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对主权国家而言，国内政治因素时刻影响着外交决策的运转。亚历山大二世时期，沙皇虽推行各项改革以扭转克里米亚战争后的帝国景象，但宪政道路行不通，中央权力机构缺少分权机制，民众顺从意识依旧，沙皇专制的政治属性并未改变。
这种封闭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决定了帝国外交决策缺少灵活性，沙皇执掌决策大权，秘密外交仍旧存在。外交决策仍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外交决策与军事行动无法达成一致帝国外交决策呈现出典型的集权性。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的专制制度
面对克里米亚战争落败后的景象，亚历山大二世在俄罗斯帝国开展了一系列改革，人们称他为“解放者”然而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帝国政治体制的属性，沙皇专制制度仍是俄罗斯帝国政治制度史的主题。
亚历山大二世执政后，受形势所迫推行改革以解决俄罗斯帝国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两个关键问题，即“关于解除农民的强制性农奴劳动问题：关于在政治经济事务方面恢复各个阶层已经中断的共同活动问题”。
在农奴制改革草案制定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在 1856年3月30日莫斯科贵族会议上明确表示农奴问题从上面比从下面解决好得多。1858年10月30日，亚历山大二世在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上提出改革原则强调沙皇专制秩序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在改革法案争论中，最终通过的《关于农民脱离农奴依附地位的总法令》更多考虑了地主的利益。关于农奴人身自由方面，农奴获得人身自由是有限的，主要权力仍掌握在地主手中。
在土地方面，法令强调“让农民使用这块份地是为了保障他们的生活，同时也是为了他们完成对政府和对地主的义务”。
赎取份地由地主决定，赎金远超土地实际价格，不利于农民经济的自我改造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俄罗斯帝国的农村处于贫困状态。
因此，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推行的农奴制改革是沙皇政府从维护地主利益出发的改革，保存了大量农奴制残余，一直到19世纪末，“在俄国不仅地主士地占有制是中世纪的，连相当一部分农民上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的。
列宁在揭露改革性质时指出：“在俄国“解放”农民的是地主自己，是专制沙皇的地主政府和它的官束。这些解放者是这样安排的，农民获得“自由’的时候，已经被剥得一千二净，从地主的奴隶主地位转到替同样地主和他们的走狗服役的地位。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亚历山大二世一开始就决定给地主尽可能多一些，以便使地主能够同意在形式上废除农奴制。
拉吉舍夫对此指出：“当我看到环绕在我周围的情形，我的心就被人们的痛苦所深深折磨。”“贪婪的人像吸血鬼般残酷无情，我们为农民留下了什么? 他们手中还剩下了什么? 空气，只有空气”。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政治体制的集权性
苏联学者指出：“国内政治因素始终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统治者对外政策的长期和战略性方针及其参与国际关系系统的性质。
纵观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政治体制表现出鲜明的特点，其一是沙皇专制主义，亚历山大二世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二是生活在沙制度下的俄罗斯民众已经形成顺从、守旧。懒散、崇拜等特点。
尽管改革是亚历山大二世有意识地与过去决裂的行为，但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内在逻辑的，君主专制的惯力太强，旧有的传统是不可能马上去除掉的。
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证明了俄罗斯帝国落后于西欧国家的事实，消除了俄罗斯政治制度比西欧国家政治制度优越的错误认知。亚历山大二世执政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改革没有涉及最高权力机构，权力仍掌握在沙皇手中。
就宪政问题而言，曾提出宪法草案的斯佩兰斯基已被赶出政界。亚历山大二世执政后，贵族对是否制定宪法的观点并不一致。
部分贵族担心改革后的官僚集团在掌握管理农民事务权力后力量会逐渐强大，会不把贵族放在眼里，因而赞成制定宪法。
帝国南部和东南部各省的贵族则对宪法问题漠不关心，他们对扩大自身参与地方事务管理的权力感到满意：莫斯科及周边省份的贵族则赞成制定宪法。1862年2月，特维尔省的贵族在省贵族会议上对沙皇政府提出严厉批评，指出政府在宪法问题上不作为。
以阿列克谢·文科夫斯基为首的贵族宣布放弃贵族的特权，并要求召集代表全体人民的制宪会议，在俄罗斯帝国建立新秩序。在给沙皇的信中，贵族强调“邀请从全俄各地选出来的代表是圆满解决令人感兴趣的，但2月19 日法令仍未解决的问题的唯一办法”。
对此，亚历山大二世采取镇压措施，参加此次贵族会议的13个贵族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被判失去两年至两年半的自由，禁止参加任何选举。1865年1月，莫斯科贵族在给亚历山大二世的信中提出，由全国各地选出的代表参加全体会议制定宪法。
对此。亚历山大二世在给内务大臣的诏今中指出。“联不会邀请任何人递交涉及国家共同利益和需要的请求书”。10月彼得堡地方自治会议呈请亚历山大二世召开全国地方局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和宪法问题。
亚历山大二世驳回请求，自治局主席克鲁泽被赶出彼得堡，彼得堡地方自治机构被关闭，一年左右没有开展工作。19世纪70年代，左翼激进派开始登上帝国历史舞台，虚无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革命密谋、恐怖主义和暗杀行动接踵而至。
亚历山大二世意识到继续改革是危险的，宪政道路会伤及沙皇专制制度，因此拒绝了贵族和左翼激进派的请求。
虽受制于现实条件，亚历山大二世在农奴制、地方自治、司法、军事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引进了资产阶级国家的因素，在俄罗斯帝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分权的尝试，然而这些改革都是在不破坏沙皇专制统治的前提下开展的。
虽然下放了一些权力，但改革的力度是有限的，甚至出现过改革措施左右摇摆的现象在经济生活中，俄罗斯帝国贵族地主阶级仍占统治地位，一直到19世纪末，“在俄国不仅地主土地占有制是中世纪的，连相当一部分农民土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的”。
在政治生活中，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没有触及俄罗斯帝国最高权力机构，亚历山大二世反对在中央建立拥有立法权的代议机构，沙皇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仅仅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
直到1905年，俄罗斯帝国仍然是以无限专制皇帝为首的绝对君主制。沙皇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依靠官僚机构进行集权统治，帝国没有议会制的传统。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外交决策的集权性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政治结构具有典型的东方特征，这决定了帝国外交决策同样具有典型的集权性，决策体系封闭且不具有灵活性，这是俄罗斯帝国外交决策的一般性规律。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的政治体系是典型的封闭式的体系，不具有开放性。因此，影响外交决策的因素更多的是沙皇，其他社会因素和大众传媒等的影响非常有限，“俄国的舆论。
交政策的决策方面行使了甚至比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其他专制的君主或立宪政策制定者更大的权力”。外交决策能否成功、外交风格的选择、外交大臣的任免，都取决于沙皇的外交素质、决策才能和行事风格。“俄罗斯一切的事情都要看沙皇是否高兴。
外交政策仅凭沙皇的心情好坏，便由自由主义转向保守也是绝对可能的。”[只傻斯麦曾抱怨说：“我们同俄国的关系完全要看沙皇的个人情绪。”
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罗斯帝国外交决策的运转是由一个复杂的体系完成的。在遇到重大外交问题时由沙皇、外交部、各部委及高官发起提议，外交部和有关部委起草议案，专门会议、国务会议、大臣会议商讨议案，最终由沙皇决策，由中央参政院一司颁布。
这个体系具有典型的集权性。第一，沙皇掌握立法权和执法权，是俄罗斯帝国精神上的最高代表，掌握帝国外交决策权。亚历山大二世可以决定国家对外政策的总体方针和策略，握有宣战、签订、批准条约的决定权。
此外，沙皇还控制着日常俄罗斯帝国对外交涉大权。可通过外交部及驻外机构呈送的专门报告了解帝国外交运作情况。并通过批示反映沙皇的意见。批示给驻外大使的指令，决定外交部的机构问题，驻外领事、军事、财政部门代表的任免均由亚历山大二世决定。
虽然在对外签约时，亚历山大二世需要大臣的“陪签”，但由于”陪签“不是硬性规定，沙皇完全可以绕过外交大臣，指定其他顺从自己的大臣陪签，因此亚历山大二世处于俄罗斯帝国外交决策的最高层。
《参考文献》
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沙皇俄国.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