。”
等到后来归化为美国人了，对于自己以前居然曾经深信那些鬼话，他感到非常好笑。
有些华人即使没有把美国当成一个奇怪的地方，还是觉得有某些小事让他们惊讶不已，而且印象深刻。
某位十九世纪华人移民回想起自己抵达旧金山那天的情景，他说：
“走在街上，我们只觉得美国人的长相与服装实在太有趣了，所以大家全都笑了出来。”
一些人则是对于白人身穿合身的西装而感到很震惊，因为中国人都认为，绅士应该是身穿宽松的长袍马褂才对。
不过，时间一久，总有一天这些华人移民回国时，在亲友眼里他们不像中国人了：因为在新大陆住惯了，他们总会有一些行为举止上的改变。
横贯大陆铁路于一八六九年完工后，数以千计的华工遭铁路公司开除，他们顿失生计，也无法继续汇钱回家，必须找新工作。尽管事实证明华工充满干劲又懂得如何创新，但还是无法找到一般比较正常的工作，只因他们并非美国人。不过，这些在美华人还是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与勤奋的特质来解决这个问题，及时把握任何机会，即使工作环境脏污危险也不在乎。
横贯大陆铁路开通后，从加州运送新鲜农产品到美国其他地区已经变得有利可图，所以该州居民将许多沼地与谷地开垦成农田，也因此需要大量农工。某些比较有生意头脑的华人乘势做起了人力中介的生意。因为他们会说粤语，所以可以招募、管理大批华人移工，而且由于他们已经融入美国社会，也能与持有农地、农场的白人谈出比较好的条件。
这些华人中介两边收钱，向华工收取帮忙找工作的钱，也向白人收中介费。华人中介也可以帮华工弄到任何他们需要的东西，借此收取费用。
我们不知道这些中介是否曾主动从中国招募新的劳力，或者只是使用那些既有的铁路华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确在劳资双方之间扮演了某种实质性的必要角色。
许多白人地主很想雇佣华工，因为他们的工资不贵，而且自理生活的能力很强。例如，这些华人农工会在契约中与农地主人商定，伙食由他们自煮自理，或者另聘一位厨师。他们也会睡在自己的帐篷，或者在室外找地方睡觉。
没几年光景，华人就已经变成农工的主力：在一八七○年，只有十分之一加州农工是华人；到了一八八四年，比例已提高到二分之一，在一八八六年，比例已逼近十分之九。
华人是当时美国西部农业生产活动的主要劳动力。他们负责播种、犁田，到最后加州大概有三分之二的蔬菜都是华人种出来的。
多亏华工们流血流汗，加州水果的输出量才得以飙涨：
一八七○年代初期有近两百万磅，十五年后变成一千两百万磅。因为华工人力的大量投入，谷物很快就超越矿产，成为加州的最大收入来源。到了一八七○年代，加州已经变成美国的“小麦谷仓”。
5、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不过，无论上述种种贡献再怎么重要，也比不过华工在开垦沙加缅度-圣华金河三角洲时所立下的汗马功劳。
每年春天，沙加缅度河与圣华金河这两条加州的主要河川都会发大水，在两者交会处形成一个面积高达几百平方英里的三角洲。
生长在湿地的芦苇，腐烂后堆积出一种被称为“泥炭土”的肥沃土壤层，但若是要使用这种充满养分的土壤，农工必须先把水抽干，将三角洲的土地加以清理翻动，并且兴建出许多堤坝沟渠，以免农作物遭遇氾泛滥之灾。因为马脚会直接陷入烂泥中，所以必须有人来做种种粗活，但很少白人愿意把脚踩进深度及膝（有时甚至及腰），而且蚊蚋肆虐的沼地烂泥里。
只有华人愿意干这些苦差事，在烂泥里工作，用刀把绵延数英里的腐烂芦苇割掉，并且用双手打造出许多水门、沟渠与堤坝，形成一个仿佛超大迷宫的灌溉系统。
各州，许多地主剥削华人移工的廉价劳力，用他们来发展农业。到了1886年，加州农工里的华工比例几乎已达90％。
在三角洲沼地开垦出五百万英亩农田的过程中，到底有多少华工因为生病、感染或过劳而死亡？
并没有相关的记录流传下来。
在某些地主眼里，华工的性命甚至不如牲畜重要。像是在一八七八年水灾时，许多华工为了用沙包把堤坝加高而拼死拼活，弄得满身泥泞，但地主派小船到上游却只顾着抢救谷物，任由华工自生自灭、向经过的大船嚷叫呼救。
我们非常清楚华工对地主的贡献：
要不是华工们对于雇主交代的工作肩负着极其顽强的使命感，也不可能将沼地变成良田。
此外，在垦地期间华工也发明出一种给马穿的“芦苇鞋”，让它们能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工作。
据某位土地测量人员估计，这些地主从联邦政府手里买下土地，往往每一英亩仅需两三美元，在开垦工作完成后土地价值暴增为每英亩七十五美元──而他们付给华工的薪水，却是每移除一立方的废土只需要付大概十美分。
如果将铺设铁轨与开垦沼地这两个庞大建设计划的产值加起来，华工对于加州经济成长的贡献可说相当于当时的好几亿美元。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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