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意识到1821年希腊革命对在欧洲和世界各地建立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1821年的希腊革命是在美国之后，欧洲旧世界第一次成功的自由民族运动，它或多或少与南美洲类似的解放运动同时（1811年至1825年之间）。
相当于它在每一个很快成为整个欧洲常态的新民族国家出现之前出现。
其意识形态的基础在上个世纪已经奠定——主要是由用法语和德语写作的思想家奠定的。
虽然希腊不是发明民族的国家，但也正是在希腊和希腊人那里，这个建立新民族国家的这个实验才在欧洲首次付诸实践。
始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从长远来看，它将更大的改变欧洲大陆的政治生活，也许还有世界的政治生活。
但是，在拿破仑·波拿巴的兴衰之后，在维也纳会议于1815年为整个欧洲大陆建立了国际秩序之后，时钟似乎回到了1789年之前。
然而1821年春天爆发的希腊革命开始改变这一切。
希腊革命的结果是整个欧洲地缘政治地图从十八世纪多民族、专制统治帝国模式转向二十世纪民族国家自决模式的关键点。
《伦敦议定书》与一个国家的诞生
一个关键的日期和事件经常被忽视或淡化，即使在希腊革命的历史中也是如此。
决定性的时刻出现在1830年2月3日。
它不是发生在战场上，甚至根本不发生在希腊，而是发生在白厅英国外交部举行的政要秘密会议上。
当天，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外交部长签署了一份被称为“伦敦议定书”的文件。
它首次宣布：“希腊将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并将享有完全独立所附带的所有政治、行政和商业权利”。
希腊（或希腊语中的Hellas/Ellada）就在那一刻诞生，并在欧洲政治地图上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革命仍然还没有结束，因为还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制定出所有细节，包括边界和政府制度。
但1830年2月的那一天是一个标志的转折点。
在那之后，在同一模式上创建的新欧洲国家名单很长：1831年的比利时，1871年的德国和意大利，1878年的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黑山，1908年的保加利亚，1922年的爱尔兰，1923年的土耳其，更不用说在两次世界大战和二十世纪冷战之后的大陆地图进行更广泛的重新绘制了。
一个特殊的民族国家
欧洲和世界的历史学家忽略了这一成就的简单事实，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始终集中在更北部和西部的更大玩家身上：法国、德国、意大利。
由于很多不同的原因，希腊革命的这一方面也没有得到希腊历史学家的适当承认。
根据斯皮里东·赞贝利奥斯和康斯坦丁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在 1850 年代和 1860 年代巩固的既定历史叙事，可以追溯到革命时期，发现希腊是不同的。
希腊是一个特例。
历史学家称这种方法为“例外论”。
例外论并非希腊和希腊人所独有。
远非如此，实际上，例外论的事情每个人都可以做。
故事是这样的，希腊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国家；1820年代的斗争是为了将这个国家恢复到以前的合法状态。
在当时和之后，希腊独立经常被描述为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再生”甚至“复活”。
但事实是，这根本不是修复。
我们今天所知道和喜爱的希腊民族国家，是在1820年代革命中建立起来的，就像我们通过保存在希腊人语言中的记录所知道的那样，在希腊人三年半的历史中，这是前所未有的。
古人执着于自治中的“自主”，小城邦就从未设法实现这一飞跃。
拜占庭国家，其传说中的财富，权力和地理范围，又是另一回事了。
当然它从未像希腊人自1821年以来所做的那样选择将自己定义为“希腊人”或将其人民定义为“希腊人”。
在1820年代和1830年代成为现实的民族国家对希腊人来说，就像当时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一样新鲜——即使你接受希腊例外论的论点。
希腊革命之所以真正与众不同，是因为从一开始，它就不仅仅是希腊人的事情。
1821年2月24日至3月8日，亚历山德罗斯·伊普西兰蒂斯在摩尔达维亚的贾西发表了第一份独立宣言。
它的标题为“为信仰和祖国而战”，向“欧洲开明的人民”发出了呼吁，他们“对祖先留给自己的利益充满感激之情，热切地等待着希腊人的自由”。
一个月后，在卡拉马塔，马尼亚特人的领导人彼得罗贝·马夫罗米查利斯发表了一个呼吁。
该呼吁以多种语言出版：
“因此，我们祈求欧洲所有文明国家的援助，以便我们能够更快地实现公正和神圣事业的目标，重新征服我们的权利，并使我们不幸的人民再生。”
革命在做出巨大牺牲之后最终取得了成功，因为1820年代最聪明、最有远见的希腊领导人看到了将斗争国际化的好处。
就这样，通过精明的希腊外交，当时的三个海上大国“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卷入了一场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这三个国家都不能让其他任何一个占优势。
当三国在1827年春天同意派遣一支联合海军特遣部队进入爱琴海，负责执行希腊革命者和奥斯曼军队之间的休战协议时，希腊人欢迎这种军事干预的迹象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奥斯曼帝国则拒绝了它。
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当年10月20日发生的纳瓦里诺战役。
奥斯曼帝国和埃及的联合舰队几乎被英国、法国和俄罗斯军舰的炮火摧毁。
这是希腊外交的最高胜利——因为很少有希腊人必须参加，也就意味着很少有希腊人丧生。
自由
从那天起，希腊革命的成功就得到了保证。
但这当然是有代价的：最终的定居点已经从希腊人手中夺走。
现在要由三个大国来寻找解决方案。因此，该议定书于1830年2月3日在伦敦签署。
列强已经决定，新国家必须是君主制，而不是其临时宪法所宣布的共和国。
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的次子奥托王子被任命为第一任国王。
王国的边界是同时确定的。
这些岛屿仅包括今天的希腊大陆的南半部，以及爱琴海最靠近它的岛屿。
希腊人和奥斯曼帝国在这些决定中都没有任何发言权。
在当时和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在今天，许多希腊人都对这一结果感到痛苦。
所赢得的胜利与许多人为之奋斗和牺牲的“自由或死亡”的绝对理想相之甚远。
另一方面，革命始于对欧洲良知的呼吁。
如果结果与良心无关，而与地缘政治计算有关，那么它也坚定地将新独立的国家融入了非洲大陆乃至更广阔世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中。
在理论上和法律上的“主权”国家中，希腊并不是唯一一个国家，经常被迫放弃其主权的某些要素，以换取与其他国家结盟的安全，或者为了得到更大更强的其他国家的“保护”。
在实践中，在现代世界中，所有独立国家都不同程度地会这样做。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优先”和英国脱欧给各自的国家带来了如此严重的破坏，而承诺的收益却如此之少。
1833年2月6日，当未来的国王奥托王子乘坐一艘英国军舰抵达纳夫普利翁时，在岸上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这一事件标志着双重第一。
希腊人漫长历史中的第一个希腊国家。
也是第一个效仿美洲并在欧洲旧世界赢得承认的新民族国家。
参考文献：